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7日，一位年過花甲的老者與他25歲的兒子有這樣一次對話。

老人問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兒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裏去的。」

「能好就好啊！」老人說完，就離開了家。

三天之後，老人留下一篇《敬告世人書》，在積水潭投湖自盡。殘風曉月，淒涼、安祥……這是一場精心準備好的死亡──此時，距離老人60大壽只剩下四天，這個真正的儒者說，我對這個民國，失望到了極致。

1918年的中國，波詭雲譎，一次大戰剛剛結束，中國國內又激戰甚酣，即便如此，老人的去世依舊對京城文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舉凡新舊兩派人物，徐志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梁啟超等人，議論紛紜。

那個25歲的兒子，當時已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最年輕的教師。許多年以後，他回憶起與父親梁濟最後的那次談話，感慨頗深：「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自從先父見背之日起，因他給我的印象太深，事實上不容許我放鬆社會問題，非替社會問題拼命到底不可。」

父親的自殺對也想過自殺的兒子是一個啟示── 有人說，「民族血脈的新舊交替，這驚遽的時刻總要有人來表現，這位父親選擇了表現；這驚遽的時刻過後總要有人去承擔，這位兒子選擇了承擔。 」

這位堅信「世界會變好」的兒子，叫梁漱溟，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他被稱為「中國最後一位儒家」。

 

梁漱溟的儒學人生

 

清光緒19年（公元1893 年）重陽節，梁漱溟生於北京紫禁城腳下安福胡同一間小屋。從曾祖父開始，都是讀書人，也都做過官，家境卻始終不寬裕，是陳寅恪先生所謂的寒素之家。

在梁漱溟的印象裏，父親梁濟跟孩子之間的關係是莊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記憶中，父親對他完全是寬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厲色地教訓過我們。

到開蒙的年紀，父親不讓梁漱溟讀四書五經，倒讓他看《啟蒙畫報》，念《地球韻言》。梁漱溟6歲入北京第一所西式學堂──中西小學堂，學習英文，8歲就讀於公立小學堂、蒙養學堂，13歲考入地安門外順天中學堂。梁漱溟曾經多次報考北大但始終名落孫山，最後他考入了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這便是梁漱溟一生最高的學歷。

1912年，梁漱溟任《民國報》編輯兼外勤記者，總編輯孫炳文為其擬「漱溟」作筆名。由於對人生的迷茫，心理上的痛苦，梁漱溟開始讀佛典。1917年，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讀到了在《東方雜誌》連載的長文《究元決疑論》，遂邀請作者梁漱溟去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任教。

沒想到，這個只有專科學歷的24歲青年，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對蔡元培校長說：「我不到大學則已，如果要到大學去做學術方面的事，就不能隨便作個教師便了，一定要對儒、釋兩家的學術，至少負一個講明的責任。請問蔡先生，對孔子持什麼態度？」

蔡元培略一沉吟說：「我們也不反對孔子。」

梁漱溟正色說：「我不僅是不反對而已，我這次來北大，除了替釋迦和孔子發揮外，不做其他的事！」

此後，見到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梁漱溟依然這樣鏗鏘有力。

也正是此時，在北大哲學系同事楊昌濟教授家中，梁漱溟第一次見到了那位和自己同歲的湖南青年，在梁漱溟的後半生裏，這個青年成為對他影響最大的人物，他是毛澤東。

然而就在第二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面對洶湧澎湃的新思潮，曾經數次出世入世搖擺不定的梁漱溟終於決心入世，推崇儒學，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此開啟了自己的儒學人生。

 

救國救民之路

 

在北大待了七年後，一方面因不滿北大隻重知識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他不想當個閉門做學問的聖人，於是1924年辭掉了北大教職，先後在河南、山東等地進行鄉村建設實驗，探尋救國救民之路。

梁漱溟特別佩服對於同樣身體力行進行鄉村建設的先驅陶行知先生，直到晚年，他念念不忘：

「陶行知先生人太好了。他本來是留美的，中國從前的都叫做留洋學生，都是穿西裝，穿革履。他也穿西裝也穿革履，都脫了，穿中國農民的衣裳，穿草鞋，創辦曉莊師範。在南京城外空地上，他領着一班學生，自己蓋房子，了不起，那個人太好了，太好了，在留洋學生中沒有看見那樣的人！」

