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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中国——理性之国
自1953年9月与毛泽东发生冲突之后，有两年多时间，梁漱溟主要是在家里读书看报，反省思过，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很少说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漠不关心，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其独立思考的性格。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当梁漱溟看到中共八大的这个决议的时候，感到十分惊喜，欢欣鼓舞。因为这个决议所表达的与梁漱溟这时所想的、所希望的实际上是一样的。当时，鉴于中共的成功，梁漱溟承认在夺取政权以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方面，阶级斗争是一种必须而事实上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对此，他能够也愿意接受；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在建设国家方面，阶级斗争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行之有效的，梁漱溟则表示怀疑。
但往后呢？是不是还要一个阶级斗争接着一个阶级斗争地搞下去呢？我说不清楚，但我的内心是希望不要一个接着一个，与其多，不如少；与其有，不如没有。我的认识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既要一步步向共产主义前进，阶级斗争总不会越来越激烈，至少搞生产，搞建设，搞科研，总不会处处有阶级斗争吧。
马背上取得的天下，总不能在马背上治之吧？这显然是梁漱溟当时的心思。
中共八大之后，梁漱溟满以为，中国很快就会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随之而来的，不是经济建设高潮，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而这场反右运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
梁漱溟困惑了，百思不得其解。当他看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现当中有这样一个论断：“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使梁漱溟的困惑与疑问得到了部分的解除。梁漱溟推断，也许目前的反右是暂时的，而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则是长久的。
在这种思想背景与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59年1月，梁漱溟开始写作《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试图对中共建国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作出自己的评说。
不可否认，在对中共建国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评说的时候，梁漱溟所引证的多是带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宣传材料，或自己参观考察时所得的见闻，因此，其评说难免欠准确；而且，梁漱溟在对中共建国成就加以评说的时候，也使用相当多的歌颂言辞，这是时代使然。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梁漱溟在对中共建国成就加以评说的时候，他没有将中共的成就归因于阶级斗争，而是归因于人心的透达，归因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
梁漱溟认为，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具有最强的活动力，因而也就是具有最伟大的创造力。当人类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的时候，就可能（但不一定）有成绩表现出来。“所谓成绩是指什么呢？那不外改造大自然界以利用厚生的经济建设和在这经济基础上同时发达的种种文化和文明。”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是时时都得其发挥表现的，它常常被阻碍与埋没。那么，是什么力量常常在阻碍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呢？梁漱溟认为，在过去，自然灾害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阻碍力量，但是现在人们对于许多自然灾害大体上都能克服。现在，阻碍人类创造力得以发挥与表现的力量，恰恰出在人们自己身上。这就是人们的活动远未能时时都从人类这个大立场出发，共同对大自然作斗争，相反，倒有数说不尽的斗争或明或暗地起于人对人之间。这种人对人的斗争，存在于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血缘的、地缘的、宗教的、民族的种种不同集团之间，乃至个人与个人之间。
人们既把他强大的活动力很多很多用来你对付我，我对付你，而不是用于对付自然界，从人类创造力的发挥表现来说，岂不是受到无尽的阻碍和埋没吗？
人对人的斗争不仅会牵掣阻碍人类的创造与进步，甚至会把建设起来的成绩破坏毁灭，以致不前进而倒退。
在这里，梁漱溟实际上是在委婉地表示，阶级斗争不仅对经济建设无益，反而对经济建设是有害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梁漱溟为什么不把建国十年的成绩归因于阶级斗争，为什么对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运动不加支持。
按照梁漱溟的观点，建国十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中共与毛泽东的领导得法。所谓领导得法，在梁漱溟那里，主要是指能解除那些不利于人类创造力发挥表现的阻碍力量，而多方助成其待以发挥表现的有利条件和机会。
梁漱溟认为，中共与毛泽东领导得法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路线正确。说得具体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经过努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一个统一稳定的新中国，并领导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为人类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十年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一个首要因素。
当然，梁漱溟并不否认，中国假如没有走向社会主义，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对外有以应付国际环境，对内予农工百业以生息长养的机会，一切建设与进步还是会有的。但是，“像今天这样突飞猛进则不可能有”。
何以见得如此？为了说明这一点，梁漱溟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作了比较。梁漱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财产私有。这样，就有可能大大促进人们的利己心的活动，提高人们运用财物的能率，更重要的是，它使得生存问题落在每个人身上，时时刺激人们去活动。这对人类创造力的发挥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也会造成人们彼此间的竞争与斗争，而不能使人们合力一心地向自然界去争取，去创造，反过来又会阻碍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废除私有制，而走向公有制。这时，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上由公家负责解决，不需各自操心。这样，就能消除人间的生存竞争与斗争，使人们合心一力向自然开战，对付自然。梁漱溟说道：相比之下，“两条道路在农工生产以至一切经济、技术进步上，究竟谁将有更快、更多、更好的成绩还待说吗？”
但是，梁漱溟也意识到仅从人们的用力方向问题来说明社会主义道路优越于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解答才行：
一、不再受到生存问题的驱策，人们是否还努力于生产，还勤于其工作？
二、私有制废除后，人们不再有增殖财产扩大家业的进取心，是否还积极于生产？
三、一切问题都集中起来解决，有总的规划和安排，不须个人自己操心，除负责领导的少数人之外，人们只在听分派，只是被动地活动，心思力气难可发挥，还有什么积极创造？
