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東西文化差異的分析架構

梁漱溟先生談東西文化與哲學的比較，談出了思考文化現象的根本因素在於創造的態度的觀點，創造的態度是東西文化開創者的天才式思維，初無理由可講，只是一種選擇所成的型態。西方的態度是意欲向外向前施展，以克服外在世界的種種困境為路向。中國的態度是意欲向內自我修飾，以自我心理的修養調適而解決困境。印度的態度是意欲的企圖解消，以沒有生活的意欲為努力的方向。而這種以意欲對外在現象的處理態度以為中西印文化哲學型態差異的分析架構，是基於梁先生所認識的唯識學說的現象分析以為架構的。

那就是，唯識學說說根身、說器界、說他心，根身是主體自我，器界是一切現象世界的存在包括自我的身體、他人的身體以及整個山河大地，主體對器界的態度決定了中西印三系文化與哲學發展的路向，對器界一往直前的克服者是西方的態度，與他心進行和諧相處者是中國的路向，整個取消主體的根身器界的是印度的路向。唯識學說在梁先生的心中其實是作為他分析文化路向的基礎架構的知識背景。梁漱溟先生雖然在中國的路向上堅持主張中國當前不應走佛教的路，但並不表示梁先生對佛教哲學的理論系統亦持否定態度，相反地，他是根本上以佛教哲學的世界觀眼光來看待人類文明發展的知識意義。佛教哲學中的唯識學才是梁漱溟思想系統中的根本知識架構。

梁漱溟先生的意思是說，在奮鬥的活動中有生活世界的為礙的對象，這對象就是其一為物質世界，也就是這個奮鬥主體的器界，其二為他人的心靈世界，也就是他心，其三為宇宙間的因果法則。其言：

「（一）為礙的不單是物質世界――已成的我――就是，不僅是我自己的真異熟果。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其他的有情。＿＿因為其他有情的根身實在就是我的器界，――已成的我，所以這時為礙的並非另外的有情仍是我自己的真異熟果。真正為礙的是在其他有情的他心而不在其根身。＿＿這時為礙的即是他心，這才是真正的其他有情並非我的已成的我，而是彼之現在的我。＿＿（二）為礙的不僅物質世界與他心，還有一種比較很深隱為人所不留意，而卻亦時常遇見的，就是宇宙間一定的因果法則。」[11]

奮鬥就是對為礙的對象的克服，但是克服不同的對象的困難度是不同的，也就因此克服者的心理狀態是不同的，也就是這個不同的心理狀況決定了不同的文化路向。梁漱溟先生以唯識學對生活及生活世界的區分，認為主體的奮鬥活動之可否滿足有下列三種情況：

「（一）可滿足者此即對此物質世界﹍﹍已成的我﹍﹍之奮鬥。﹍﹍（二）滿足與否不可定者：如我意欲向前要求時為礙的在有情的他心。﹍﹍（三）絕對不能滿足者：此即必須遵循的因果必至之勢，是完全無法可想的。」[12]

以上述這段文字的分析，對象的可克服性質本身決定了主體的意欲之可否成功，因此如果是在這裏決定的中西印三家文化差異的話，那麼關鍵就在所欲面對的問題的特質本身，而不是所採取的態度的本身，但是下面這段文字卻指向了是所採取的態度本身決定著文化走向的差異：

「要曉得文明的不同就是成績品的不同，而成績品之不同則由其用力之所在不同，換言之就是某一民族對於某方面成功的多少不同，至於文化的不同純乎是抽象樣法的，進一步說就是生活中解決問題方法之不同。﹍﹍（一）本來的路向：就是奮力取得所要求的東西，設法滿足他的要求，換一句話說就是奮鬥的態度。遇到問題都是對於前面去下手，這種下手的結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二）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這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他並不想奮鬥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隨遇而安。他所持應付問題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調和罷了。（三）﹍﹍遇到問題他就想根本取消這種問題或要求。這時他既不像第一條路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條路向的變更自己的意思。只想根本上將此問題取消。這也是應付困難的一個方法，但是最違背生活本性。因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對於種種慾望都持禁欲態度的都歸於這條路。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個路徑樣法：（一）向前要求，（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三）轉身向後去要求，這是三個不同的路向。﹍﹍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過是生活之樣法，那麼，文化之所以不同由於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的。要求這個根本的方向，你只要從這一家文化的特異彩色，推求他的原出發點，自可一目了然。」[13]

梁漱溟先生在這段文字中以面對問題的態度來說文化走向的差異，但是在他的基於唯識學說的生活世界的分析中，其實已經指出問題本身可以被分類為可以解決、不一定能解決、以及根本不可能解決三種型態，面對這三種可解決程度不同的問題其實就是必須採取不同的處置態度而有這段文字中所說的三種態度，亦即向前要求、調和持中、轉身向後三種。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三種文化成果的差異是決定於三種文化方向所選擇的關鍵問題的差異本身，問題不同，處置的態度傾向即不同，從而發展出來的文化成績品自然不同，成績品是針對要解決的問題而有的，要解決的問題有可解決性的難易的差別，因此才轉出處置態度的差異，不同的處置態度都是適合於要處置的問題的恰當態度，因此不同的成績品則其實都是合理的，只是這個合理性是合理在一家文化自為發展的歷史軌跡裡，然而，問題是發生了一方以科技文明打開了世界的通路之後，中西印三大文明在同一時間碰到了一塊，就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因著大家成績品的不同，而有了表面的高下之判，甚至一整個民族前途的危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