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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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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为和平建国而努力
1945年8月，梁漱溟在广西贺县八步镇得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随后又听说国共双方的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展开两党谈判，他以为中国的政治局势已有好转，今后的事情主要是如何建国的问题，于是，便打算退出现实政治活动，回到文化研究工作上来，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为和平建国出力。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和谈，似乎使梁漱溟认为他在抗战时期一直担心的事情，即由党派冲突而引发的内战，已不会发生，因而对时局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是，当他离开八步到达广州时，他才发现，国内的政治局势并不容乐观。11月，他到达重庆之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梁漱溟到达重庆时，正好赶上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共双方都想占有东北。当时东北正控制在苏军手中。对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苏军提供了种种方便，对于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苏军则设置了种种障碍。苏军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不愿意将东北完全让国民党占据，因为国民党的亲美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一旦国民党完全占有东北，那么美国便能在东北谋得对苏联极为不利的利益，这是苏联所不愿意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东北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其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国共双方。对此，梁漱溟也看得很清楚。对于东北问题，梁漱溟有过这样的评论：“当时的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
一向反对内战，希望能在和平环境中建设新中国的梁漱溟，对于国共双方的冲突，当然不会坐视，于是开始全力投入调停国共双方冲突的工作。
就在梁漱溟他们开始进行调停工作不久，由于担心国共双方矛盾的恶化会影响到美国在华的利益，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派马歇尔来华，以调解国共双方的冲突。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中国。
在马歇尔的协助下，国共双方经过谈判，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国共双方从1月13日午夜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中国境内的军事调动，停止破坏与阻碍交通线的行动，并决定在北平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人员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确保停战协定的实施。但是在这个协定中，停战的范围并不把东北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当时国共双方还没有在东北打起来。这就为后来的冲突与内战埋下了一条导火线。
就在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38人，梁漱溟作为民盟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主要是由各党派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实行宪政。而要实行宪政，就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只有这样，才能奠定国家的和平统一，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政协会议开幕式过后，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与军事问题等五个议案。根据会议议程的规定，38名代表共分为五个小组，分别对五大议案加以审议。分组的理由，据梁漱溟的说法，是这样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小组的来历大略如此。
在这些小组中，梁漱溟拒绝参加宪草小组，而要求参加军事小组，一心要为整军问题出力以实现军队国家化。
1月16日，在政协大会上，梁漱溟以民盟代表团的名义，提出了一个《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并对提案作了口头说明。在提案中，梁漱溟针对军事问题提出了两个原则：“一）全国所有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为实现这两个原则，梁漱溟还建议立即成立一个整军计划委员会，并对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1月21日，在军事小组会议上，梁漱溟又提出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都不能有军人党员的问题来讨论。梁漱溟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最后，他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得到通过。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因去接廖承志出狱而不在场。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说道：“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梁漱溟拍案而起，说道：“做不到也得做！”第二天，军事小组再开会时，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梁漱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人接受的意见，就这样被推翻了。不过，在军事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两个原则：军党分离与军政分离。“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这就算军党分离了。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叫做军政分离。”但是，这两个原则后来都被证明是一纸空言。
虽然梁漱溟个人的主张在政协会议上没能被接受。但是，总的说来，政协会议开得还算顺利，到1月底，五个小组协商的问题都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协议，梁漱溟认为，“和平交易可以成交了”。
梁漱溟再次决定退出现实政治活动以从事言论工作，尤其是文化研究工作。因此，政协会议一结束，他便想创办一个研究机构，从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作些认识老中国的功夫。为此，他在1946年2月，飞到成都，拜访叶石荪、李浚清等人，请求相助；3月，飞到北平，亦是为这事而奔走咨访。