梁漱溟认为，第一、第二两个问题，若对人类生命有了全面的认识之后，便很容易作出解答。人有身心两面，人类所以区别于动物，与其说是在身体，毋宁说是在心思。要唤起人类的创造力，可从人身一面着手，如生存问题的驱策、增殖财产的利己心都属此类，但这只能激发个体的积极性，而不是群体的积极性，这样唤起的创造力是不够深透的。资本主义正是从这方面去唤起人类创造力的。要唤起人类的创造力，也可以从人心一面着手，这就是“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这是更重要的一面，从这个方面作去，不仅能唤起个人的积极性，而且能唤起群体的积极性。这样唤起的创造力更深透。社会主义是从这个方面去唤起人类创造力的。
至于第三个问题，梁漱溟认为，这的确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应当注意的。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其所以卒于不成问题，就在集中之中力求民主，就在随时随处要走群众路线。”
梁漱溟在这里所涉及的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说梁漱溟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或解答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解答显然是太简单了，太乐观了。现实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远不是梁漱溟所说的那个样子。
中共与毛泽东领导得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他们大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中共与毛泽东调动群众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方式、手段，梁漱溟作了详尽的罗列与分析。在他所罗列到的方式、手段中，除了他自己特别强调的，他认为是他在考察时发现的“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之外，多为中共与毛泽东历来强调的走群众路线之类，在此我们不多论。
总之，梁漱溟认为，建国十年的成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的结果，而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则又是由于中共与毛泽东的领导得法。
中共与毛泽东为什么能如此领导得法？梁漱溟认为，这与中共和毛泽东他们对人的认识有关。
领导是否得法是与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看法密切相关的。梁漱溟认为，在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看法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保守派的或低估派的；一种是反对保守的、反对低估的。
什么是低估派思想？例如说：人们都是好逸恶劳的；人们都是贪图物质利益的；人们都是要被管束着才行的；而惩罚严厉则是好的管理所必需的手段，等等。总之一句话，对于人民群众它总是信任不够和估计不足。
梁漱溟认为，低估派对人的这种看法，无可否认，都是事实，但是仅仅看到这些，那对人的认识是片面的，还不能算是对人有了真正的认识。实际上，人也是自觉的，是主动的，人之所以为人在心不在身，人心是可以超越身体而不受其束缚的。只有认识到了这些，才能说是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的生命有了深刻的理解。
梁漱溟认为，中共与毛泽东之所以能如此领导得法，就在于他们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生命有深切的认识。
综观梁漱溟对建国十年成就的评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梁漱溟是在表露他自己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生命的认识。但是，他却把自己的这种认识投射到中共与毛泽东身上，并当成是中共与毛泽东的认识。对此，梁漱溟自己也已经认识到。
当梁漱溟在1961年初完成《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又有了变化。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苏关系恶化，为了防止出现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中共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看法。到1962年9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更作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的论断。对于中共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的变化，梁漱溟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其在《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中所表达的观点。
正由于梁漱溟没有随着中共与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观点，才会出现1964年底他在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以“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科学之事”）、“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完成任何艰巨任务”（“道德之事”）这“两个大道理”去理解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事情。梁漱溟因此而被指责为否认与反对阶级斗争，并于1965年5月至10月，又受到了一次为期半年的批判。
1965年对梁漱溟的批判结束之后才几个月，中国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7日，在一次政协小组学习会上，梁漱溟公开表示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烧到政协，梁漱溟这次算是交了“好运”，没有受到批判。但是，如同许多人家一样，梁漱溟却没能逃脱被抄家的厄运。8月底，他的家就被红卫兵造了反，住房被占，所藏书籍、书画、手稿，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抄走。他那刚完成了七章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也因此被迫中辍。
就在整个国家都失去理性的环境中，梁漱溟并没有中止他的学术研究活动。1967年3月25日，他开始了一部在他生前鲜为人知的著作的写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部在1970年4月，亦即“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力作，书名就题为《中国——理性之国》！
如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梁漱溟也相信，由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上的成功，中国很有可能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在世界未来文化的开创方面起着先导作用。梁漱溟认为，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来龙去脉。中国现在在世界上能有这样的特殊表现，肯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他写作《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就是想对中国能有这种特殊表现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这就得研究中国历史，包括中国现代革命史与中国古代史。梁漱溟发现，为了弄清中国能有这样的特殊表现而进行历史考察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其中一个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担负开出共产主义社会前途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出现时间之晚，人数之少，又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今天看起来，人类历史前途这一伟大使命倒难望世界上其他先进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去完成，而偏偏即将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中国率先成功呢？”
