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三十年代对邹平风俗的改善

成学炎

1986年7月16日至8月3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利托（艾恺）先生来邹平考查，其中一个内容是调查了解梁漱溟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对邹平的影响。我同曲延庆同志根据领导安排和工作需要，陪同阿利托教授访问了 19位6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有的是梁漱溟的学生，有的是实验县、乡学的工作人员，有的是一般老百姓。他们谈了梁漱溟在邹平进行的许多改良实验。在这许多改良项目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对社会风俗的改良。因此又查阅了有关资料,把这方面的内容整理成文。

研究院、实验县改良社会风俗，首先利用村学、乡学大力宣传复兴我国固有的良好礼俗，如敬老、慈幼、礼贤、恤贫、睦邻、扬善、抑恶、勤劳、俭朴、尚武、尚公、尚义等美德。反对妇女缠足、男孩早婚、吸食毒品、赌博、不清洁等坏习惯，教育大家一起向上学好求进步。

其次，改良社会风俗，特别强调发动大家一齐进步，共谋—切改良的事。《学众须知》中说“一家兄弟同居，弟弟要强， 哥哥不正经干是不行的；夫妇俩过日子，这个好好的过，那个不好好的过是不行的。全村的人大家不齐心，没有能好的事。 不但一人不好，连累一家;一家不好，连累一村;并且村里的情形不好，影响一家；家里情形不好，影响到一个人的自身。要一身好，还须要一家好；要一家好，还须要一村好才行。因此, 我们全村的人要联结起来，共谋一切改良的事，大家振作，合力整顿。”（见梁漱溟著《乡村建设大意》第132页）

社会风俗改良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取缔婚姻陋习

邹平县在30年代之前，男女婚姻主要有三个陋习：一是男子早婚严重。男子十三四岁、十一二岁，甚至七八岁就可结婚。当时有句歌谣：“十一十二该娶妻，十六无儿便绝户。”从歌谣可以看岀社会是如何倡导早婚早育。二是女大于男过多，女大男三、五岁是常见，大十几岁亦有之。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现象：“十八岁的大姐九岁的郎，不象儿来不象郎。要说是郎来，郎又小；要说是儿来，不叫娘。” 三是女家索彩礼过重，近乎买卖婚姻。

对男女婚姻上这些陋习，实验县采取的改善措施是：一方面宣传教育，提倡晚婚。如研究院自编的《乡农的书》“戒早婚”一文中讲:“男婚女嫁，人生大事。女满十六，男足二十，合乎生理，必有子嗣。若论古人三十而娶，再晚三年五年亦不迟。”另一方面，公开立法，制定了取缔婚姻陋习方法八条规定。规定中指出：“男子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者，不应订立婚约。”“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女家收受男家聘礼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元。”并规定“结婚需填具申请书，经乡学核准，不予核准者，三日内转报县政府，由县政府取缔之。”、“违者按照行政执行法从重处罚其法定代理人及介绍人。”例如东范庄荣某某的儿子只有6岁，因为家中只有爷儿俩，急需用人烧火做饭缝补衣服，荣某某就给儿子找了一个 18岁的姑娘，未经乡学批准就定了婚。此事乡学报告县政府以后，县府派人把荣某某抓到县里。县长徐树人、秘书张涛直接进行审问，对荣某某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扣留三天，令其解 除婚约，此事在邹平影响很大。

梁漱溟在邹平期间，还提出了节制生育问题。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还有一件事情，在眼前或者无人看成问题,但不久的将来，在乡村中将成为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节制生育问题。如果家中生计艰难，而小孩又愈生愈多,这个问题很大，将来在乡村运动中，节制生育非办不可。这个问题与将来乡村文化的建立很有关系，假使不作节制生育的工作，则乡村文化总不能提高。因为即令是经济进步，大家生活得好一些，而小孩子愈生愈多，经济生活总不能很好， 文化总不能提高，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不过现在普通人还没有注意到，但在不久的将来，非注意不可。类似节制生育问题，乡村人不能知道这个道理，不会自动去作，必有有知识、有眼光的人提醒大家，替他想办法去做方可。”（见《乡村建设理 论》第233页）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学者，在三十年代提出了节制生育问题，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项工作并没有在邹平县推行。

