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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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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民族自救运动的觉悟与乡村建设的初步尝试
1924年夏天，梁漱溟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职。这一年，对梁漱溟来说，有两个地方是颇有吸引力的。一个是广东，在那里，经过孙中山改组并得到苏联支持的国民党正准备通过北伐以武力统一中国。他的朋友李济深与陈铭枢再三来信来电，邀请他到广东去，参加革命。另一个是山东，在那里，他的朋友，当时正热心于村治运动的王鸿一，则再三来信请他去主持曹州中学，为梁漱溟自己也有份参与筹办的曲阜大学作准备。
由于梁漱溟不赞成以武力统一中国，也不相信能以武力统一中国，同时，他急于想把自己对教育的新认识与新设想付诸实施，因此，他没有南行，而在这年的秋天去了山东，到曹州中学去办学。
也许是由于他的办学理想与当时的学校教育相冲突，难以让人接受；也许是由于他预想中的曲阜大学与山东保守主义者的观念相距太远，被他们拒绝，再加上山东政局急变，1925年春，梁漱溟将曹州高中交由其弟子陈亚三接办，带着失望与忧郁，返回了北京。
关于这次到山东的详情，梁漱溟后来从来没有透露过，我们自然难以得知。但是，他这次去山东办学遭到挫折与失败，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致〈北京大学日刊〉函》（1926年5月12日）看出。梁漱溟在信中写道：
旅曹半年，略知办学甘苦，归结所得弥以非决然舍去学校形式无从揭出自家宗旨。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无论招学生聘教员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应征也所以应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则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人生之可哀谓其极易陷落躯壳中而不克自拔，非兢兢焉相提携固莫能超拯也。此师友所以为人一生所独贵，而亦即教育意义之所寄也。虽学校制度难于改措，溟初不谓其即兹当废，抑且溟今后亦未见能不与学校为缘，然溟今后所欲独任之教育事业则绝不容以自家宗旨掺杂现行学校制度之内，如往昔在曹州之所为也。溟今后所自勉者亦曰举吾兹所谓师友之道者倡之于天下耳。万万不肯再办学校，此补言者又一事。
本来，梁漱溟希望能借助讲学、办学的方式，用孔颜的道德人生来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以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达到复兴中国文化、解除中国面临的困境的目的。但是曹州办学的失败，对他显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又一次陷于苦闷之中。梁漱溟决定再次归隐，三年之内停止任何社会活动。但是梁漱溟的这次归隐生活，过得并不舒适愉快。
从曹州回到北京后，梁漱溟先是住在清华园，专心致志地编辑与安排出版他父亲的遗稿（《桂林梁先生遗书》），希望能借此排除心里的不快。睹物思人，遗稿的编辑，更使他心绪不宁，陷于一种忏悔的情绪之中。后因有十多位曹州高中学生追随而来，于是，梁漱溟在什刹海东煤厂租了一所房子，与他的学生同住共学。
1925年，时值国民党北伐前夕，南方的革命气氛极为高涨，这时李济深、陈铭枢等又来函电，邀请梁漱溟南下参加革命。由于梁漱溟不相信国民党能以武力统一中国，不相信政党政治能解决中国问题，而自己这时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己胸中犹豫烦闷无主张，要我跟他们一齐干，还不甘心；要我劝他们莫干，更无此决断与勇气，则去又何用？”因此，梁漱溟又一次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但是，到1926年春天，他还是派了三名得意弟子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前往广东，了解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南方的局势。
随后，梁漱溟便与他的其他弟子由什刹海搬到西郊的大有庄，继续过着同住共学的生活。这时他们研究的主题是心理学与儒家哲学。5月，梁漱溟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希望能为儒家哲学尤其是儒家的伦理学提供一种真正的心理学的解释，并纠正自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面因没有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滥以当时盛谈本能的心理学为依据去解释孔子的观念与道理所造成的错误。但是他的这部著作当时并没有完成。
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长江沿线，并很快攻占华中重镇武汉。这一胜利，使得全国震动，也引起了一直不相信也不赞成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梁漱溟的关注。当时，作为北伐先锋队统帅的陈铭枢到了武汉，他力劝梁漱溟南下武汉与他会面。为了亲眼看看国民党北伐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是为了见到他那两个去了广东而又随师北伐到武汉的弟子王平叔和黄艮庸，梁漱溟决定南下。梁漱溟先是到了上海。10月10日，在上海，梁漱溟无意中遇见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曾慕韩。曾慕韩有意拉梁漱溟入他们的阵营。但是，交谈中梁漱溟发现，曾慕韩他们的政纲并没有什么比国民党的政纲更令他满意的地方。梁说道：“他虽说得天花乱坠，一样无解于我的烦闷。换言之，我心目中的问题，他们都没有。”结果可想而知。随后，梁漱溟到了南京。由于时局急剧变化，武汉反蒋，陈铭枢在武汉地位不保，因此，梁漱溟没有去武汉，而是很快就返回了北京。
梁漱溟回到北京不久，1927年初，他派去南方的王平叔、黄艮庸也先后秘密离开武汉，返回北京。但是，徐名鸿没有回来，他在南方参加了共产党。就是回到他身边的王平叔，也很欣赏共产党的理论，只有黄艮庸不移不摇。
弟子的变化，似乎使梁漱溟意识到，若没有明确的、坚定的信念与主张，是难以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也是难以在社会政治改造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的：共产党之所以对年轻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与明确的主张。
王平叔、黄艮庸他们的返回，给梁漱溟带来了更多的关于南方革命的消息。这些消息对于正在思考中国民族前途问题，正在找寻中国社会政治问题解决途径的梁漱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不久，梁漱溟就宣称他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真正途径，确立了自己的主张，他觉悟了！
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什么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透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所有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他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