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中国率先出现，所反映的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一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同样的问题。了解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什么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取得成功，对共产主义有可能率先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为此，梁漱溟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历程作了分析、考察。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现出了人的自觉创造能力。
梁漱溟指出，人间之事，无论大小，其要成功，无不有主观努力在内，而任何主观努力又无不资据于客观形势。说得具体点，任何事情要成功，都必须对客观形势有正确的认识，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运用这些客观条件。而对客观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对主观能动性能充分发挥，都必须有高度的自觉。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高度的自觉尤为重要。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形势决定的。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客观形势是：
（一）国内形势则为内地农村破坏惨重与广大农民在革命动力上之重要性——农村破坏主要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首先是手工业农业以工业品农产品之输入而先后破坏）与军阀混战无已之两方面而来；整个社会牵率地日趋破产，向下沉沦，问题严重，势非革命不可，革命动力必出于苦难深重之群众自发地要求打破现状，其首要则在广大之农民是已。
（二）国际形势则进入列宁所谓帝国主义时代，而且十月革命既得成功，因而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已无可能，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其前途出路却只有指向社会主义一条。革命领导权之不在资产阶级而在无产阶级，实决定于此。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客观形势决定了她只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她所拥有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她所能依靠的、必须依靠的只有广大的农民。而中国的农民，散漫异常，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他们什九是文盲，加以交通不便，耳目闭塞，只有久远相沿的风俗习惯而缺乏任何新知识，虽则苦难深重，却不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更不晓得前途出路何在”。
依靠农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显然是一个绝大的难题！但是这个绝大的难题，经过四五十年的主观努力居然得到了解决。这到底是怎么得到解决的呢？
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个问题，先得了解无产阶级这个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有其有形的一面，这就是指身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集中起来的工人；有其无形的一面，这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与精神。而无产阶级的精神与品质是深受社会环境影响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无产阶级品质与精神的丧失，就在于其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梁漱溟说道，既然有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就有非无产阶级的人来搞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其本身或家世都不属无产阶级，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导师和革命领袖。既然无产阶级可能资产阶级化，则非无产阶级的人也可能无产阶级化，即非无产阶级的人在社会环境的陶铸下或经过思想教育功夫，就可能有着类同无产阶级的品质与精神。
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解决依靠农民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绝大难题，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知识青年（青年知识分子）能自觉地无产阶级化，并成功地使农民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人无产阶级化，使他们能本着无产阶级的立场，以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使命自任，也就是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精神与品质。
梁漱溟认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亦即战争时期，知识分子与农民等的无产阶级化，主要得力于毛泽东发明的农村武装革命。他指出：
武装革命缘何有此奇效？要知道，有对抗，始有团结；严重的对抗，引出来紧密的团结。单是组织共产党，敌我彼此分界未云明朗坚确，可能有人出出入入于其间。断然发起武装革命了，便与浑浑噩噩苟安已久的旧社会划然分裂对抗而决斗，既为旧统治方面剥削方面所不容而严厉镇压，敌方我方严峻分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恰是根治农民与知识分子一向散漫自由的妙药。加以革命时期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生活，人人与集体相依为命，一息也离不开。一切为集体生存及其前途开展所必须的组织纪律性就会培养锻炼出来，而种种不良的老毛病就会得到改除。
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亦即和平建设时期，则主要是人人都必须思想改造，齐向无产阶级化迈进。这时无产阶级化的途径，梁漱溟认为主要有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开展整风运动，狠抓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又红又专等等。在这方面梁漱溟基本上罗列了他在《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中提到的中共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那些方式。梁漱溟认为，人们无产阶级化的途径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有所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重视人的作用、尊重人，“一贯地以人的精神之优越抵补其物的条件之不足”。
当然，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泽东能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具体实践中来，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开辟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像陈独秀那样，片面地强调中国无产阶级根浅力弱，主张要等中国发达了资本主义工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拱手把民主革命领导权让予资产阶级；或者像李立三等人那样，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主张循一般革命的方式，径直以罢工暴动纠合起义军夺取中心城市，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创造性地开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是其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表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功劳是不可否认的。梁漱溟甚至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而没有毛泽东呢，就没有四十几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正同乎列宁之于俄国那样，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第一因素。”