在飞到北平后，3月13日，梁漱溟由北平出发，飞往延安。梁漱溟这次去延安的目的，据他自己说，是由于担心毛泽东与中共对他退出现实政治活动不理解、不谅解，而特地去向他们作当面解释的。但是，在访问中，梁漱溟更多的时间是用在与中共领导人商谈政治问题和建国方略。
梁漱溟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与中共领袖谈论的就是政治问题。参与座谈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祖涵、王明、任弼时等人。话题由前不久刚结束的政协会议开始。交谈中，梁漱溟说道，虽然他与其他人一样对根据政协协议所拟定的宪法草案寄予厚望，但是他又怀疑这部宪法是否可以行之久远，他觉得“这部宪法不能充分符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不能充分符合社会改革完成之前的今日之中国的需要”。因为这部宪法体现的是多党制，而多党制在他看来在中国是难以行得通的。随后，梁漱溟提出了他自己构想出来的、自认为是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一个政治方案。这个方案的实质内容就是他在抗战时期为解决党派问题而提出的建立党派联合体的主张，即多党合作。梁漱溟在提出他的方案时曾暗示，这个方案的实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蒋介石死去或者失势下台，否则这个方案是没法施行的，因为“蒋是任何形式合作的死敌”。对此，梁漱溟又不好明说，但这还是被任弼时觉察出来了。梁漱溟还申述了他的方案所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并强调，在他构想的方案中，党派综合体是不负行政责任的，而是居于监察政府执行政策的地位。梁漱溟说道：
我于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之说。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人民立场执掌政权者，而以治权付之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于政策之贯彻实施（在实施中如有意见可随时反映给党派综合体）。如此两下分开是万分必要的，是党派综合体自身恒保持在一致立场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则将导致党派间的闹意见而动摇根本。
毛泽东与朱德等都很用心听梁漱溟的发言，当听到梁漱溟这个观点时，朱德说道：“这大概是30年以后的事吧。”毛泽东与其他人则没有什么表示。
第二天，毛泽东又约集了几个人来与梁漱溟交谈，所谈还是时政问题。这时，正好有国民党、蒋介石不尊重政协协议之宪草原则而多所改动的消息传来。
要了解国民党修改宪草原则的事，还得从政协会议对宪草的讨论说起。当时，关于宪政有三种蓝本，一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一是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宪政，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国民党标榜五权宪法，民盟及社会贤达中的大多数人倾向英美式宪政，而中共虽向往苏联式宪政，但由于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因而也倾向于英美式宪政。这样一来，如何折衷五权宪法与英美宪法便成了宪政讨论的问题之所在。这时，张君劢的把戏便应运而生：
张君劢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所以他主张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择、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就把妨碍英美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此外，张君劢主张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把立法院作为英国式的下议院，而把行政院作为英国式的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可以有不信任投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一方有不信任内阁之权，一方有解散议会之权。张君劢就这样用偷梁换柱的巧手段，保存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法宪政之实。
在张君劢的设计中，还规定各省得制定省宪。这样的宪法，对执政的国民党，对蒋介石都是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各党派的，因此，对于张君劢的设计，在野的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的主持人孙科，蓄意自己当行政院长，竟放弃了其父亲孙中山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也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而且不把情况向蒋介石当面汇报。就这样，张君劢设计的这个宪草原则，在政协会议上得到表决通过。
随后就是国民党方面要求修改政协通过的宪草原则。开始，中共与民盟都不同意修改。但是，在3月15日的宪草审议会上，周恩来出于大局考虑，同意并劝民盟也同意在这个问题上作些让步。所作的让步有三点：“第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再行商定；第二，同意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但行政院仍须对立法院负责，至于行政院对立法院如何负责和立法院对行政院如何监督，具体办法再行商定；第三，省宪可以改为省自治法，具体内容再行研究。”
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社的报道失实，消息传到延安，中共方面感到震惊。
因此，在交谈中，毛泽东向梁漱溟打听有关情况。梁漱溟对此也说不清。
于是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回延安。3月21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有关情况。汇报情况时，梁漱溟在场。当时中共方面对此并没有讨论，只有毛泽东说了这几句话：“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
3月25日，梁漱溟搭乘送周恩来的飞机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梁漱溟回到重庆后不久，4月，又飞往昆明。他这次去昆明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到那里去看看，能否把拟想中的文化研究机构设在昆明，另一方面是想找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出钱资助他筹办文化研究机构。这时的梁漱溟，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心想搞“自己的事情，有关大局的事情差不多等于不过问了”。
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梁漱溟退出现实政治活动以专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
1946年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蒋介石宣称，中共必须退出长春，否则他将以武力攻取长春，并一再强调长春问题是时局关键的唯一问题。国共双方的冲突已发展到了大打特打的关头。这时，马歇尔派人来找民盟，请求协助调停，希望双方冲突能通过和谈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当然难以置身事外。5月初，梁漱溟便出任了民盟秘书长一职。随后，民盟总部随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也迁到南京，由于民盟主席张澜不愿离开四川，自此，民盟主要由梁漱溟负责。