梁漱溟觉悟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方式以及都市化道路都是不适合中国的，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都没法使中国摆脱面临的困境。他相信，要摆脱中国面临的困境，要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必须依赖中国人自己，必须依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必须从中国本身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与途径。这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正途径，梁漱溟认为，就是“乡治”。只有“乡治”，才是中国的真正的立国之道；只有“乡治”，才能使中华民族得救。
梁漱溟把他自己的这种觉悟，称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这种觉悟，是他长期思考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结果。我们了解一下梁漱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显然是有意义的。
早年，梁漱溟是极为向往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他以为，只要能将这种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便可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造。但是自清末到民国几十年间，中国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制宪运动都以失败告终。这时，梁漱溟只是以为中国没能把西洋的社会政治制度移植过来，大概是由于中国的国民缺乏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习惯。
于是，梁漱溟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习惯的培养上来。而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习惯，实际上就是团体生活的习惯，国家即是一个团体，国家的生活即为团体生活。梁漱溟认为要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必须从小范围入手，从近处小处做起。这使他想到了乡村自治。因此才有1923年春在山东曹州中学演讲时提出的“以农立国”主张。但是由于当时梁激溟对农村及农民的力量缺乏充分的认识，仍相信西方的政治道路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再加上环宇所见，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称霸，农业国家皆为被侵略的对象，因此，那时候，梁漱溟对以农立国并没有信心。
随后几年，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分析考察，梁漱溟渐渐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移植到中国来并在中国生根的，因为我们难以养成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习惯。我们所以难以养成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习惯，按梁漱溟的说法，则是：
因为其中有梗阻处，有养不成处。而其梗阻则从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而来。我所谓民族精神系包含以下两层：其一是渐渐凝固的传统习惯，其二是从中国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这两层皆为养成西洋式政治制度或政治习惯的梗阻。
因此，中国人必须在西方式政治制度之外别求其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
但是，这并不足以使梁漱溟确认只有乡治才是中国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在确认乡治为民族自救的真正途径这问题上，梁漱溟显然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启发。我们知道，北伐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南方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充分显示了其力量。1927年，在他的弟子回来向他报告了南方的革命情况后，梁漱溟便宣告觉悟，并视乡治为中国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展开大屠杀行动。4月15日，李济深、陈济棠等在广州也开始大捕杀。4月28日，在北京，梁漱溟的朋友、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的手下杀害。
在帮助料理完李大钊的丧事之后，梁漱溟便带着他的弟子王平叔、黄艮庸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拜会这时已经是广东地方实权人物的李济深。他此次到广州，主要的目的是想看看能否借助李济深的影响，试行他的“乡治”主张。梁漱溟对他这次在广州与李济深的会面有这样的描述：
我一见面，就问他，从他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任潮先生原是“厚重少文”的一位朋友，向不多说话。他很迟重地回答我：“那最要紧是统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他又慢慢地申说：“从前广东是如何碎裂复杂，南路邓本殷，东江陈炯明，又是滇军杨希闵，又是桂军刘震寰，以及湘军豫军等等，人民痛苦，一切事无法办得。待将他们分别打平消灭，广东统一起来，而后军令军制这才亦统一了；财政民政亦逐渐都收回到省里了；内部整理得有个样子，乃有力出师北伐。所以就这段经历而论，统一是最要紧的。现在的广东，实际上还有不十分统一之处，假使广东的统一更进步些，那我更可作些事。一省如是，全国亦复如是。”我问他，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责就要军人都拥护政府。”他更补充一句，“这所谓政府自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我冷然的说道：“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他当下默然，许久不作声；神情间，似是不想请问所以然的样子。——我们的正经谈话就此终止。
由此看来，两人在社会政治问题方面的谈话并不投机。
梁漱溟在广州仅停留了一个星期，便到位于广州附近、他弟子黄艮庸的家乡新造细墟，闲居读书，以等待时机。