而毛泽东所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之所以能在中国走通，“第一是为内地农村破坏惨重，在革命动力上广大农民实居重要；第二则为全国自1911年后长期陷于分裂内战这个环境形势条件给它莫大便利”。梁漱溟认为，这样的形势与条件也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偶然的，“也有其所从来的历史背景”。譬如，军阀内战。梁漱溟分析道，若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特殊，历来缺乏阶级，致使武力寻找不到合时宜的够条件的主体而失去其工具性，在1911年以后会出现这样长期的军阀内战吗？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革命道路之特殊及其成功，实根于老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而来。
梁漱溟认为，其实，老中国的特殊，在毛泽东本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梁漱溟说道：
毛主席把一般说来起于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性地改而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来完成它，固由于中国社会客观形势所不得不然，但其独出心裁为此创造，且能贯彻下去胜利地把路走通，则与他本人之出生在农民家庭，熟习农村生活，深谙农民心理，在知识上情理上（特为重要）都具备有团结农民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有利条件，是分不开的。稀罕的乃在他一面竟然又通古达今，学问渊博，为冠绝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兼备着两重不同的资格面貌于一人之身。这自是其天才过人，有不待言；但怕亦是在中国社会乃有此事，在外国不会有的。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又能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亦农亦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在是老中国社会所特有。
梁漱溟还认为，在世界上唯独中国有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的人被改造得无产阶级化，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一时间的偶然奇遇，也是有老中国社会文化为其根柢的。说得具体点就是“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与此有极大关系”。
中国社会为什么能为中国革命提供这样特殊的背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社会特殊的根源何在，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向古先中国人身上寻求。梁漱溟寻求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特殊的根源在于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
由此看来，梁漱溟对中共能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形势下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并有可能在世界上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考察，无非是想说明，中国能开出如此局面，是高度发挥了自觉能动性的结果；无非是想说明，中国能开出如此局面，并不是偶然的，“而实为有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种其因”。社会主义实际上就出自人类理性的贯彻。梁漱溟把他的这部著作题名为《中国——理性之国》，原因就在这里。
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梁漱溟表面上是想弄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但从他的分析论述看，梁漱溟实际上是力图用他自己对人尤其是人心的认识，用他所理解的儒家心性理论，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出解释。他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品质与传统儒学精神的一致性、相容性，具有颇为明显的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儒家化的倾向。他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想说明，他早年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证实，而且还将继续得到证实。
梁漱溟的《中国——理性之国》，是其《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对于这次运动，梁漱溟既弄不清楚其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开展这场运动的动机与目的，但是，他十分清楚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因此，好长一段时间里面，梁漱溟对于这场运动不置一词，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然而，对于一个对孔子与儒学素有研究的人来说，在这样的运动中，保持沉默也是一种罪过。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梁漱溟才表示，自己对于批孔有不同意见，但是为避免妨碍当前的运动，不想公开，如有必要，可写出来交领导阅看。
然而，几个月后，梁漱溟不想公开的不同意见还是公开了。1974年2月22、25日两个下午，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直属组作了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梁漱溟没能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将这个题目所含包的全部内容讲完，只讲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的部分。在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上，梁漱溟提出了他的两个观点：一是古中国似不曾经历奴隶生产制社会那一阶段；二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后来，梁漱溟将这部分内容改写为《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很明显，梁漱溟的这两个观点纯属学术性的研究结论。而且，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梁漱溟在论述他的这两个观点时，所引证的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或论著。
即使是这样，梁漱溟也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因为，自从1973年8月，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发表并被毛泽东批上“杨文颇好”四字之后，孔子是维护奴隶制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并成为官方学说。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时论之批孔者皆从孔子卫护奴隶制这一点出发，否认奴隶制即使时论失据。”在那种除了政治没有学术或者说学术成为政治奴婢的时代，梁漱溟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不被批判，那才是奇怪的呢！
也许是梁漱溟迫切希望能尽快结束对他的批判，3月8日、11日，梁漱溟就先后发言，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未必有奴隶制这样的学术观点，“既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又且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其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同时又表示自己“不能随从批孔”。结果可想而知。