禁止女子缠足

过去，邹平县女子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多以脚小为美，脚大为耻。六七岁即开始缠足，缠得越小越好。实则缠足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

实验县禁止缠足，主要采用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宣传教育。具体作法是由乡辅导员及各村中的教员组织为一系统，负责对群众宣传劝导。他们编成歌唱，编成课文学。现抄录几首如下：

第一首（哭周瑜调）

小闺女，泪涟涟，你为什么？为着家庭黑暗，爹娘见识浅，拿着害俺当爱俺。好好的脚硬给俺缠。小了又小，尖了又尖，缠得俺七破八烂，心里战战，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缠得俺筋骨断，浑身发酸，不得舒展，不能动弹，急得俺浑身是汗。哎哟！哎哟得直叫唤，爹娘全当没听见。遇上土匪和水患，不能跑来不能颠。你看人家那大足的，跑得快来蹿得远。可怜俺这缠足的，永远落在后边。遇着不测事，又丟人，又受罪，还得又花钱。你看可怜不可怜。现如今，重女权，男女应当同样看，也读书，也做饭，纺棉织布都自然。可怜俺这缠足的，整年累月在家园。不但大事不能办，小事也做了难。爹呀！娘呀！你 看害俺不害俺。（贾瑞生回忆整理）

第二首：

最可怜女子缠脚，疼痛实难堪。损坏筋骨伤血脉，行步真艰难。禁止缠足有命令，立法最森严。劝我诸姑和姊妹再莫把脚缠。（张学连回忆）

第三首：

劝女儿，听我歌，要缠足，却为何？天生双足何须裹，伤筋折骨痛难忍，万裹千缠累赘多。而今要改从前错，快把那弓鞋脱下换上它一双坤鞋。（贾瑞生回忆）

第二种办法是采取行政措施。具体作法是实验县政府成立放足督查处，配备十几名工作人员，多是妇女。她们同乡理事、村理事、闾长、邻长组织为一系统，负责组织检查对继续缠足的妇女给予批评处罚，强行禁止妇女缠足。

经过反复宣传和检查，在一二年内，邹平县禁止女子缠足取得很大成绩。10岁以下的女子都不再缠足了，10岁以上缠足女子也都全放开了，现在邹平县50岁以下的妇女都没有缠足的。50岁以上的缠了足又放的，人们叫他“改造脚”。女子放足极大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促进了妇女的身心健康。

禁止吸毒、赌博

30年代初，邹平乡间吸毒的很多，如辉里庄就有40多杆大烟枪。毒品有小白丸子、海洛因、吗啡等，以小白丸子为最多，吸大烟的多是地主有钱的人家，吸小白丸子的富的、穷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多是五六十岁的男人，30岁以下的青年很少。小白丸子是日本人制造的，多数是从周村、张店贩卖来的。这些毒品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

实验县查禁吸毒的方法是：首先进行教育劝说。县府将印刷的戒烟挂图分发给各乡学、村学、村立学校。各学校教员在村里挂起这种挂图，对群众讲解吸毒之害。同时还编成歌谣:“为人莫自寻苦恼，毒品上瘾真不了，伤害身体败名誉，倾家荡产祸非小。”到处教唱，使人人痛恨这种东西，下不吸食的决心。

其次，对不听劝说继续吸毒者，采取强制措施查禁。查禁吸毒的工作一般由各乡学的乡队长负责。他们带领联庄会会员，先到各村调查摸底，搞清村里谁吸毒，谁贩毒，毒品存放地点，然后采取突然行动，把吸毒贩毒者抓起来。据原实验县十乡乡队副队长孟欣斋回忆：在崖镇，有一次一晚上就查抄了13 杆大烟枪。对一般的吸毒者，教育、批评、警告后放回；对亦抽亦贩毒品的，屡教不改的，送到县里的戒烟所（又叫农民自新习艺所）学习改造，时间有半年或一年的不等。放回去再吸毒的，还可再抓回来。县里的戒烟所，成立二年多，戒清的“瘾子”有300多人，成绩不小。

邹平赌博之风不很厉害，但各村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查禁的办法也是先进行教育劝导，对不接受劝导者给予处罚。 通过查禁，加之当时各村均设立青年训练部、成人部，农闲组 织大家读书学习，因此，人们也无暇再赌博。