在经历了1927年底在广州发生的张发奎武装叛乱、共产党人的武装起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李济深开始回味梁漱溟初到广州时对他说的那一番怪话，极希望梁漱溟从乡下返回广州。于是梁漱溟又返回广州并入住李济深的总部。在夜谈中，梁漱溟对李济深说道：“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此其所以然，是在超个人的‘法’，或超个人的‘党’都无从建造得起来（这在中国皆是绝对的造不起，非一时现象）；故尔政治上必然地落到这地步，而不可逃。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者，下焉的便为祸于地方，上焉的或能作些个建设事业，这都不是我期望于你的。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走，方为最上。如何去替民族开出这条路来？则我之所谓乡治是已。”
对于梁漱溟的分析、论述，李济深表示赞同，并同意梁漱溟在广东试办乡治。
1928年初，李济深根据梁漱溟的建议，认定自己的事业在地方，出于巩固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的考虑，同时也希望在广东有所建设，于是在广州政治分会内增设了一个“建设委员会”，自任主席，而由梁漱溟代理此职。梁漱溟此时正想在广东试行其乡治主张，因此受任不辞。
4月，梁漱溟便在建设委员会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及试办计划大纲。
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中，梁漱溟首先论述了开办讲习所的必要性。按照孙中山的观点，中国要建设一个新国家，要实施宪政，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必须先实现县自治。梁漱溟认为，若一开始就进行县自治，范围未免太大，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过问公众事业习惯的社会来说，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因此，最好是从乡村自治，亦即乡治开始。当然，要达到乡村自治的目标，并不是只草订颁布一些乡村自治法令，由县长吏役去执行办理就可以奏效的。其实社会所真正遵循的是习惯而非法令。要实现乡村自治，首先要养成的是与此相适应的新习惯。而新习惯的养成，又有待于训练，且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办到的。于是，梁漱溟强调，现在最迫切的是要有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去协助人民筹办乡村自治。为了培养协助人民筹办乡村自治的合格人员，当务之急就是开办乡治讲习所。
但是，梁漱溟在建议书中说得更多的，是在乡治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并强调，在这些问题中，只要有一个没能处理好或解决好，乡治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些问题与困难包括：
（一）人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在中国，事属初创。由于中国人多为安分守己之人，一向过其闭门生活，不愿与闻外事，无过问公众事业的习惯，这对实行乡治是一种困难。也正由于中国多安分守己，多不愿管事，乡治领导人之职极易落入那些借公益之名营私自肥的土豪劣绅或那些喜出风头的少年人手中，这样，实行乡治不啻为乡间不良分子创造机会。果真如此，乡治必失败无疑。因为，“乡间人对于历来所行新政久失信仰，而对于此两种人尤鄙视嫌厌之。今自治事复归其主持，将必存一种厌恶心理，相率引退，不愿参预其间。夫所谓自治者，本谓地方人士出而自理其地方之事也。若多数人不愿预闻，则尚何有自治可言？”
梁漱溟认为，若要一改乡间人对乡治的消极嫌厌态度，而变为积极的参与，除了要养成新习惯，并让经由乡治讲习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充当乡治的领导者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新习惯的培养，若与中国固有的习惯心理相冲突，也是难以成功的。在中国乡间，历来就有尚德尚齿、尊师敬长的习惯。梁漱溟认为，经由乡治讲习所训练出来的领导者，对此不可忽视：“在乡治讲习所之学生，应先养成其尊师敬长之风，将来返回乡间，尤须特别认识此点，自知其少年后进，在乡信望未孚，务当从众人心理，别推有齿有德者主领乡事，而自居于二三等地位为之辅佐，一面以其热心毅力感召众人，团结合作，一面以其谦谨知礼，不为父老所嫌弃。”只有这样，乡间人积极过问公众事业的习惯才能逐渐养成。
（二）事的问题。梁漱溟指出，中国农村历来生活粗简低陋，加上近数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不断的兵乱匪祸，种种苛征暴敛，农业之衰残，乡村之凋落，是都市中人所难以想象的。对于乡下人来说，此时是“救死犹恐不瞻，其何暇谈自治哉？”。因此，在乡治中应先办些什么事项，是值得认真斟酌的。有许多事项，人们以为是乡下人急需的，事实上都不是，“例如自治中教育文化一类事项，欲举办乡村小学及半日学校，似非过高之谈，而在乡间人已有力莫能举之叹。又如交通一类之修桥开路，公共卫生之清洁运动，以至慈善公益一类之事，在乡间人视之皆属不急之务（公共娱乐，更不待言），与其眼前亟待解决之问题毫不相干。他如户口之编查登记、土地之登记清丈，或其他统计注册事项，以及地方官府委令执行之各种事项，在乡间人或则怀疑，或则烦厌，又且不止视为不急而已。”
（三）钱的问题。要办事，就要钱，而要钱，就意味着要在国税、省税、县市附捐杂课、土匪勒收以外，又有一种抽剥，其为乡间人所嫌厌怨苦，可想而知。
对于事的问题、钱的问题，梁漱溟认为，其解决方式必须从农村经济问题入手，因为对于乡间人来说，目前最急切的就是经济问题。否则，无论是什么样的计划，无论是什么样的作为，都是毫无意义的。而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最佳途径，梁漱溟认为，就是合作。
《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是梁漱溟第一次对他的乡治主张的公开表述。虽然他的论述并不完备，但是他在文中提出的问题表明，他的乡治主张基本成熟。他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对其后来的乡村建设方案有着极重要的影响，而且，他在批评其他地方的乡村工作时，也都是从他在这里提到的问题着眼的。
5、6月间，梁漱溟还在建设委员会对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人员以“乡治十讲”为题作过连续演讲。为试办乡治讲习所第一期，梁漱溟同意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职务并着手对该校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建议书及试办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复，这才使他认识到，开办讲习所与实施乡治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梁漱溟以到北方考察乡村工作为由，打算离开广东。
1929年春天，征得李济深同意，梁漱溟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交其弟子黄艮庸接办后，离开广东，北上考察乡村工作实验情况。梁漱溟先后考察过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进行的乡村改进实验，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以及军阀阎锡山在山西主持进行的“村政运动”。