随后半年多时间，小会大会，或以学习“批林批孔”为名，或从“批林批孔”入手，对梁漱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斗争。对于这些批判会，梁漱溟从不缺席，每次都在座静听。1974年9月23日，当其所在学习小组的召集人征问他对这些批判有何感想时，梁漱溟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4年6月25日，梁漱溟开始把他在2月发言中还没有说的那部分内容仍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整理为一篇论文。如果我们把梁漱溟的这篇文章与他的《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观念，在《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已经提到。所不同的是，这些观念，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面是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在这里则是为了评价孔子、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与价值。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认为，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当梁漱溟看到中共八大的这个决议的时候，感到十分惊喜，欢欣鼓舞。因为这个决议所表达的与梁漱溟这时所想的、所希望的实际上是一样的。当时，鉴于中共的成功，梁漱溟承认在夺取政权以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方面，阶级斗争是一种必须而事实上证明也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对此，他能够也愿意接受；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在建设国家方面，阶级斗争是不是必须的，是不是行之有效的，梁漱溟则表示怀疑。
但往后呢？是不是还要一个阶级斗争接着一个阶级斗争地搞下去呢？我说不清楚，但我的内心是希望不要一个接着一个，与其多，不如少；与其有，不如没有。我的认识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既要一步步向共产主义前进，阶级斗争总不会越来越激烈，至少搞生产，搞建设，搞科研，总不会处处有阶级斗争吧。
马背上取得的天下，总不能在马背上治之吧？这显然是梁漱溟当时的心思。
中共八大之后，梁漱溟满以为，中国很快就会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的。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随之而来的，不是经济建设高潮，而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而这场反右运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
梁漱溟困惑了，百思不得其解。当他看到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现当中有这样一个论断：“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使梁漱溟的困惑与疑问得到了部分的解除。梁漱溟推断，也许目前的反右是暂时的，而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则是长久的。
在这种思想背景与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59年1月，梁漱溟开始写作《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试图对中共建国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作出自己的评说。
不可否认，在对中共建国十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评说的时候，梁漱溟所引证的多是带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宣传材料，或自己参观考察时所得的见闻，因此，其评说难免欠准确；而且，梁漱溟在对中共建国成就加以评说的时候，也使用相当多的歌颂言辞，这是时代使然。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梁漱溟在对中共建国成就加以评说的时候，他没有将中共的成就归因于阶级斗争，而是归因于人心的透达，归因于人们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
梁漱溟认为，与其他生物相比，人类具有最强的活动力，因而也就是具有最伟大的创造力。当人类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的时候，就可能（但不一定）有成绩表现出来。“所谓成绩是指什么呢？那不外改造大自然界以利用厚生的经济建设和在这经济基础上同时发达的种种文化和文明。”但是，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是时时都得其发挥表现的，它常常被阻碍与埋没。那么，是什么力量常常在阻碍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呢？梁漱溟认为，在过去，自然灾害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阻碍力量，但是现在人们对于许多自然灾害大体上都能克服。现在，阻碍人类创造力得以发挥与表现的力量，恰恰出在人们自己身上。这就是人们的活动远未能时时都从人类这个大立场出发，共同对大自然作斗争，相反，倒有数说不尽的斗争或明或暗地起于人对人之间。这种人对人的斗争，存在于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血缘的、地缘的、宗教的、民族的种种不同集团之间，乃至个人与个人之间。
人们既把他强大的活动力很多很多用来你对付我，我对付你，而不是用于对付自然界，从人类创造力的发挥表现来说，岂不是受到无尽的阻碍和埋没吗？
人对人的斗争不仅会牵掣阻碍人类的创造与进步，甚至会把建设起来的成绩破坏毁灭，以致不前进而倒退。
在这里，梁漱溟实际上是在委婉地表示，阶级斗争不仅对经济建设无益，反而对经济建设是有害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梁漱溟为什么不把建国十年的成绩归因于阶级斗争，为什么对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运动不加支持。
按照梁漱溟的观点，建国十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中共与毛泽东的领导得法。所谓领导得法，在梁漱溟那里，主要是指能解除那些不利于人类创造力发挥表现的阻碍力量，而多方助成其待以发挥表现的有利条件和机会。
梁漱溟认为，中共与毛泽东领导得法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路线正确。说得具体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经过努力，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一个统一稳定的新中国，并领导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为人类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十年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是一个首要因素。
当然，梁漱溟并不否认，中国假如没有走向社会主义，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对外有以应付国际环境，对内予农工百业以生息长养的机会，一切建设与进步还是会有的。但是，“像今天这样突飞猛进则不可能有”。
何以见得如此？为了说明这一点，梁漱溟将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作了比较。梁漱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财产私有。这样，就有可能大大促进人们的利己心的活动，提高人们运用财物的能率，更重要的是，它使得生存问题落在每个人身上，时时刺激人们去活动。这对人类创造力的发挥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也会造成人们彼此间的竞争与斗争，而不能使人们合力一心地向自然界去争取，去创造，反过来又会阻碍创造力的发挥与表现。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废除私有制，而走向公有制。这时，人们的生存问题基本上由公家负责解决，不需各自操心。这样，就能消除人间的生存竞争与斗争，使人们合心一力向自然开战，对付自然。梁漱溟说道：相比之下，“两条道路在农工生产以至一切经济、技术进步上，究竟谁将有更快、更多、更好的成绩还待说吗？”
但是，梁漱溟也意识到仅从人们的用力方向问题来说明社会主义道路优越于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对这样一些问题作出解答才行：
一、不再受到生存问题的驱策，人们是否还努力于生产，还勤于其工作？
二、私有制废除后，人们不再有增殖财产扩大家业的进取心，是否还积极于生产？
