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六日至八月三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利托先生来邹平考查，其中一个内容是调查了解梁漱溟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对邹平的影响。我同曲延庆同志根据领导安排和工作需要，陪同阿利托教授访问了十九位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有的是梁漱溟的学生，有的是实验县、乡学的工作人员，有的是一般老百姓。他们谈了梁漱溟在邹平进行的许多改良实验。在这许多改良项目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对社会风俗的改良。因此，又查阅了有关资料，把这方面的内容抓紧整理成文。

改良社会风俗，首先利用村学、乡学大力宣传复兴我国固有的良好礼俗。如：敬老、慈幼、礼贤、恤贫、睦邻、扬善、抑恶、勤劳、俭朴、尚武、尚公、尚义等美德。反对妇女缠足、男孩早婚、吸食毒品、赌博、不清洁等坏习惯，教育大家一齐向上学好求进步。

其次，改良社会风俗，特别强调发动大家一齐进步，共谋一切改良的事。《学众须知》中说：“一家兄弟同居，弟弟要强，哥哥不正经干是不行的，夫妇俩过日子，这个好好的过，那个不好好的过是不行的。全村的人大家不齐心，没有能好的事。不但一人不好，连累一家，一家不好，连累一村，并且村里情形不好，影响一家；家里的情形不好，影响到一个人自身。要一身好，还须要一家好，要一家好，还须要一村好才行。因此，我们全村的人要联结起来，共谋一切改良的事，大家振作，合力整顿。”（见《乡村建设大意》第132页）

社会风俗改良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取缔婚姻陋习

邹平县在三十年代之前，男女婚姻主要有三个陋习：一是男子早婚严重。男子十三四岁、十一二岁，其至七八岁就可结婚。当时有句歌谣：“十一十二该娶妻，十六无儿便绝户”。从歌谣可以看出社会如何倡导早婚早育。二是女大于男过多。女大男三、五岁常见，大十几岁的亦有之。当时有这样一首民谣，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现象：“十八的大姐九岁的郎，不像儿来不像郎。要说是郎来，郎又小；要说是儿来，不叫娘。”三是女家索彩礼过重，近于买卖婚姻。

对男女婚姻上的这些陋习，实验县采取改善的措施是：一方面宣传教育，提倡晚婚。如研究院自编的《乡农的书》“戒早婚”一文中讲：“男婚女嫁，人生大事。女满十六，男足二十；合乎生理，必有子嗣。若论古人三十而娶，再晚三年五年亦不迟。”另一方面，公开立法，制定了取缔婚姻陋习方法八条规定。规定中指出：“男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者，不应订立婚约……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女家收受男家聘礼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元。”并规定：“结婚需填具申请书，经乡学核准，不予核准者，三日内转报县政府，由县政府取缔之……违者按照行政执行法从重处罚其法定代理人及介绍人。”例如，东范庄荣尊华的儿子只有六岁，因为家中只有爷儿俩，急需用人烧火做饭补缝衣服，荣尊华就给六岁的儿子介绍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未经乡学批准就定了婚。此事乡学报告县政府后，县府派人把荣尊华抓到县里，县长徐树人、秘书张涛直接进行审问，对荣尊华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扣留三天，令其解除这起婚约。此事在邹平影响很大。

梁漱溟在邹平期间，还提出了节制生育问题。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还有一件事情，在眼前或者无人看成问题，但不久的将来，在乡村中将成为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节制生育问题。如果家中生计艰难，而小孩又愈生愈多，这个问题很大，将来在乡村运动中，节制生育非办不可。这个问题与将来乡村文化的建立很有关系，假使不作节制生育的工夫，则乡村文化总不能提高。因为即令是经济进步，大家的生活好一些，而小孩子愈生愈多,经济生活总不能很好，文化总不能增高，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不过现在普通人还没有注意到，但在不久的将来，非注意不可。类似节制生育问题，乡村人不能知道这个道理，不会自动去作，必有知识、有眼光的人提醒大家，替他想办法去作方可。”（见《乡村建设理论》第233页）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个有眼光的学者在三十年代提出了节制生育问题，但由于当时条件限制，这项工作并没有在邹平县推行。

禁止女子缠足

过去，邹平女子由于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多以脚小为美，脚大为耻。六七岁即开始缠足，缠得越小越好。实则缠足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实验县禁止缠足，主要采用二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宣传教育。具体作法是由乡辅导员及各村中的教员组织为一系统，负责对群众宣传劝导。他们编成歌唱，编成课文学，现抄录几首戒缠足歌如下：

第一首（哭周瑜调）：小闺女，泪涟涟，你为什么？为着家庭黑暗，爹娘见识浅，拿着害俺当爱俺。好好的脚硬给俺缠。小了又小，尖了又尖，缠得俺七破八烂，心里战战，不是这病，就是那病；缠的俺筋骨断，浑身发酸，不得舒展，不能动弹，急的俺浑身是汗，哎哟、哎哟的直叫唤，爹娘全当没听见。遇上土匪和水患，不能跑来不能颠。你看人家那大足的，跑的快来蹿的远，可惜俺这缠足的，永远落在后边。遇着不测事，又丢人，又受罪，还得又花钱。你看可怜不可怜。现如今，求女权，男女应当同样看，也读书，也做饭，纺棉织布都自然。可惜俺这缠足的，整年累月在家园。不但大事不能办，小事也做了难。爹呀！娘呀！你看害俺不害俺。（贾瑞生回忆整理）

第二首：最可怜女子缠脚，疼痛实难堪。损坏筋骨伤血脉，行步真艰难。禁止缠足有命令，立法最森严。劝我诸姑和姊妹，再莫把脚缠。（张学连回忆）

第三首：劝女儿，听我歌，要缠足，却为何？天生双足何须裹，伤筋折骨痛难忍，万裹千缠累赘多。而今要改从前错，快把那弓鞋脱下换上他一对坤靴。(贾瑞生回忆)