总的说来，对于这些地方的乡村工作，梁漱溟并不感到满意，但是，这次考察，显然加深了他对乡治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困难的认识。这对于他后来主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其实验县区的工作，是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考察结束后，梁漱溟没有返回广东。原因是1929年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并引发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大战。梁漱溟在广东的支持者李济深虽然没有参与这次反蒋活动，但由于他多少与桂系有些联系，而又与蒋介石有矛盾，因此，当他去南京企图调解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时，不但没能调解成功，反而被蒋介石扣押并软禁汤山。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经由王鸿一的介绍，梁漱溟结识了梁仲华、彭禹庭、王柄程等人。当时他们正忙于安排出版由阎锡山资助的《村治》月刊与筹办得到冯玉祥和韩复榘支持的河南村治学院。由于梁漱溟的乡治与他们的村治思想很接近，因此，他们请他主办《村治》月刊，并担任筹办中的村治学院教务长。梁漱溟欣然接受邀请。受村治学院筹办同仁的委托，梁漱溟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安排等文件，阐明该院的宗旨。
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梁漱溟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乡治（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村落社会，与欧洲国家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散漫无组织。这样的社会被西方列强侵略压迫是势所难免的。仅数十年时间，中国便被夷为次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国人便想方设法谋求民族自救之道，但由于没能认识中西文化及其社会的不同，盲目照搬西方的东西，以为这样便可使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便可解决面临的困境。然而学西洋的结果，是中国没有变为强国，而是遭受了更多的祸害。梁漱溟认为，这是犯了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错误所难免的。其实，中国是不必要，也不应当，更不能够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中国之所以不必走西方的路，是因为我们民族自救之道并不在这里；中国之所以不应走西方的路，是因为西方的路与我们的民族精神不合；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现实条件不允许：
所谓不能求者，吾人今欲取径于资本主义以发达产业既不能也。资本主义唯宜于工业，而大不便于农。吾今欲发达产业，其从工业以入手欤？是固可取径资本主义矣。然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既扼吭窒息不得动，一也；苦不得资本以为凭借，二也；环我者皆为工业国，各席其数世或数十年之余荫，更无余地以容我发展，三也；而吾固农国，取径于大不便于农之资本主义，是自绝生路，四也。是故我之不能从工业入手而从农业，有必然矣。从农业则不能取径资本主义；不取径资本主义，固不可得而为近代国家也。
既然中国不必、不应也更不能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民族自救的途径又是什么呢？是村治。
梁漱溟认为，中国既然是一个村落社会，其特点就在于散漫无组织，那么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求其进于有组织的社会。组织有两种：一是经济的组织，一是政治的组织。要使社会在经济方面有组织，就必须在经济的生产与分配上实行社会化；要使社会在政治方面有组织，就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治化。要使中国进入有组织的社会，除了从乡村入手、实行村治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至于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何者为先，梁漱溟主张当以经济组织为先，并借经济引入政治。理由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若经济不发达，教育也难以发达，社会中的成员知识能力必然是幼稚低陋、不足以过问政治的。
在中国要发展经济，梁漱溟认为，当从农业复兴开始，并以合作的方式进行。为此，他指出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正确而又可行的方案：
窃尝计之：使吾能一面萃力于农业改良试验，以新式农业介绍于农民；一面训练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设为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金而转输于农村。则三者连环为用：新式农业非合作而贷款莫举；合作非新式农业之明效与银行贷款之利莫由促进；而银行之出贷也，非有新式农业之介绍莫能必其用于生产之途，非有合作组织莫能必其信用保证。苟所介绍于农民者其效不虚，则新式农业必由是促进，合作组织必由是而促进，银行之吸收而转输必畅遂成功；一转移之间，全局皆活，而农业社会化于焉可望。然要在无与分其势者。不然，则农业必夺于工业；而资本主义兴，由合作以达于社会主义之途难就。
显然，梁漱溟是要将新农业、合作、金融三者联系起来，使其变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最终达到农业复兴的目的。他的这个方案，后来在山东邹平实验县曾得到初步的实施，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一旦农业得以复兴，工业必伴随而起，中国所走的道路，应该是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但是，这种由农业引发的工业必须是“或由合作社以经营之，或由地方自治体以经营之”，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梁漱溟所谓由农业引发工业的主张，实际上是要中国走自给自足的经济道路。梁漱溟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这种发展经济道路，在世界贸易十分普遍的时代，是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走这种经济路线，只能导致闭关锁国。当然，如果从保护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说，这种主张、这条道路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梁漱溟认为，若农业得到复兴，引发工业，经济困境得以解除，那么，中国的政治问题也就有希望解决。梁漱溟说道：“农村产业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我所谓村治也。盖政治意识之养成，以及习惯能力之训练，必有假于此；自治人才与经费等问题之解决，亦必有待于此。顷所谓借经济引入政治，实为不易之道，有异于此者，断知其失败而已！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政治问题于焉解决。”