后来，长春问题以中共军队在5月19日撤离而得到解决。在长春问题解决后，蒋介石又先后提出了“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与“苏北地方政权问题”，且都称为时局关键的唯一问题。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经民盟劝说，中共让步而得解决。在苏北地方政权问题上，梁漱溟他们找到周恩来，也希望中共能作些让步。但是，由于蒋介石在苏北地方政权问题上所提出的要求有违政协通过的“军政分离原则”，与“华中华北解放区政权问题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来解决的原则”，因而，周恩来没有接受梁漱溟他们的意见。到7月中旬，在苏北地方政权问题上，仍无任何解决的迹象。于是，蒋介石便以此为借口，向中共发动全面的进攻。
就在蒋介石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后，民盟成员李公朴、闻一多于7月11日、15日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闻被暗杀案一发生，梁漱溟便以民盟总部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一份书面谈话，对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提出强烈的抗议，正告国民党当局，要求取消特务，否则，民盟将不参加政府。梁漱溟说道：
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这是各方朋友所知道的。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
8月3日，梁漱溟与周新民离开南京，一起到昆明去调查李、闻被暗杀案，并写出了详尽的调查报告，直到8月20日才返回到上海。
就在梁漱溟前往昆明调查李、闻被暗杀案期间，蒋介石又进一步为和谈设置障碍。8月11日，蒋介石提出他的停战条件，这就是：（1）中共必须从苏北皖北撤退；（2）热河境内中共应撤出朝阳；（3）中共应从胶济铁路全线撤退；（4）6月7日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所攻占各地退出；（5）10月10日以前东北中共应向兴安省撤退，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齐齐哈尔、延吉、哈尔滨均在内。很明显，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实际上，这不过是蒋介石要对中共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的借口。
由于国民党缺乏和谈诚意，周恩来在9月16日离开南京去了上海。这实际上意味着双方和谈中断。
在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下，中共方面一时战斗失利，其中以张家口情势最为危急。9月29日，周恩来从上海送给马歇尔一份紧急备忘录，请他转交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张家口，否则，中共即认为从此全面破裂，不再和谈，一切责任由国民党方面承担。当马歇尔将周恩来的紧急备忘录交给蒋介石时，蒋介石大怒，不仅没有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反而在10月2日发表了两点声明：第一关于国府委员问题，提出中共可占8名，民盟可占4名，在无党无派名额中，中共可推荐1名，共13名；第二关于整军问题，须规定中共18师驻地，并照规定期限开入驻地。蒋介石声称，中共若能同意这两点，并付诸实施，他可以宣布停战。这实际上是在停战和谈上又加上了两个条件。对此，中共方面表示不能接受。
在得知中共方面不接受他的声明之后，蒋介石立即命令他的军队加紧对张家口的进攻。10月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为此，蒋介石高兴万分，并当即宣布，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就在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前一天，10月10日，梁漱溟独自一人到了上海。11日，他会见了周恩来，与周恩来商谈，希望周恩来回南京，周恩来表示回南京的事可以考虑。梁漱溟得此消息，感到十分高兴，以为和谈可以重开，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因此，当天晚上，即坐夜车回南京，准备与国民党方面接洽。不料，天明下车，在车站读报，得知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张家口，心里凉了半截，知道一切都完了。当许多记者向他涌来，问他对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有何评论时，梁漱溟只说了一句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攻占了张家口，在军事上算是已经取得胜利了，但他还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这就是说，他宣布召开的国民大会若能按期召开，而且各方面都出席国民大会，他的这个目的就算达到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又唱出了和谈的把戏，展开和平攻势。由于中共方面在10月上旬拒绝了马歇尔与司徒雷登他们的调解，实际上标志着他们作为调停人的使命已经结束。因此，蒋介石主动邀请第三方面出来担当调解国共冲突的重任。一向不把第三方面放在眼里的蒋介石，突然委以他们如此重任，一方面无非是想借第三方面为他的和谈攻势摇旗呐喊，对中共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拉拢第三方面，诱其出席自己宣布召开的国民大会，在政治上孤立中共。
当蒋介石又唱出和谈的把戏时，梁漱溟已知道马歇尔他们作为调停人的使命已经结束，这时调解的重任非第三方面莫属；而且对于蒋介石的意图也看得一清二楚。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认为这时的第三方面，“很有举足轻重之势，很可以作一下”。梁漱溟知道，当时国民大会会期紧迫，但在野各党派的代表名单都还没有交出，国民党迫切希望国民大会如期召开，希望各方面都出席大会，而共产党则希望各方面都不出席大会，使国民党宣布召开的国民大会根本开不成。显然，“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他政治上的大失败”。梁漱溟当时就是想利用这一点，去改变国内的政治形势，使他自己认为已死的和平起死回生。
因此，梁漱溟又开始为和谈奔走起来。他首先把无党无派的胡政之、青年党的李璜与民盟的张君劢找来，跟他们说了自己的想法。张君劢他们表示同意梁漱溟的想法。于是，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派人去上海，敦促周恩来回南京，与国民党和谈。
为了拆穿蒋介石的和谈把戏，打破第三方面里面一些人对国民党蒋介石会真正和谈的幻想，周恩来答应返回南京，与国民党作这最后一次和谈，并于10月21日返回到南京。
既然要和谈，国共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和谈要求与条件。早在10月16日，蒋介石就发表了一份声明，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声明共有8点，但核心内容只有两条：一是在华北华中就地停战；一是在蒋介石下令停战的同时，中共必须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名单。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要推翻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