反对奢侈浪费

当时，邹平乡村许多人好虚饰奢。每逢婚事丧事，铺张浪费严重。以冯家村为例，结婚时有两种大的宴席：一种宴席是十碗、八碟、四大件。四大件有硬大件、软大件或二硬二软之分。所谓硬大件是指鸡、鸭、鱼、肉等荤菜；软大件是指黄花、木耳、鸡蛋、虾米等素菜汤。一种宴席叫两开两吃席，俗称两半截子席。即先上酒菜十碗八碟，喝酒之后，稍休息一会，然后再上菜吃饭。乡村普通宴会，每席有四五元之消费；上边两种大席，消费就多了。这对破产的农村、贫困的农民来说，负担是很沉重的。

为了改变这种奢侈浪费之风，有的乡成立了节俭会，制定宴会公约，规定婚事或丧事每席以四盘四碗酒一壶为度，抽旱烟而不吸纸烟，有人违此规定，则处罚金。这种反对铺张浪费、提倡俭节的倡导，深受群众的欢迎。后来，群众中曾有“十块大洋钱，结婚过新年”的说法，即在春节前结婚，只需十块钱既办了婚事又过了新年。

还有一件事，过去邹平女孩都要扎耳朵眼，带耳环坠子。那时因为没有麻药，小姑娘扎耳朵眼时十分痛苦。为了减轻痛苦，扎耳朵眼多选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天。扎前让小姑娘到院子里，在刺骨的寒风中冻一会，等到冻得耳朵麻木了再扎。对这件事，实验县认为，小姑娘不仅感到痛苦，而且买耳环坠子也是一奢侈浪费。因此，也加以反对制止。

禁男子留辫子

民国初年，男子就开始剪辫子。那时流传两句民谣“剪了辫子怕张勋，不剪辫子怕孙文”。至30年代，男子留辫子的已经不多了，留者多是年岁大的人。实验县对男子留辫子的一律查禁。首先劝告他们自己剪掉，对不听劝告仍然留者，采取强制措施。他们组织人员到村中、集市检查，发现留辫子的，马上给其剪掉。自此，邹平男子留辫子者绝。

禁止淫剧

邹平县乡村过去每逢春节、元宵节期间，多演戏剧节目。 其中有些剧目内容低级，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如哭五更、送情郎、盼情郎、站花墙等，内容淫荡，有伤风化，对社会无益。因此，一律禁止。

调解息讼

乡间常发生民事纠纷，处理不好，直接影响社会安定。研究院、实验县十分重视对民事纠纷的调解。学长须知一段第四项对调解是这样说的：“若讼到官，结怨益深，不但耗家财，此后子孙亦难共处，乡村不祥之事，莫大于此。同村之人均有劝诫，而调解之责尤在学长。学长必须抱定两个主义：一是主持公道，偏私不讲理之人，必折之以正义；一是化凶怨为祥和，总期乡内自了，不必到官。但学长非必定要亲自奔走双方；可先由村中明白能了事之人，劝解调解到八九成，学长再出面。”在具体做法上，对民事纠纷的调解，还是着重教育工夫，先由乡理事或其他学董，对当事人加以劝诫，晓以利害委曲婉转， 使争端融解，再请学长到场，予双方一个心悦诚服地解决。这样做的结果，许多纠纷在乡里就可解决，讼到县里的日渐减少。

上述内容，只是梁漱溟先生及其同仁在邹平所做过的几件具体事情。从施行的情况看，有的成绩大些，有的成绩小些，但却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邹平的社会生活，改变了邹平的风俗，显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事情梁漱溟先生虽已倡导，但并未能根治或彻底实行。例如早婚问题，当时虽有所改变，但早婚现象依然存在；节制生育问题仅仅是提出，并未施行；吸毒问题当时在邹平虽好一些，但未根绝。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后又一度发展，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得到根本解决。

回顾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50年前梁漱溟先生想办而没有办到的事，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办到了。50年前梁漱溟先生改良邹平风俗所办过的事，将会给我们以借鉴和启示。过去许多有志之士为改造中国的落后面貌，进行了许多探索实验。今天，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应为振兴中华，从根本上端正党风、改变社会风气而努力奋斗。

(转载自邹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