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在辉县百泉镇正式开学。当时有学生400人（一说240人）。学院分设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梁漱溟在村治学院主要开设“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
不久，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成为主战场，村治学院被迫暂迁北京。夏天，中原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告终。村治学院迁回百泉。由于大战中韩复榘与冯玉祥决裂，投向蒋介石，被蒋介石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而新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对村治学院不予支持。经费困难，地方为难，10月，开办还不到一年的河南村治学院便被迫关闭了。
由于梁漱溟不赞成以武力统一中国，也不相信能以武力统一中国，同时，他急于想把自己对教育的新认识与新设想付诸实施，因此，他没有南行，而在这年的秋天去了山东，到曹州中学去办学。
也许是由于他的办学理想与当时的学校教育相冲突，难以让人接受；也许是由于他预想中的曲阜大学与山东保守主义者的观念相距太远，被他们拒绝，再加上山东政局急变，1925年春，梁漱溟将曹州高中交由其弟子陈亚三接办，带着失望与忧郁，返回了北京。
关于这次到山东的详情，梁漱溟后来从来没有透露过，我们自然难以得知。但是，他这次去山东办学遭到挫折与失败，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致〈北京大学日刊〉函》（1926年5月12日）看出。梁漱溟在信中写道：
旅曹半年，略知办学甘苦，归结所得弥以非决然舍去学校形式无从揭出自家宗旨。学校制度以传习知识为本，无论招学生聘教员所以示人者如此。而人之投考也应征也所以应之者何莫非如此。而溟宗旨所存则以在人生路上相提携为师友结合之本。人生之可哀谓其极易陷落躯壳中而不克自拔，非兢兢焉相提携固莫能超拯也。此师友所以为人一生所独贵，而亦即教育意义之所寄也。虽学校制度难于改措，溟初不谓其即兹当废，抑且溟今后亦未见能不与学校为缘，然溟今后所欲独任之教育事业则绝不容以自家宗旨掺杂现行学校制度之内，如往昔在曹州之所为也。溟今后所自勉者亦曰举吾兹所谓师友之道者倡之于天下耳。万万不肯再办学校，此补言者又一事。
本来，梁漱溟希望能借助讲学、办学的方式，用孔颜的道德人生来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以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达到复兴中国文化、解除中国面临的困境的目的。但是曹州办学的失败，对他显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又一次陷于苦闷之中。梁漱溟决定再次归隐，三年之内停止任何社会活动。但是梁漱溟的这次归隐生活，过得并不舒适愉快。
从曹州回到北京后，梁漱溟先是住在清华园，专心致志地编辑与安排出版他父亲的遗稿（《桂林梁先生遗书》），希望能借此排除心里的不快。睹物思人，遗稿的编辑，更使他心绪不宁，陷于一种忏悔的情绪之中。后因有十多位曹州高中学生追随而来，于是，梁漱溟在什刹海东煤厂租了一所房子，与他的学生同住共学。
1925年，时值国民党北伐前夕，南方的革命气氛极为高涨，这时李济深、陈铭枢等又来函电，邀请梁漱溟南下参加革命。由于梁漱溟不相信国民党能以武力统一中国，不相信政党政治能解决中国问题，而自己这时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己胸中犹豫烦闷无主张，要我跟他们一齐干，还不甘心；要我劝他们莫干，更无此决断与勇气，则去又何用？”因此，梁漱溟又一次谢绝了他们的邀请。但是，到1926年春天，他还是派了三名得意弟子王平叔、黄艮庸、徐名鸿前往广东，了解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南方的局势。
随后，梁漱溟便与他的其他弟子由什刹海搬到西郊的大有庄，继续过着同住共学的生活。这时他们研究的主题是心理学与儒家哲学。5月，梁漱溟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希望能为儒家哲学尤其是儒家的伦理学提供一种真正的心理学的解释，并纠正自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面因没有把孔子的心理学认清，滥以当时盛谈本能的心理学为依据去解释孔子的观念与道理所造成的错误。但是他的这部著作当时并没有完成。
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长江沿线，并很快攻占华中重镇武汉。这一胜利，使得全国震动，也引起了一直不相信也不赞成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梁漱溟的关注。当时，作为北伐先锋队统帅的陈铭枢到了武汉，他力劝梁漱溟南下武汉与他会面。为了亲眼看看国民党北伐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是为了见到他那两个去了广东而又随师北伐到武汉的弟子王平叔和黄艮庸，梁漱溟决定南下。梁漱溟先是到了上海。10月10日，在上海，梁漱溟无意中遇见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曾慕韩。曾慕韩有意拉梁漱溟入他们的阵营。但是，交谈中梁漱溟发现，曾慕韩他们的政纲并没有什么比国民党的政纲更令他满意的地方。梁说道：“他虽说得天花乱坠，一样无解于我的烦闷。换言之，我心目中的问题，他们都没有。”结果可想而知。随后，梁漱溟到了南京。由于时局急剧变化，武汉反蒋，陈铭枢在武汉地位不保，因此，梁漱溟没有去武汉，而是很快就返回了北京。
梁漱溟回到北京不久，1927年初，他派去南方的王平叔、黄艮庸也先后秘密离开武汉，返回北京。但是，徐名鸿没有回来，他在南方参加了共产党。就是回到他身边的王平叔，也很欣赏共产党的理论，只有黄艮庸不移不摇。
弟子的变化，似乎使梁漱溟意识到，若没有明确的、坚定的信念与主张，是难以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也是难以在社会政治改造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的：共产党之所以对年轻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原因之一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与明确的主张。
王平叔、黄艮庸他们的返回，给梁漱溟带来了更多的关于南方革命的消息。这些消息对于正在思考中国民族前途问题，正在找寻中国社会政治问题解决途径的梁漱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不久，梁漱溟就宣称他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真正途径，确立了自己的主张，他觉悟了！
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什么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透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所有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他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