在蒋介石的声明发表之后两天，中共也发表了一份声明，提出了自己的和谈条件。声明只有两点：“第一，政府须承认恢复本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原则；第二，政府须承认政协所有协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要国民党遵守停战协定与政协的所有协议。
一方要推翻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一方要维护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而且双方都强调对方必须同意接受其提出的条件才行，但实际上谁也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对方的条件。这可真是给作为调解人的第三方面出了一道难题。作为调解人，梁漱溟他们绞尽脑汁，多方了解情况，游说双方，希望能提出一套新的折中的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
梁漱溟他们忙乎了好些天，还是没能拟出一个恰当的方案来，调解工作毫无进展。可是，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却不像他们的调解那样毫无进展。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又攻占了东北的安东。这天晚上，梁漱溟与黄炎培等人去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当梁漱溟他们把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安东的消息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喝茶，把茶杯一摔，愤怒地说：“从此以后，再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是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如果怕压，当初就没有这回事了。”但是，梁漱溟他们力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周恩来接受了他们的劝告，同时又与梁漱溟他们相约，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要相互通知关照，以免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孤立中共、欺骗人民。
经过多次讨论，10月28日，梁漱溟他们终于拟出了一套方案来。这套方案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对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很明显，这样一个方案是对国民党有利而不利于共产党的，但是梁漱溟自己却认为这个方案是公道的、妥当的。对于这个经过多次商谈才拟订出来的方案，梁漱溟感到相当满意。
梁漱溟对这个方案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这个方案对某些争执没有作出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梁漱溟担心，这样很有可能会留下病根，不足以息争，因此，他提议把某些争执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到方案里面去。他的提议得到大家同意。经过研究，梁漱溟他们在方案中加入了两条补充规定：一是规定中共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与佳木斯；二是规定国民党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东北各铁路沿线中共所控制的二十个县的政权，以求全线行政的统一。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两条补充规定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实际上等于帮助蒋介石取得他在战场上都得不到的东西。
由于求和心切，再加上国大眼看就要开会，在国民党政府的高涨声势下，人心焦躁不宁，因此，梁漱溟他们便忘了10月25日晚与中共的信约，在没有知会中共的情况下，便把方案清缮三份，分别给中共、国民党与马歇尔送去。
中共的那份是由梁漱溟与李璜、莫德惠三人送去的。梁漱溟他们来到梅园新村，把文件交给周恩来，并声明这是他们拟出的最后的折中方案。然后由梁漱溟对方案逐条加以说明。梁漱溟对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恩来脸色骤变，阻止梁漱溟道：“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当时，周恩来的态度愤激，泪落声嘶，说完用力摔门而出，取来一份他向中共中央报告10月25日晚与梁漱溟他们相约，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要相互通知关照的电报稿，说道：“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关照？”这时梁漱溟才记起前约，自觉理短，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李璜提醒说：“不要紧，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这时梁漱溟还发愁，这份文件是第三方面全体同人签过名的，两三个人怎么有权将其收回？李璜说，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随后，梁漱溟他们将交给马歇尔与国民党的那两份文件都收了回来，请周恩来过目，声明作废。这时，周恩来才收泪息怒。梁漱溟也如释重负，对李璜感激不已。梁漱溟对李璜这样感激，是因为当时青年党已经偏附国民党政府，若他不肯收回这份文件，弄成僵局，后果可想而知。
由于文件得以及时收回，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第三方面作为调解人的使命也结束了。
周恩来对梁漱溟他们的这个方案如此不满，其中因由，他并没有对梁漱溟作过解释，梁漱溟也始终没有问过周恩来。梁漱溟自己推测，问题可能出在：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既然规定了关外的驻地，关内驻地也应该规定下来；再则既然规定了共军驻地，国军驻地也应该一同规定下来，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要知道不规定国军驻地，它就可以随便调动，威胁共方；还有关内关外是相互牵连的，关外规定驻地，关内就再无法交换了。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受共方二十个县，于共方大不利，这是因为国方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的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比较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料想到。
梁漱溟似乎认为，他们的这个方案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没能为中共方面接受，是加入了那两条补充规定。
当然，梁漱溟他们的方案加入了两条补充规定，是使中共不能接受他们的方案的一个原因。其实，即使梁漱溟他们没有加入这两条补充规定，中共方面也不会接受他们的方案，因为整个方案总的说来是对国民党有利而对共产党有害的。别的不说，仅说其方案中第一条要求“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这一点，中共方面就难以接受。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一连串的攻势下，从中共手中抢占了长春、张家口、安东等重要城市，以及苏北、山东的大片解放区，就现地一律停战，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事实。这正好是蒋介石所期望的。蒋介石在他的声明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华北华中之共军与国军暂住现地”，即关内就地停战。梁漱溟他们连这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失败就是难免的了。