三、一切问题都集中起来解决，有总的规划和安排，不须个人自己操心，除负责领导的少数人之外，人们只在听分派，只是被动地活动，心思力气难可发挥，还有什么积极创造？
梁漱溟认为，第一、第二两个问题，若对人类生命有了全面的认识之后，便很容易作出解答。人有身心两面，人类所以区别于动物，与其说是在身体，毋宁说是在心思。要唤起人类的创造力，可从人身一面着手，如生存问题的驱策、增殖财产的利己心都属此类，但这只能激发个体的积极性，而不是群体的积极性，这样唤起的创造力是不够深透的。资本主义正是从这方面去唤起人类创造力的。要唤起人类的创造力，也可以从人心一面着手，这就是“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这是更重要的一面，从这个方面作去，不仅能唤起个人的积极性，而且能唤起群体的积极性。这样唤起的创造力更深透。社会主义是从这个方面去唤起人类创造力的。
至于第三个问题，梁漱溟认为，这的确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所应当注意的。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其所以卒于不成问题，就在集中之中力求民主，就在随时随处要走群众路线。”
梁漱溟在这里所涉及的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虽然我们不能说梁漱溟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或解答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解答显然是太简单了，太乐观了。现实社会所表现出来的，远不是梁漱溟所说的那个样子。
中共与毛泽东领导得法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他们大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中共与毛泽东调动群众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方式、手段，梁漱溟作了详尽的罗列与分析。在他所罗列到的方式、手段中，除了他自己特别强调的，他认为是他在考察时发现的“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之外，多为中共与毛泽东历来强调的走群众路线之类，在此我们不多论。
总之，梁漱溟认为，建国十年的成就是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的结果，而中国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则又是由于中共与毛泽东的领导得法。
中共与毛泽东为什么能如此领导得法？梁漱溟认为，这与中共和毛泽东他们对人的认识有关。
领导是否得法是与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看法密切相关的。梁漱溟认为，在对人的认识、对人的看法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保守派的或低估派的；一种是反对保守的、反对低估的。
什么是低估派思想？例如说：人们都是好逸恶劳的；人们都是贪图物质利益的；人们都是要被管束着才行的；而惩罚严厉则是好的管理所必需的手段，等等。总之一句话，对于人民群众它总是信任不够和估计不足。
梁漱溟认为，低估派对人的这种看法，无可否认，都是事实，但是仅仅看到这些，那对人的认识是片面的，还不能算是对人有了真正的认识。实际上，人也是自觉的，是主动的，人之所以为人在心不在身，人心是可以超越身体而不受其束缚的。只有认识到了这些，才能说是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的生命有了深刻的理解。
梁漱溟认为，中共与毛泽东之所以能如此领导得法，就在于他们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生命有深切的认识。
综观梁漱溟对建国十年成就的评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梁漱溟是在表露他自己对人、对人心、对人性、对人类生命的认识。但是，他却把自己的这种认识投射到中共与毛泽东身上，并当成是中共与毛泽东的认识。对此，梁漱溟自己也已经认识到。
当梁漱溟在1961年初完成《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形势又有了变化。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苏关系恶化，为了防止出现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中共与毛泽东改变了“八大”关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看法。到1962年9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更作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的论断。对于中共与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的变化，梁漱溟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其在《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中所表达的观点。
正由于梁漱溟没有随着中共与毛泽东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放弃自己的观点，才会出现1964年底他在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以“我们要认识必然以争取主动”（“科学之事”）、“要信赖群众，依靠群众，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完成任何艰巨任务”（“道德之事”）这“两个大道理”去理解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的事情。梁漱溟因此而被指责为否认与反对阶级斗争，并于1965年5月至10月，又受到了一次为期半年的批判。
1965年对梁漱溟的批判结束之后才几个月，中国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7日，在一次政协小组学习会上，梁漱溟公开表示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很不理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烧到政协，梁漱溟这次算是交了“好运”，没有受到批判。但是，如同许多人家一样，梁漱溟却没能逃脱被抄家的厄运。8月底，他的家就被红卫兵造了反，住房被占，所藏书籍、书画、手稿，不是被烧毁，就是被抄走。他那刚完成了七章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也因此被迫中辍。
就在整个国家都失去理性的环境中，梁漱溟并没有中止他的学术研究活动。1967年3月25日，他开始了一部在他生前鲜为人知的著作的写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部在1970年4月，亦即“文化大革命”期间完成的力作，书名就题为《中国——理性之国》！
如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梁漱溟也相信，由于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上的成功，中国很有可能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在世界未来文化的开创方面起着先导作用。梁漱溟认为，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来龙去脉。中国现在在世界上能有这样的特殊表现，肯定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他写作《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就是想对中国能有这种特殊表现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
这就得研究中国历史，包括中国现代革命史与中国古代史。梁漱溟发现，为了弄清中国能有这样的特殊表现而进行历史考察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其中一个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担负开出共产主义社会前途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出现时间之晚，人数之少，又是人所共知的。“为什么今天看起来，人类历史前途这一伟大使命倒难望世界上其他先进的强大的无产阶级去完成，而偏偏即将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中国率先成功呢？”
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中国率先出现，所反映的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一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能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同样的问题。了解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什么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取得成功，对共产主义有可能率先出现就不难理解了。