梁漱溟觉悟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方式以及都市化道路都是不适合中国的，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都没法使中国摆脱面临的困境。他相信，要摆脱中国面临的困境，要解决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必须依赖中国人自己，必须依赖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东西，必须从中国本身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与途径。这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正途径，梁漱溟认为，就是“乡治”。只有“乡治”，才是中国的真正的立国之道；只有“乡治”，才能使中华民族得救。
梁漱溟把他自己的这种觉悟，称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这种觉悟，是他长期思考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结果。我们了解一下梁漱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显然是有意义的。
早年，梁漱溟是极为向往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他以为，只要能将这种制度移植到中国来，便可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造。但是自清末到民国几十年间，中国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制宪运动都以失败告终。这时，梁漱溟只是以为中国没能把西洋的社会政治制度移植过来，大概是由于中国的国民缺乏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习惯。
于是，梁漱溟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习惯的培养上来。而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习惯，实际上就是团体生活的习惯，国家即是一个团体，国家的生活即为团体生活。梁漱溟认为要养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必须从小范围入手，从近处小处做起。这使他想到了乡村自治。因此才有1923年春在山东曹州中学演讲时提出的“以农立国”主张。但是由于当时梁激溟对农村及农民的力量缺乏充分的认识，仍相信西方的政治道路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再加上环宇所见，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称霸，农业国家皆为被侵略的对象，因此，那时候，梁漱溟对以农立国并没有信心。
随后几年，通过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分析考察，梁漱溟渐渐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移植到中国来并在中国生根的，因为我们难以养成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习惯。我们所以难以养成与西方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习惯，按梁漱溟的说法，则是：
因为其中有梗阻处，有养不成处。而其梗阻则从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而来。我所谓民族精神系包含以下两层：其一是渐渐凝固的传统习惯，其二是从中国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这两层皆为养成西洋式政治制度或政治习惯的梗阻。
因此，中国人必须在西方式政治制度之外别求其解决政治问题的途径。
但是，这并不足以使梁漱溟确认只有乡治才是中国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在确认乡治为民族自救的真正途径这问题上，梁漱溟显然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启发。我们知道，北伐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南方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充分显示了其力量。1927年，在他的弟子回来向他报告了南方的革命情况后，梁漱溟便宣告觉悟，并视乡治为中国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展开大屠杀行动。4月15日，李济深、陈济棠等在广州也开始大捕杀。4月28日，在北京，梁漱溟的朋友、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的手下杀害。
在帮助料理完李大钊的丧事之后，梁漱溟便带着他的弟子王平叔、黄艮庸离开北京前往广州，拜会这时已经是广东地方实权人物的李济深。他此次到广州，主要的目的是想看看能否借助李济深的影响，试行他的“乡治”主张。梁漱溟对他这次在广州与李济深的会面有这样的描述：
我一见面，就问他，从他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任潮先生原是“厚重少文”的一位朋友，向不多说话。他很迟重地回答我：“那最要紧是统一，建立得一有力政府。”他又慢慢地申说：“从前广东是如何碎裂复杂，南路邓本殷，东江陈炯明，又是滇军杨希闵，又是桂军刘震寰，以及湘军豫军等等，人民痛苦，一切事无法办得。待将他们分别打平消灭，广东统一起来，而后军令军制这才亦统一了；财政民政亦逐渐都收回到省里了；内部整理得有个样子，乃有力出师北伐。所以就这段经历而论，统一是最要紧的。现在的广东，实际上还有不十分统一之处，假使广东的统一更进步些，那我更可作些事。一省如是，全国亦复如是。”我问他，怎样才得统一呢？他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责就要军人都拥护政府。”他更补充一句，“这所谓政府自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我冷然的说道：“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的希望都是做不到的！”他当下默然，许久不作声；神情间，似是不想请问所以然的样子。——我们的正经谈话就此终止。
由此看来，两人在社会政治问题方面的谈话并不投机。
梁漱溟在广州仅停留了一个星期，便到位于广州附近、他弟子黄艮庸的家乡新造细墟，闲居读书，以等待时机。
在经历了1927年底在广州发生的张发奎武装叛乱、共产党人的武装起义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李济深开始回味梁漱溟初到广州时对他说的那一番怪话，极希望梁漱溟从乡下返回广州。于是梁漱溟又返回广州并入住李济深的总部。在夜谈中，梁漱溟对李济深说道：“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此其所以然，是在超个人的‘法’，或超个人的‘党’都无从建造得起来（这在中国皆是绝对的造不起，非一时现象）；故尔政治上必然地落到这地步，而不可逃。在每个小局面中握有权力者，下焉的便为祸于地方，上焉的或能作些个建设事业，这都不是我期望于你的。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走，方为最上。如何去替民族开出这条路来？则我之所谓乡治是已。”
对于梁漱溟的分析、论述，李济深表示赞同，并同意梁漱溟在广东试办乡治。
