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東西文化比較視野下的傳統與現況

在梁先生的這個文化哲學及歷史哲學的思路中，他因此說出了東西文化路向的比較性觀點，指出西方文化以向前解決問題為文明創造的態度，迄今在科學與民主上達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人類面對外在世界的困境與挑戰問題的徹底解決，代表這一條路向的完成，但是對於人心的問題卻尚未能真正認識而應向東方的中國學習。但西方所走的路向卻是人類應走的第一路向，所以西方文明的成就是現代化的首要指標。至於中國的文化卻在尚未徹底解決第一個問題時就早熟地跳入第二個人類應該面對的問題，固然在人際和諧問題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卻在今日面對來自西方現代化的衝擊上幾至無路可走。至於印度文化則是比中國文化更為先進地走上了人類文明的第三條路，此即在第一第二問題皆已解決了之後進至的取消生命存在的第三條路向，但其實印度文明並未真正解決第一第二問題，因此今日處境是無所適從。

梁先生所說的東西文化與哲學，其實是就著三個特定對象來作理想型態的分析，首先，整個西方文化現象是一個型態，其次，中國的型態以孔家的儒學作為理想型，再者東方的印度是另一個型態，但卻是以佛教哲學為分析的對象，並且，說到佛教哲學的深度思維時，卻又是以他所認識的唯識學理論為對象。以梁先生的人生歷程的自我記述，其實就是他的人生三階段的所感所知，早期崇尚西方學思，隨後立志學佛幾乎出家，隨後決定以孔家哲學為終生職志並作為中國前途的路向。[17]梁先生的個人生命歷程可以無關乎他的理論成立與否的問題，但是梁先生的個人生命歷程確實成為他思考東西文化與哲學問題的資糧。並且不是很符合比例原則地就是以唯識學的佛學說印度的文化與哲學，以孔孟的儒學說中國的文化與哲學，而以整個西方歷史種種現象說西方的文化與哲學。在東方文化的中印思想部分的佛學與儒學其實就是中國的儒釋二家。

對於西方文化的傳統與現況，參見其言：

「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或說，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賽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兩大異彩的文化。」[18]

梁漱溟認為的第一種處置文化的態度即是西方文化所採取的態度，以向前要求而為路向，終至產生科學與民主兩大成就。但也因著這樣的向前要求的科學與民主的成果，其宗教與哲學卻有著特定的命運，即是宗教因科學理性的發達，導致對於超越世界的不信任，以致失去信仰，以致西方今日的宗教不若以往地發達了。而哲學之部則亦因科學理性的發達，以致哲學中的形而上學的思考不再受到青睞，理由下節再述，總之時至今日知識論的討論才是符合西方向前追求的科學精神，因此今日之西方哲學是以知識論獨勝而形上學衰落不已。參見其言：

「對於西洋方面所開列者：其宗教起初於思想甚有勢力，後遭批評失勢，自身逐漸變化以應時需，形而上學起初很盛，後遭批評，幾至路絕，今猶在失勢覓路中；知識論則甚盛，有掩蓋一切之勢，為哲學之中心問題。」[19]

梁漱溟先生這樣的觀察就西方哲學的宗教與哲學的現況而論，亦無甚大失誤，論者當可作不完全贊成的評價，但其大方向也確實符合實情，特別是以中西印三方文化區塊作比較時，這樣的觀察視野並無嚴重不當。重要的是，梁漱溟先生卻是以西方對於形而上學的科學精神下的評價態度作為評價東方形上學的標準，參見其言：

「精神生活方面，東方人的宗教，﹍﹍雖然中國與印度不同﹍﹍是很盛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則大受批評打擊，東方的哲學還是古代的形而上學，而西洋人對於形而上學差不多棄去不講，即不然，而前途卻是很危險的。此種現象，的確是西洋人比我們多進了一步的結果。西洋人對於宗教和形而上學的批評，我們實在不能否認，中國人比較起來，明明還在未進狀態的。」[20]

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與印度對待宗教和哲學中的形而上學的態度自古迄今沒有基本變化，並且認為這是落後未進化的表現，是否如此，學界當可再提出討論，本文後三節即將正式討論梁漱溟先生的這個評價意見。以上是西方文化的路向說明以及成就說明以及對宗教及形而上學的現況分析，至於中國的情況呢？梁漱溟先生即是明確地指出中國就是走了第二條路向的，其言：

「我可以斷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們接觸，中國是完全閉關與外間不通風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斷不會有這些輪船、火車、飛行艇、科學方法、和德謨克拉西一些精神產生出來。這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跳路線。＿＿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攝生，而決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卻亦沒有印度的禁欲思想（和尚道士的不娶妻、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模仿，非中國原有的）。不論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滿足安受，並不定要求改造一個局面，像我們第二章裡所敘東西人士所觀察，東方文化無征服自然態度而為與自然融洽遊樂的，實在不差。這就是什麼？即所謂人類生活的第二條路向態度是也。」[21]

走第二條路的中國自有中國的文化成績品，但卻不是在科學科技物質建設的一路，因此若非與西方接觸，因著文化態度的持定，中國是不會自己想要去發明現代科技產品的，這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心態的問題，中國的心態是長於第二條路，也就是去處理不一定能成功的事務，也就是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的事務，亦即是梁漱溟先生以唯識學知識架構所說的生活中為礙的他心的事務。處理他心自然需與他心妥協，而不是自己要求如何即必要如何，那是處理物質世界的態度，是第一條路向的處置態度，而中國是第二條路向的態度，是改變自己以與對象妥協的態度，這個態度用於人倫問題是恰當的，但是中國人也是以這種態度去用於其他事物的，因此對於物質的要求亦是採取安於滿足的態度。論者當然也可以做出反駁而舉出眾多實例以證其說為非，然而在非關生死存亡的歷史情境中時，在訴諸中國本土的儒道兩家思想型態分析時，在面對中西印作文化基本型態比較時，梁漱溟先生這樣的分析卻也無甚大謬。

中國是第二條路的型態，而印度則是第三條路的型態，其言：

「印度文化＿＿其物質文明之無成就，與社會生活之不進化，不但不及西方，且直不如中國。他的文化中具無甚可說，唯一獨盛的只有宗教之一物。＿＿世界民族蓋未有渴熱於宗教如印度人者，世界宗教之奇盛與最進步未有過於印度之土者。＿＿原來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國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於解脫這個生活的，既非向前，又非持中，乃是翻轉向後，即我們所謂的第三條路向。」[22]

    說印度翻轉向後面對問題，其實是決定於印度於宗教方面獨勝的興趣的，印度人獨獨關切宗教事物，要去超越現實的世界中求取永恆的價值安置，本來就不是面對物質世界的需求，也不是去面對人類世界人際關係的衝突問題，而是要探究生命現象的來去終始問題，這個問題正是碰到了宇宙因果的大哉問問題，所以致生解消問題的文化處置態度。然而，印度人亦有其大力成功的地方，其為何？中國人也有他大力成功的地方，其為何？西方人也有其成功的特殊型態，其為何？以下三節即將基於以上論理脈絡的舖陳，實際進入梁漱溟心中所知所論的中西印三大文明成績品的系統性哲學問題之分析，以有對辯於從文化哲學及歷史哲學進路討論問題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