为此，梁漱溟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历程作了分析、考察。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情况下，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现出了人的自觉创造能力。
梁漱溟指出，人间之事，无论大小，其要成功，无不有主观努力在内，而任何主观努力又无不资据于客观形势。说得具体点，任何事情要成功，都必须对客观形势有正确的认识，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运用这些客观条件。而对客观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对主观能动性能充分发挥，都必须有高度的自觉。
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高度的自觉尤为重要。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形势决定的。梁漱溟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主要客观形势是：
（一）国内形势则为内地农村破坏惨重与广大农民在革命动力上之重要性——农村破坏主要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首先是手工业农业以工业品农产品之输入而先后破坏）与军阀混战无已之两方面而来；整个社会牵率地日趋破产，向下沉沦，问题严重，势非革命不可，革命动力必出于苦难深重之群众自发地要求打破现状，其首要则在广大之农民是已。
（二）国际形势则进入列宁所谓帝国主义时代，而且十月革命既得成功，因而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已无可能，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其前途出路却只有指向社会主义一条。革命领导权之不在资产阶级而在无产阶级，实决定于此。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客观形势决定了她只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她所拥有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力量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她所能依靠的、必须依靠的只有广大的农民。而中国的农民，散漫异常，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他们什九是文盲，加以交通不便，耳目闭塞，只有久远相沿的风俗习惯而缺乏任何新知识，虽则苦难深重，却不了解谁是他们的敌人，更不晓得前途出路何在”。
依靠农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显然是一个绝大的难题！但是这个绝大的难题，经过四五十年的主观努力居然得到了解决。这到底是怎么得到解决的呢？
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个问题，先得了解无产阶级这个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力量，有其有形的一面，这就是指身为资本主义大工业集中起来的工人；有其无形的一面，这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与精神。而无产阶级的精神与品质是深受社会环境影响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无产阶级品质与精神的丧失，就在于其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梁漱溟说道，既然有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就有非无产阶级的人来搞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其本身或家世都不属无产阶级，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导师和革命领袖。既然无产阶级可能资产阶级化，则非无产阶级的人也可能无产阶级化，即非无产阶级的人在社会环境的陶铸下或经过思想教育功夫，就可能有着类同无产阶级的品质与精神。
梁漱溟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解决依靠农民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个绝大难题，关键就在于中国的知识青年（青年知识分子）能自觉地无产阶级化，并成功地使农民以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人无产阶级化，使他们能本着无产阶级的立场，以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的使命自任，也就是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精神与品质。
梁漱溟认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亦即战争时期，知识分子与农民等的无产阶级化，主要得力于毛泽东发明的农村武装革命。他指出：
武装革命缘何有此奇效？要知道，有对抗，始有团结；严重的对抗，引出来紧密的团结。单是组织共产党，敌我彼此分界未云明朗坚确，可能有人出出入入于其间。断然发起武装革命了，便与浑浑噩噩苟安已久的旧社会划然分裂对抗而决斗，既为旧统治方面剥削方面所不容而严厉镇压，敌方我方严峻分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恰是根治农民与知识分子一向散漫自由的妙药。加以革命时期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生活，人人与集体相依为命，一息也离不开。一切为集体生存及其前途开展所必须的组织纪律性就会培养锻炼出来，而种种不良的老毛病就会得到改除。
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亦即和平建设时期，则主要是人人都必须思想改造，齐向无产阶级化迈进。这时无产阶级化的途径，梁漱溟认为主要有安顿其身而鼓舞其心，开展整风运动，狠抓思想政治工作，注意又红又专等等。在这方面梁漱溟基本上罗列了他在《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一书中提到的中共调动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那些方式。梁漱溟认为，人们无产阶级化的途径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是有所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都重视人的作用、尊重人，“一贯地以人的精神之优越抵补其物的条件之不足”。
当然，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毛泽东能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具体实践中来，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开辟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也是分不开的。如果像陈独秀那样，片面地强调中国无产阶级根浅力弱，主张要等中国发达了资本主义工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拱手把民主革命领导权让予资产阶级；或者像李立三等人那样，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主张循一般革命的方式，径直以罢工暴动纠合起义军夺取中心城市，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创造性地开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道路，是其具有高度自觉性的表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功劳是不可否认的。梁漱溟甚至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而没有毛泽东呢，就没有四十几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正同乎列宁之于俄国那样，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第一因素。”