1928年初，李济深根据梁漱溟的建议，认定自己的事业在地方，出于巩固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的考虑，同时也希望在广东有所建设，于是在广州政治分会内增设了一个“建设委员会”，自任主席，而由梁漱溟代理此职。梁漱溟此时正想在广东试行其乡治主张，因此受任不辞。
4月，梁漱溟便在建设委员会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及试办计划大纲。
在《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中，梁漱溟首先论述了开办讲习所的必要性。按照孙中山的观点，中国要建设一个新国家，要实施宪政，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必须先实现县自治。梁漱溟认为，若一开始就进行县自治，范围未免太大，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过问公众事业习惯的社会来说，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因此，最好是从乡村自治，亦即乡治开始。当然，要达到乡村自治的目标，并不是只草订颁布一些乡村自治法令，由县长吏役去执行办理就可以奏效的。其实社会所真正遵循的是习惯而非法令。要实现乡村自治，首先要养成的是与此相适应的新习惯。而新习惯的养成，又有待于训练，且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办到的。于是，梁漱溟强调，现在最迫切的是要有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去协助人民筹办乡村自治。为了培养协助人民筹办乡村自治的合格人员，当务之急就是开办乡治讲习所。
但是，梁漱溟在建议书中说得更多的，是在乡治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并强调，在这些问题中，只要有一个没能处理好或解决好，乡治就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些问题与困难包括：
（一）人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乡治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在中国，事属初创。由于中国人多为安分守己之人，一向过其闭门生活，不愿与闻外事，无过问公众事业的习惯，这对实行乡治是一种困难。也正由于中国多安分守己，多不愿管事，乡治领导人之职极易落入那些借公益之名营私自肥的土豪劣绅或那些喜出风头的少年人手中，这样，实行乡治不啻为乡间不良分子创造机会。果真如此，乡治必失败无疑。因为，“乡间人对于历来所行新政久失信仰，而对于此两种人尤鄙视嫌厌之。今自治事复归其主持，将必存一种厌恶心理，相率引退，不愿参预其间。夫所谓自治者，本谓地方人士出而自理其地方之事也。若多数人不愿预闻，则尚何有自治可言？”
梁漱溟认为，若要一改乡间人对乡治的消极嫌厌态度，而变为积极的参与，除了要养成新习惯，并让经由乡治讲习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充当乡治的领导者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新习惯的培养，若与中国固有的习惯心理相冲突，也是难以成功的。在中国乡间，历来就有尚德尚齿、尊师敬长的习惯。梁漱溟认为，经由乡治讲习所训练出来的领导者，对此不可忽视：“在乡治讲习所之学生，应先养成其尊师敬长之风，将来返回乡间，尤须特别认识此点，自知其少年后进，在乡信望未孚，务当从众人心理，别推有齿有德者主领乡事，而自居于二三等地位为之辅佐，一面以其热心毅力感召众人，团结合作，一面以其谦谨知礼，不为父老所嫌弃。”只有这样，乡间人积极过问公众事业的习惯才能逐渐养成。
（二）事的问题。梁漱溟指出，中国农村历来生活粗简低陋，加上近数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不断的兵乱匪祸，种种苛征暴敛，农业之衰残，乡村之凋落，是都市中人所难以想象的。对于乡下人来说，此时是“救死犹恐不瞻，其何暇谈自治哉？”。因此，在乡治中应先办些什么事项，是值得认真斟酌的。有许多事项，人们以为是乡下人急需的，事实上都不是，“例如自治中教育文化一类事项，欲举办乡村小学及半日学校，似非过高之谈，而在乡间人已有力莫能举之叹。又如交通一类之修桥开路，公共卫生之清洁运动，以至慈善公益一类之事，在乡间人视之皆属不急之务（公共娱乐，更不待言），与其眼前亟待解决之问题毫不相干。他如户口之编查登记、土地之登记清丈，或其他统计注册事项，以及地方官府委令执行之各种事项，在乡间人或则怀疑，或则烦厌，又且不止视为不急而已。”
（三）钱的问题。要办事，就要钱，而要钱，就意味着要在国税、省税、县市附捐杂课、土匪勒收以外，又有一种抽剥，其为乡间人所嫌厌怨苦，可想而知。
对于事的问题、钱的问题，梁漱溟认为，其解决方式必须从农村经济问题入手，因为对于乡间人来说，目前最急切的就是经济问题。否则，无论是什么样的计划，无论是什么样的作为，都是毫无意义的。而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最佳途径，梁漱溟认为，就是合作。
《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书》是梁漱溟第一次对他的乡治主张的公开表述。虽然他的论述并不完备，但是他在文中提出的问题表明，他的乡治主张基本成熟。他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对其后来的乡村建设方案有着极重要的影响，而且，他在批评其他地方的乡村工作时，也都是从他在这里提到的问题着眼的。
5、6月间，梁漱溟还在建设委员会对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人员以“乡治十讲”为题作过连续演讲。为试办乡治讲习所第一期，梁漱溟同意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职务并着手对该校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建议书及试办计划迟迟得不到批复，这才使他认识到，开办讲习所与实施乡治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梁漱溟以到北方考察乡村工作为由，打算离开广东。
1929年春天，征得李济深同意，梁漱溟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交其弟子黄艮庸接办后，离开广东，北上考察乡村工作实验情况。梁漱溟先后考察过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县徐公桥进行的乡村改进实验，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进行的平民教育实验，以及军阀阎锡山在山西主持进行的“村政运动”。
总的说来，对于这些地方的乡村工作，梁漱溟并不感到满意，但是，这次考察，显然加深了他对乡治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困难的认识。这对于他后来主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其实验县区的工作，是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考察结束后，梁漱溟没有返回广东。原因是1929年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并引发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大战。梁漱溟在广东的支持者李济深虽然没有参与这次反蒋活动，但由于他多少与桂系有些联系，而又与蒋介石有矛盾，因此，当他去南京企图调解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时，不但没能调解成功，反而被蒋介石扣押并软禁汤山。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回到了北京。