事实证明，梁漱溟是不适合从事现实政治活动的，他缺乏从事现实政治活动所必须的那种资质，更缺乏从事现实政治活动所必须的知识。经过这次挫折，梁漱溟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知道自己的不行。因此，他决心退出现实政治活动。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和谈，似乎使梁漱溟认为他在抗战时期一直担心的事情，即由党派冲突而引发的内战，已不会发生，因而对时局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是，当他离开八步到达广州时，他才发现，国内的政治局势并不容乐观。11月，他到达重庆之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梁漱溟到达重庆时，正好赶上国民党接收东北遇到困难。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共双方都想占有东北。当时东北正控制在苏军手中。对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苏军提供了种种方便，对于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苏军则设置了种种障碍。苏军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不愿意将东北完全让国民党占据，因为国民党的亲美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一旦国民党完全占有东北，那么美国便能在东北谋得对苏联极为不利的利益，这是苏联所不愿意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东北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其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国共双方。对此，梁漱溟也看得很清楚。对于东北问题，梁漱溟有过这样的评论：“当时的东北要是弄不好，很有成为西班牙第二，爆发有国际背景的内战的可能。”
一向反对内战，希望能在和平环境中建设新中国的梁漱溟，对于国共双方的冲突，当然不会坐视，于是开始全力投入调停国共双方冲突的工作。
就在梁漱溟他们开始进行调停工作不久，由于担心国共双方矛盾的恶化会影响到美国在华的利益，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派马歇尔来华，以调解国共双方的冲突。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中国。
在马歇尔的协助下，国共双方经过谈判，于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一份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国共双方从1月13日午夜起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中国境内的军事调动，停止破坏与阻碍交通线的行动，并决定在北平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人员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确保停战协定的实施。但是在这个协定中，停战的范围并不把东北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当时国共双方还没有在东北打起来。这就为后来的冲突与内战埋下了一条导火线。
就在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有38人，梁漱溟作为民盟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主要是由各党派协商如何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实行宪政。而要实行宪政，就必须做到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只有这样，才能奠定国家的和平统一，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
政协会议开幕式过后，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与军事问题等五个议案。根据会议议程的规定，38名代表共分为五个小组，分别对五大议案加以审议。分组的理由，据梁漱溟的说法，是这样的：
政治协商会议的目标与任务既在实行宪政，那就必须先起草宪法，然后提交国民大会通过，所以设宪草小组和国民大会小组。而国民大会之召集不能由国民党一党包办，须由各方共同召集，因此就须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这样就设立了政府组织小组，协商政府改组事宜。政府改组后，宪政实施前，这一段时间如何施政，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所以又设立了施政纲领小组。此外，由停战会议而产生的停战执行小组，只管调处停战，而两党军队如何变成国家的军队，如何实现军队国家化，如何裁军整军，还需要协商解决，所以又设立了军事小组。政治协商会议五个小组的来历大略如此。
在这些小组中，梁漱溟拒绝参加宪草小组，而要求参加军事小组，一心要为整军问题出力以实现军队国家化。
1月16日，在政协大会上，梁漱溟以民盟代表团的名义，提出了一个《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并对提案作了口头说明。在提案中，梁漱溟针对军事问题提出了两个原则：“一）全国所有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二）大量裁减常备军额，而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工业建设，而一面普及国民军训，以为现代国防根本之图。”为实现这两个原则，梁漱溟还建议立即成立一个整军计划委员会，并对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1月21日，在军事小组会议上，梁漱溟又提出现役军人都要脱离党派，不论任何党派都不能有军人党员的问题来讨论。梁漱溟花了很大的力气说明这样做的必要性，最后，他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得到通过。当时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因去接廖承志出狱而不在场。在通过的时候，邵力子说道：“梁先生意思很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梁漱溟拍案而起，说道：“做不到也得做！”第二天，军事小组再开会时，周恩来一入会场就说：“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所以昨天通过的根本不能算。”梁漱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人接受的意见，就这样被推翻了。不过，在军事小组会议上通过了两个原则：军党分离与军政分离。“所谓军党分离，就是在军队中不得有党团组织，军人只许有党籍，但不许在军队中有党组织，也不许军人在驻地有党派活动。这就算军党分离了。所谓军政分离，就是军队在驻地只能进行训练，既不负地方防务，也不得就地补给而由中央另行统一筹划。军队跟当地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这叫做军政分离。”但是，这两个原则后来都被证明是一纸空言。