而毛泽东所开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之所以能在中国走通，“第一是为内地农村破坏惨重，在革命动力上广大农民实居重要；第二则为全国自1911年后长期陷于分裂内战这个环境形势条件给它莫大便利”。梁漱溟认为，这样的形势与条件也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偶然的，“也有其所从来的历史背景”。譬如，军阀内战。梁漱溟分析道，若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特殊，历来缺乏阶级，致使武力寻找不到合时宜的够条件的主体而失去其工具性，在1911年以后会出现这样长期的军阀内战吗？因此，梁漱溟认为，中国革命道路之特殊及其成功，实根于老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而来。
梁漱溟认为，其实，老中国的特殊，在毛泽东本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梁漱溟说道：
毛主席把一般说来起于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性地改而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来完成它，固由于中国社会客观形势所不得不然，但其独出心裁为此创造，且能贯彻下去胜利地把路走通，则与他本人之出生在农民家庭，熟习农村生活，深谙农民心理，在知识上情理上（特为重要）都具备有团结农民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有利条件，是分不开的。稀罕的乃在他一面竟然又通古达今，学问渊博，为冠绝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兼备着两重不同的资格面貌于一人之身。这自是其天才过人，有不待言；但怕亦是在中国社会乃有此事，在外国不会有的。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又能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亦农亦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实在是老中国社会所特有。
梁漱溟还认为，在世界上唯独中国有着大量的非无产阶级的人被改造得无产阶级化，并成功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一时间的偶然奇遇，也是有老中国社会文化为其根柢的。说得具体点就是“无产阶级精神既有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与此有极大关系”。
中国社会为什么能为中国革命提供这样特殊的背景，中国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社会特殊的根源何在，梁漱溟认为，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向古先中国人身上寻求。梁漱溟寻求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特殊的根源在于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
由此看来，梁漱溟对中共能在无产阶级根浅力弱的形势下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并有可能在世界上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分析考察，无非是想说明，中国能开出如此局面，是高度发挥了自觉能动性的结果；无非是想说明，中国能开出如此局面，并不是偶然的，“而实为有古先中国人理性早启种其因”。社会主义实际上就出自人类理性的贯彻。梁漱溟把他的这部著作题名为《中国——理性之国》，原因就在这里。
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梁漱溟表面上是想弄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但从他的分析论述看，梁漱溟实际上是力图用他自己对人尤其是人心的认识，用他所理解的儒家心性理论，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出解释。他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品质与传统儒学精神的一致性、相容性，具有颇为明显的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儒家化的倾向。他这样做的目的，似乎是想说明，他早年提出的中国文化复兴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证实，而且还将继续得到证实。
梁漱溟的《中国——理性之国》，是其《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对于这次运动，梁漱溟既弄不清楚其来龙去脉，也不知道开展这场运动的动机与目的，但是，他十分清楚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因此，好长一段时间里面，梁漱溟对于这场运动不置一词，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然而，对于一个对孔子与儒学素有研究的人来说，在这样的运动中，保持沉默也是一种罪过。后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梁漱溟才表示，自己对于批孔有不同意见，但是为避免妨碍当前的运动，不想公开，如有必要，可写出来交领导阅看。
然而，几个月后，梁漱溟不想公开的不同意见还是公开了。1974年2月22、25日两个下午，梁漱溟在政协学习会直属组作了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梁漱溟没能在5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将这个题目所含包的全部内容讲完，只讲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的部分。在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上，梁漱溟提出了他的两个观点：一是古中国似不曾经历奴隶生产制社会那一阶段；二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后来，梁漱溟将这部分内容改写为《试论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一文。很明显，梁漱溟的这两个观点纯属学术性的研究结论。而且，可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梁漱溟在论述他的这两个观点时，所引证的主要是马列主义经典或论著。
即使是这样，梁漱溟也没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因为，自从1973年8月，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一文发表并被毛泽东批上“杨文颇好”四字之后，孔子是维护奴隶制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并成为官方学说。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说：“时论之批孔者皆从孔子卫护奴隶制这一点出发，否认奴隶制即使时论失据。”在那种除了政治没有学术或者说学术成为政治奴婢的时代，梁漱溟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不被批判，那才是奇怪的呢！
也许是梁漱溟迫切希望能尽快结束对他的批判，3月8日、11日，梁漱溟就先后发言，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在这个时候提出中国未必有奴隶制这样的学术观点，“既远离了当前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又且有碍于当前群众的批孔……其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同时又表示自己“不能随从批孔”。结果可想而知。
随后半年多时间，小会大会，或以学习“批林批孔”为名，或从“批林批孔”入手，对梁漱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斗争。对于这些批判会，梁漱溟从不缺席，每次都在座静听。1974年9月23日，当其所在学习小组的召集人征问他对这些批判有何感想时，梁漱溟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4年6月25日，梁漱溟开始把他在2月发言中还没有说的那部分内容仍以《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整理为一篇论文。如果我们把梁漱溟的这篇文章与他的《中国——理性之国》一书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观念，在《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已经提到。所不同的是，这些观念，在《中国——理性之国》里面是用来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在这里则是为了评价孔子、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