在北京，经由王鸿一的介绍，梁漱溟结识了梁仲华、彭禹庭、王柄程等人。当时他们正忙于安排出版由阎锡山资助的《村治》月刊与筹办得到冯玉祥和韩复榘支持的河南村治学院。由于梁漱溟的乡治与他们的村治思想很接近，因此，他们请他主办《村治》月刊，并担任筹办中的村治学院教务长。梁漱溟欣然接受邀请。受村治学院筹办同仁的委托，梁漱溟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安排等文件，阐明该院的宗旨。
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梁漱溟进一步阐发了他的乡治（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村落社会，与欧洲国家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散漫无组织。这样的社会被西方列强侵略压迫是势所难免的。仅数十年时间，中国便被夷为次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国人便想方设法谋求民族自救之道，但由于没能认识中西文化及其社会的不同，盲目照搬西方的东西，以为这样便可使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便可解决面临的困境。然而学西洋的结果，是中国没有变为强国，而是遭受了更多的祸害。梁漱溟认为，这是犯了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的错误所难免的。其实，中国是不必要，也不应当，更不能够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中国之所以不必走西方的路，是因为我们民族自救之道并不在这里；中国之所以不应走西方的路，是因为西方的路与我们的民族精神不合；中国之所以不能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现实条件不允许：
所谓不能求者，吾人今欲取径于资本主义以发达产业既不能也。资本主义唯宜于工业，而大不便于农。吾今欲发达产业，其从工业以入手欤？是固可取径资本主义矣。然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既扼吭窒息不得动，一也；苦不得资本以为凭借，二也；环我者皆为工业国，各席其数世或数十年之余荫，更无余地以容我发展，三也；而吾固农国，取径于大不便于农之资本主义，是自绝生路，四也。是故我之不能从工业入手而从农业，有必然矣。从农业则不能取径资本主义；不取径资本主义，固不可得而为近代国家也。
既然中国不必、不应也更不能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民族自救的途径又是什么呢？是村治。
梁漱溟认为，中国既然是一个村落社会，其特点就在于散漫无组织，那么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求其进于有组织的社会。组织有两种：一是经济的组织，一是政治的组织。要使社会在经济方面有组织，就必须在经济的生产与分配上实行社会化；要使社会在政治方面有组织，就必须在政治上实行民治化。要使中国进入有组织的社会，除了从乡村入手、实行村治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至于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何者为先，梁漱溟主张当以经济组织为先，并借经济引入政治。理由是，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若经济不发达，教育也难以发达，社会中的成员知识能力必然是幼稚低陋、不足以过问政治的。
在中国要发展经济，梁漱溟认为，当从农业复兴开始，并以合作的方式进行。为此，他指出了一个他自认为是正确而又可行的方案：
窃尝计之：使吾能一面萃力于农业改良试验，以新式农业介绍于农民；一面训练人才提倡合作；一面设为农民银行，吸收都市资金而转输于农村。则三者连环为用：新式农业非合作而贷款莫举；合作非新式农业之明效与银行贷款之利莫由促进；而银行之出贷也，非有新式农业之介绍莫能必其用于生产之途，非有合作组织莫能必其信用保证。苟所介绍于农民者其效不虚，则新式农业必由是促进，合作组织必由是而促进，银行之吸收而转输必畅遂成功；一转移之间，全局皆活，而农业社会化于焉可望。然要在无与分其势者。不然，则农业必夺于工业；而资本主义兴，由合作以达于社会主义之途难就。
显然，梁漱溟是要将新农业、合作、金融三者联系起来，使其变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最终达到农业复兴的目的。他的这个方案，后来在山东邹平实验县曾得到初步的实施，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
按照梁漱溟的构想，一旦农业得以复兴，工业必伴随而起，中国所走的道路，应该是由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但是，这种由农业引发的工业必须是“或由合作社以经营之，或由地方自治体以经营之”，只有这样，中国才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梁漱溟所谓由农业引发工业的主张，实际上是要中国走自给自足的经济道路。梁漱溟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这种发展经济道路，在世界贸易十分普遍的时代，是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走这种经济路线，只能导致闭关锁国。当然，如果从保护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说，这种主张、这条道路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梁漱溟认为，若农业得到复兴，引发工业，经济困境得以解除，那么，中国的政治问题也就有希望解决。梁漱溟说道：“农村产业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我所谓村治也。盖政治意识之养成，以及习惯能力之训练，必有假于此；自治人才与经费等问题之解决，亦必有待于此。顷所谓借经济引入政治，实为不易之道，有异于此者，断知其失败而已！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政治问题于焉解决。”
1930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在辉县百泉镇正式开学。当时有学生400人（一说240人）。学院分设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梁漱溟在村治学院主要开设“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
不久，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成为主战场，村治学院被迫暂迁北京。夏天，中原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告终。村治学院迁回百泉。由于大战中韩复榘与冯玉祥决裂，投向蒋介石，被蒋介石调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而新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对村治学院不予支持。经费困难，地方为难，10月，开办还不到一年的河南村治学院便被迫关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