虽然梁漱溟个人的主张在政协会议上没能被接受。但是，总的说来，政协会议开得还算顺利，到1月底，五个小组协商的问题都有了眉目，差不多都可以取得协议，梁漱溟认为，“和平交易可以成交了”。
梁漱溟再次决定退出现实政治活动以从事言论工作，尤其是文化研究工作。因此，政协会议一结束，他便想创办一个研究机构，从世界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作些认识老中国的功夫。为此，他在1946年2月，飞到成都，拜访叶石荪、李浚清等人，请求相助；3月，飞到北平，亦是为这事而奔走咨访。
在飞到北平后，3月13日，梁漱溟由北平出发，飞往延安。梁漱溟这次去延安的目的，据他自己说，是由于担心毛泽东与中共对他退出现实政治活动不理解、不谅解，而特地去向他们作当面解释的。但是，在访问中，梁漱溟更多的时间是用在与中共领导人商谈政治问题和建国方略。
梁漱溟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与中共领袖谈论的就是政治问题。参与座谈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祖涵、王明、任弼时等人。话题由前不久刚结束的政协会议开始。交谈中，梁漱溟说道，虽然他与其他人一样对根据政协协议所拟定的宪法草案寄予厚望，但是他又怀疑这部宪法是否可以行之久远，他觉得“这部宪法不能充分符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不能充分符合社会改革完成之前的今日之中国的需要”。因为这部宪法体现的是多党制，而多党制在他看来在中国是难以行得通的。随后，梁漱溟提出了他自己构想出来的、自认为是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一个政治方案。这个方案的实质内容就是他在抗战时期为解决党派问题而提出的建立党派联合体的主张，即多党合作。梁漱溟在提出他的方案时曾暗示，这个方案的实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蒋介石死去或者失势下台，否则这个方案是没法施行的，因为“蒋是任何形式合作的死敌”。对此，梁漱溟又不好明说，但这还是被任弼时觉察出来了。梁漱溟还申述了他的方案所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并强调，在他构想的方案中，党派综合体是不负行政责任的，而是居于监察政府执行政策的地位。梁漱溟说道：
我于此窃取了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之说。政权在民，党派综合体是代表人民，站在全国人民立场执掌政权者，而以治权付之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即通俗所称政府，则忠实于政策之贯彻实施（在实施中如有意见可随时反映给党派综合体）。如此两下分开是万分必要的，是党派综合体自身恒保持在一致立场上所必要的一大前提。否则将导致党派间的闹意见而动摇根本。
毛泽东与朱德等都很用心听梁漱溟的发言，当听到梁漱溟这个观点时，朱德说道：“这大概是30年以后的事吧。”毛泽东与其他人则没有什么表示。
第二天，毛泽东又约集了几个人来与梁漱溟交谈，所谈还是时政问题。这时，正好有国民党、蒋介石不尊重政协协议之宪草原则而多所改动的消息传来。
要了解国民党修改宪草原则的事，还得从政协会议对宪草的讨论说起。当时，关于宪政有三种蓝本，一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一是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宪政，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国民党标榜五权宪法，民盟及社会贤达中的大多数人倾向英美式宪政，而中共虽向往苏联式宪政，但由于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因而也倾向于英美式宪政。这样一来，如何折衷五权宪法与英美宪法便成了宪政讨论的问题之所在。这时，张君劢的把戏便应运而生：
张君劢根据孙中山直接民权的学说批评“五五”宪草的国民大会制只是间接民权而非直接民权，所以他主张应把国民大会化有形为无形，公民投票运用四权（选择、罢免、创制、复决）就是国民大会，不必另开国民大会。这样就把妨碍英美宪政民主的东西去掉。此外，张君劢主张监察院作为英国式的上议院，把立法院作为英国式的下议院，而把行政院作为英国式的内阁；行政院须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可以有不信任投票，推翻内阁，另组新阁；行政院如有自信，也可以拒绝立法院的信任而把它解散，实行大选，产生新的立法院。一方有不信任内阁之权，一方有解散议会之权。张君劢就这样用偷梁换柱的巧手段，保存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法宪政之实。
在张君劢的设计中，还规定各省得制定省宪。这样的宪法，对执政的国民党，对蒋介石都是最为不利而有利于在野各党派的，因此，对于张君劢的设计，在野的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难得的是，“五五”宪草的主持人孙科，蓄意自己当行政院长，竟放弃了其父亲孙中山一生奔走号召的五权宪法实质，也点头承认了张君劢的设计，而且不把情况向蒋介石当面汇报。就这样，张君劢设计的这个宪草原则，在政协会议上得到表决通过。
随后就是国民党方面要求修改政协通过的宪草原则。开始，中共与民盟都不同意修改。但是，在3月15日的宪草审议会上，周恩来出于大局考虑，同意并劝民盟也同意在这个问题上作些让步。所作的让步有三点：“第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其组织与权力再行商定；第二，同意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但行政院仍须对立法院负责，至于行政院对立法院如何负责和立法院对行政院如何监督，具体办法再行商定；第三，省宪可以改为省自治法，具体内容再行研究。”
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社的报道失实，消息传到延安，中共方面感到震惊。
因此，在交谈中，毛泽东向梁漱溟打听有关情况。梁漱溟对此也说不清。
于是毛泽东急电周恩来回延安。3月21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有关情况。汇报情况时，梁漱溟在场。当时中共方面对此并没有讨论，只有毛泽东说了这几句话：“他们（指国民党）要制定他们所要的宪法，十个、八个，由他们自己制定去吧！必须制定共同遵守的宪法，我才接受。我只接受第十一个宪法！”
3月25日，梁漱溟搭乘送周恩来的飞机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梁漱溟回到重庆后不久，4月，又飞往昆明。他这次去昆明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到那里去看看，能否把拟想中的文化研究机构设在昆明，另一方面是想找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出钱资助他筹办文化研究机构。这时的梁漱溟，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心想搞“自己的事情，有关大局的事情差不多等于不过问了”。
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梁漱溟退出现实政治活动以专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
1946年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蒋介石宣称，中共必须退出长春，否则他将以武力攻取长春，并一再强调长春问题是时局关键的唯一问题。国共双方的冲突已发展到了大打特打的关头。这时，马歇尔派人来找民盟，请求协助调停，希望双方冲突能通过和谈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当然难以置身事外。5月初，梁漱溟便出任了民盟秘书长一职。随后，民盟总部随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也迁到南京，由于民盟主席张澜不愿离开四川，自此，民盟主要由梁漱溟负责。