終其一生，梁漱溟都囑咐自己的二兒子培恕：「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學生。」

後來，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事業被迫終止，但思想體係日臻成熟。

梁漱溟曾回憶與當時一些軍閥的交往，這些軍閥不僅請知識分子和學者到軍隊裏傳播知識，還請他們當顧問，尊為座上客，禮遇有加，並且盡力支持他們的事業。1924年，駐紮在北京南苑的馮玉祥託人請梁漱溟為其軍隊作演講，共講了五次。每次，馮都到場陪着聽。馮玉祥自己也注重文化學習，曾請兩位老先生給他講《左傳》。

馮玉祥支持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也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業。閻錫山也曾請梁漱溟去山西作講演，講了一個月。1930年，閻錫山聘請梁漱溟為高級顧問，月薪500元。後來因為閻錫山未採納其關於裁軍和停止內戰的建議，梁漱溟辭去了顧問的職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攻香港，避難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離，天上有飛機轟炸，水上有水雷騷擾，滿船的文人學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聲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問：「先生不害怕嗎？」他說：「怕什麼，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麼辦？」

 

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梁漱溟的確說過，「我不是一個學者」，在他心目中「為社會奔走，做社會運動」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晚年，他對前來採訪的美國學者艾愷（Guy Salvatore Alitto）說：

「我的生活，固然做過記者了，教過書了，做過教員了，可是實際上比較重要的是做社會運動，參與政治。我不是跟毛主席、跟蔣介石兩大黨我都有關係嗎？馬歇爾在中國的時候，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極力想給兩黨找出一個妥協和平來。我也是搞這個東西，所以我實在搞了不少政治活動、社會活動，搞鄉村建設是社會活動，社會活動、政治活動恐怕是佔我一生很大部分。」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為國內的黨派的團結抗日。因為我去了游擊區一次，在游擊區看見兩黨的軍隊，我就很怕引起內戰，引起內戰就妨礙了抗日，抗日期間不可以有內戰啊，所以我就先搞『統一建國同志會』 ，後來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誤以為我是想搞一個自己的黨派，其實不對。我不認為中國需要兩大黨之外，還要一個第三個黨派，我沒有這個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個黨派，是什麼呢？是想推動兩大黨團結抗敵，合作建國。能夠團結抗敵就好了，能夠合作建國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個什麼黨派。」

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殺，梁漱溟發表了義正嚴辭的譴責，他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

梁漱溟踐履篤實，冒着吃第三顆子彈的危險，代表民盟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終將反動政府暗殺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與毛澤東的恩恩怨怨

 

梁漱溟曾與毛澤東有很深的來往，1918年在，在毛澤東岳父楊昌濟家中，兩位同齡人就已相識。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裏與毛澤東有過八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在梁漱溟心中，毛澤東是開天闢地的偉人，他說過「毛主席這個人呢，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並且他沒有什麼憑藉，他不是原來就有勢力的一個人，他都是單身一個人。他的家鄉韶山，我去過兩次，他進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讀書的地方，他家鄉的人，我們都見到。他十五、六歲還在鄉里種地，這麼樣一個光身一個人，居然創造一個新中國，實在是了不起，實在是了不起。」

即便如此，在1953年一次重要會議上，梁漱溟還是為了自己堅持的觀點，當面頂撞的毛澤東，進而引起巨大風波。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應邀發言，重點是談農民問題，他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發毛澤東極大的不滿。

特別是梁漱溟在發言中引用某人所說「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話，讓毛澤東火冒三丈，在會上將梁漱溟臭罵一通，說：「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

梁漱溟不服氣，登台發言，多次爭辯，在巨大的壓力下，卻依舊態度安定從容。直到晚年，在親友的勸說下，更在自己的反躬自問下，他對當年自己的氣盛做了檢討，他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

這位中國「最後的大儒」就是這樣襟懷坦白，坦然處之。

 

 

滿足的晚年

 

十年浩劫中，梁漱溟被被趕出居室，住在簡陋的小屋內，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也被抄沒。他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假如在或鬥或批之後，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敘寫，無異乎宣告我的死刑。」

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這本他一生視若人生至寶的《人心與人生》。

在四人幫猖獗時，梁漱溟仍不顧個人身處逆境，仗義執言。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終其一生，梁漱溟視自己為佛教徒。他說：

「佛教徒他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很輕，沒有什麼重大的問題，什麼都沒有什麼。再說到我自己，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愈平淡愈好。我的生活也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覺得不要喝茶好，給我白開水的好。我吃飲食，我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不注意滋味、口味。生活裏無論哪一個方面，都是平平淡淡最好。所以你問我有什麼感想，我沒有什麼。」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95歲。

去世前，他曾接受一位台灣記者的採訪，只說：「注意中國傳統文化，順應時代潮流。」這可以視為梁漱溟的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