后来，长春问题以中共军队在5月19日撤离而得到解决。在长春问题解决后，蒋介石又先后提出了“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与“苏北地方政权问题”，且都称为时局关键的唯一问题。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经民盟劝说，中共让步而得解决。在苏北地方政权问题上，梁漱溟他们找到周恩来，也希望中共能作些让步。但是，由于蒋介石在苏北地方政权问题上所提出的要求有违政协通过的“军政分离原则”，与“华中华北解放区政权问题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来解决的原则”，因而，周恩来没有接受梁漱溟他们的意见。到7月中旬，在苏北地方政权问题上，仍无任何解决的迹象。于是，蒋介石便以此为借口，向中共发动全面的进攻。
就在蒋介石向中共发动全面进攻的前后，民盟成员李公朴、闻一多于7月11日、15日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闻被暗杀案一发生，梁漱溟便以民盟总部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一份书面谈话，对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提出强烈的抗议，正告国民党当局，要求取消特务，否则，民盟将不参加政府。梁漱溟说道：
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这是各方朋友所知道的。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
8月3日，梁漱溟与周新民离开南京，一起到昆明去调查李、闻被暗杀案，并写出了详尽的调查报告，直到8月20日才返回到上海。
就在梁漱溟前往昆明调查李、闻被暗杀案期间，蒋介石又进一步为和谈设置障碍。8月11日，蒋介石提出他的停战条件，这就是：（1）中共必须从苏北皖北撤退；（2）热河境内中共应撤出朝阳；（3）中共应从胶济铁路全线撤退；（4）6月7日以后中共在山东、山西所攻占各地退出；（5）10月10日以前东北中共应向兴安省撤退，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齐齐哈尔、延吉、哈尔滨均在内。很明显，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实际上，这不过是蒋介石要对中共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的借口。
由于国民党缺乏和谈诚意，周恩来在9月16日离开南京去了上海。这实际上意味着双方和谈中断。
在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下，中共方面一时战斗失利，其中以张家口情势最为危急。9月29日，周恩来从上海送给马歇尔一份紧急备忘录，请他转交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张家口，否则，中共即认为从此全面破裂，不再和谈，一切责任由国民党方面承担。当马歇尔将周恩来的紧急备忘录交给蒋介石时，蒋介石大怒，不仅没有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反而在10月2日发表了两点声明：第一关于国府委员问题，提出中共可占8名，民盟可占4名，在无党无派名额中，中共可推荐1名，共13名；第二关于整军问题，须规定中共18师驻地，并照规定期限开入驻地。蒋介石声称，中共若能同意这两点，并付诸实施，他可以宣布停战。这实际上是在停战和谈上又加上了两个条件。对此，中共方面表示不能接受。
在得知中共方面不接受他的声明之后，蒋介石立即命令他的军队加紧对张家口的进攻。10月11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为此，蒋介石高兴万分，并当即宣布，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就在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前一天，10月10日，梁漱溟独自一人到了上海。11日，他会见了周恩来，与周恩来商谈，希望周恩来回南京，周恩来表示回南京的事可以考虑。梁漱溟得此消息，感到十分高兴，以为和谈可以重开，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因此，当天晚上，即坐夜车回南京，准备与国民党方面接洽。不料，天明下车，在车站读报，得知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张家口，心里凉了半截，知道一切都完了。当许多记者向他涌来，问他对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有何评论时，梁漱溟只说了一句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蒋介石攻占了张家口，在军事上算是已经取得胜利了，但他还想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这就是说，他宣布召开的国民大会若能按期召开，而且各方面都出席国民大会，他的这个目的就算达到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又唱出了和谈的把戏，展开和平攻势。由于中共方面在10月上旬拒绝了马歇尔与司徒雷登他们的调解，实际上标志着他们作为调停人的使命已经结束。因此，蒋介石主动邀请第三方面出来担当调解国共冲突的重任。一向不把第三方面放在眼里的蒋介石，突然委以他们如此重任，一方面无非是想借第三方面为他的和谈攻势摇旗呐喊，对中共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拉拢第三方面，诱其出席自己宣布召开的国民大会，在政治上孤立中共。
当蒋介石又唱出和谈的把戏时，梁漱溟已知道马歇尔他们作为调停人的使命已经结束，这时调解的重任非第三方面莫属；而且对于蒋介石的意图也看得一清二楚。正因为这样，他才会认为这时的第三方面，“很有举足轻重之势，很可以作一下”。梁漱溟知道，当时国民大会会期紧迫，但在野各党派的代表名单都还没有交出，国民党迫切希望国民大会如期召开，希望各方面都出席大会，而共产党则希望各方面都不出席大会，使国民党宣布召开的国民大会根本开不成。显然，“国民大会大家都不来，是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大失败；反之，各党派如果参加国大而共产党不参加，共产党顿形孤立，也是他政治上的大失败”。梁漱溟当时就是想利用这一点，去改变国内的政治形势，使他自己认为已死的和平起死回生。
因此，梁漱溟又开始为和谈奔走起来。他首先把无党无派的胡政之、青年党的李璜与民盟的张君劢找来，跟他们说了自己的想法。张君劢他们表示同意梁漱溟的想法。于是，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派人去上海，敦促周恩来回南京，与国民党和谈。
为了拆穿蒋介石的和谈把戏，打破第三方面里面一些人对国民党蒋介石会真正和谈的幻想，周恩来答应返回南京，与国民党作这最后一次和谈，并于10月21日返回到南京。
既然要和谈，国共双方都提出了自己的和谈要求与条件。早在10月16日，蒋介石就发表了一份声明，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条件。声明共有8点，但核心内容只有两条：一是在华北华中就地停战；一是在蒋介石下令停战的同时，中共必须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其代表名单。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要推翻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
在蒋介石的声明发表之后两天，中共也发表了一份声明，提出了自己的和谈条件。声明只有两点：“第一，政府须承认恢复本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之原则；第二，政府须承认政协所有协议，为一切政治商谈之原则。”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要国民党遵守停战协定与政协的所有协议。
一方要推翻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一方要维护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而且双方都强调对方必须同意接受其提出的条件才行，但实际上谁也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对方的条件。这可真是给作为调解人的第三方面出了一道难题。作为调解人，梁漱溟他们绞尽脑汁，多方了解情况，游说双方，希望能提出一套新的折中的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来。
梁漱溟他们忙乎了好些天，还是没能拟出一个恰当的方案来，调解工作毫无进展。可是，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却不像他们的调解那样毫无进展。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又攻占了东北的安东。这天晚上，梁漱溟与黄炎培等人去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当梁漱溟他们把国民党军队已经攻占安东的消息告诉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喝茶，把茶杯一摔，愤怒地说：“从此以后，再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是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如果怕压，当初就没有这回事了。”但是，梁漱溟他们力劝周恩来暂时不要回延安，以免不明真相的人误解。周恩来接受了他们的劝告，同时又与梁漱溟他们相约，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要相互通知关照，以免蒋介石利用第三方面孤立中共、欺骗人民。
经过多次讨论，10月28日，梁漱溟他们终于拟出了一套方案来。这套方案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对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很明显，这样一个方案是对国民党有利而不利于共产党的，但是梁漱溟自己却认为这个方案是公道的、妥当的。对于这个经过多次商谈才拟订出来的方案，梁漱溟感到相当满意。
梁漱溟对这个方案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这个方案对某些争执没有作出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梁漱溟担心，这样很有可能会留下病根，不足以息争，因此，他提议把某些争执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到方案里面去。他的提议得到大家同意。经过研究，梁漱溟他们在方案中加入了两条补充规定：一是规定中共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与佳木斯；二是规定国民党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东北各铁路沿线中共所控制的二十个县的政权，以求全线行政的统一。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这两条补充规定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实际上等于帮助蒋介石取得他在战场上都得不到的东西。
由于求和心切，再加上国大眼看就要开会，在国民党政府的高涨声势下，人心焦躁不宁，因此，梁漱溟他们便忘了10月25日晚与中共的信约，在没有知会中共的情况下，便把方案清缮三份，分别给中共、国民党与马歇尔送去。
中共的那份是由梁漱溟与李璜、莫德惠三人送去的。梁漱溟他们来到梅园新村，把文件交给周恩来，并声明这是他们拟出的最后的折中方案。然后由梁漱溟对方案逐条加以说明。梁漱溟对第二条刚说了两句，周恩来脸色骤变，阻止梁漱溟道：“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当时，周恩来的态度愤激，泪落声嘶，说完用力摔门而出，取来一份他向中共中央报告10月25日晚与梁漱溟他们相约，今后中共、民盟如有新的打算要相互通知关照的电报稿，说道：“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在事先关照？”这时梁漱溟才记起前约，自觉理短，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好在李璜提醒说：“不要紧，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这时梁漱溟还发愁，这份文件是第三方面全体同人签过名的，两三个人怎么有权将其收回？李璜说，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随后，梁漱溟他们将交给马歇尔与国民党的那两份文件都收了回来，请周恩来过目，声明作废。这时，周恩来才收泪息怒。梁漱溟也如释重负，对李璜感激不已。梁漱溟对李璜这样感激，是因为当时青年党已经偏附国民党政府，若他不肯收回这份文件，弄成僵局，后果可想而知。
由于文件得以及时收回，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第三方面作为调解人的使命也结束了。
周恩来对梁漱溟他们的这个方案如此不满，其中因由，他并没有对梁漱溟作过解释，梁漱溟也始终没有问过周恩来。梁漱溟自己推测，问题可能出在：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既然规定了关外的驻地，关内驻地也应该规定下来；再则既然规定了共军驻地，国军驻地也应该一同规定下来，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要知道不规定国军驻地，它就可以随便调动，威胁共方；还有关内关外是相互牵连的，关外规定驻地，关内就再无法交换了。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受共方二十个县，于共方大不利，这是因为国方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的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比较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料想到。
梁漱溟似乎认为，他们的这个方案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没能为中共方面接受，是加入了那两条补充规定。
当然，梁漱溟他们的方案加入了两条补充规定，是使中共不能接受他们的方案的一个原因。其实，即使梁漱溟他们没有加入这两条补充规定，中共方面也不会接受他们的方案，因为整个方案总的说来是对国民党有利而对共产党有害的。别的不说，仅说其方案中第一条要求“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这一点，中共方面就难以接受。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一连串的攻势下，从中共手中抢占了长春、张家口、安东等重要城市，以及苏北、山东的大片解放区，就现地一律停战，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事实。这正好是蒋介石所期望的。蒋介石在他的声明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华北华中之共军与国军暂住现地”，即关内就地停战。梁漱溟他们连这一点都没有注意到，失败就是难免的了。
事实证明，梁漱溟是不适合从事现实政治活动的，他缺乏从事现实政治活动所必须的那种资质，更缺乏从事现实政治活动所必须的知识。经过这次挫折，梁漱溟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知道自己的不行。因此，他决心退出现实政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