《乡村的书》第四十四课《放足》课文内容是：“妇女们，再莫把足缠！伤筋折骨痛难忍，一步一颠真可怜。”

这些歌曲课文，在乡村中到处教唱，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目的是启发人们自动不要缠足。

第二种办法是采取行政措施。具体作法是实验县政府成立放足督查处，配十几名工作人员，多是妇女。他们同乡理事、村理事、闾长、邻长组织为一系统负责组织检查，对继续缠足的妇女给予批评处罚。

经过反复宣传和检查，在一二年内，邹平县禁女子缠足取得很大成绩。十岁以下的女子都不再缠足了，十岁以上的缠足女子也都将足全放开了。现在邹平五十岁以下的妇女都没有缠足的，五十岁以上缠了足又放开的,人们叫它“改造脚”。女子放足，极大地解放了妇女劳动，促进了妇女的身心健康。

禁止吸毒、赌博

三十年代初，邹平乡间吸毒的很多，如辉里庄就有四十多杆大烟枪。毒品有小白丸子、海罗因、吗啡等，小白丸子最多。吸大烟的多是地主有钱的人家；吸小白丸子的富的、穷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多是五六十岁的男人，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很少。小白丸子是日本人制造的，多数是从周村、张店贩卖来的。这些毒品严重地危害着人民的健康。

实验县查禁吸毒的方法是：首先进行教育劝说。县里将印制的戒烟挂图分发给各乡学、村学、村立学校，各学校教员在各村挂起这种挂图，对群众讲解吸毒之害。同时,还编成歌谣：“为人莫自寻苦恼，毒品上瘾真不了，伤身害体败名誉，倾家荡产祸非小！”到处教唱，使人人痛恨这种东西，下不吸食的决心。

其次，对不听劝说继续吸毒者，采取强制措施查禁。查禁吸毒的工作一般由各乡学的乡队长负责。他们带领联庄会会员,先到各村调查摸底，搞清村里谁吸毒、谁贩毒，毒品存放地点，然后采取突然行动，把吸毒贩毒者抓起来。据原实验县十乡乡队副队长孟欣斋回忆：在崖镇，有一次一晚上就查抄了十三杆大烟枪。对一般的吸毒者，教育、批评、警告后放回，对亦抽亦贩毒品的，屡教不改的，送到县里的戒烟所（又叫农民自新习艺所）学习改造。时间有半年的、一年的不等。放回去再吸毒的还可再抓回来。县里的戒烟所，成立二年多，戒清的瘾子有三百多人，成绩不小。

邹平赌博之风不很厉害，但各村也程度不同的存在。查禁的办法也是先进行教育劝导，对不接受劝导者给以处罚。原实验县第五乡乡队长王志昌回忆：周乔村一度赌博很厉害,张玉红家是一个赌场，夜晚聚集很多人，周围三乡、四乡的人也有来打牌的。他们为了防止乡学抓捕，村头派人放哨，发现来人及时报告散开。一天晚上，王志昌带十名联庄会员去“抓局”，还没到庄头，被他们放哨的发现，迅速报告张玉红说：“乡学抓局的人来了。”参加聚赌的人马上跑散，桌上的骨牌九等赌具还没收掉。王志昌一伙到后将骨牌九等赌具没收烧掉，对张玉红提出了警告，从此刹住了周乔的赌博之风。还有一次，在东范后街也抓获了一起赌博的，对为首的罚款五元，其他人罚劳役，令其为乡学体育场地跳高、跳远沙坑推了一天多沙子。通过查禁，加之当时各村均设立青年训练部成人部，农闲组织大家读书学习，因此，人们也无暇再赌博。

反对奢侈浪费

当时，邹平乡村许多人好虚饰奢。每次婚事或丧事，铺张浪费严重。以冯家村为例，结婚时有二种大的宴席：一种宴席是十碗、八碟四大件。四大件有硬大件、软大件，或二硬二软之分。所谓硬大件指鸡、鸭、鱼、肉等浑菜；软大件指黄瓜、木耳、鸡蛋、虾米汤等素菜汤。一种宴席叫两开两吃席，俗称两半截子席。即：先上酒菜十碗八碟，喝酒之后，稍休息一会，然后再上菜吃饭。乡村普通宴会，每席有四五元之消费；上边两种大席，消费就多。这对破产的农村，贫困的农民来说,负担是很沉重的。

为了改变这种奢侈浪费之风，有的乡成立节俭会，制定宴会公约，规定婚事或丧事每席以四盘四碗酒一壶为度，抽早烟而不抽纸烟。有人逾此规定则处以罚金。这种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俭的倡导，深受群众欢迎。后来群众中曾有“十块大洋钱，结婚过新年”的说法，即在春节之前结婚，只需十块钱，既办了婚事又过了新年。

还有一件事，过去邹平女孩子都要扎耳朵眼，带耳环坠子。那时小姑娘扎耳朵眼，因为没有麻药，扎时十分痛苦。为了减径疼痛，扎耳朵眼多选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这一天。扎前让小姑娘到院子里,在刺骨的寒风中冻一会,等到冻的耳朵麻木了再扎，对这件事，实验县认为小姑娘不仅感到痛苦,而且买耳环坠子也是一种奢侈浪费，因此，也加以反对制止。

禁男子留辫子

民国初年，男子就开始剪辫子，那时流传二句民谣：“剪了辫子怕张勋，不剪辫子怕孙文。”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男子留辫子的已不很多，留者多是年岁大的人。实验县对男子留辫子一律查禁。首先劝告他们自己剪掉，对不听劝告仍然留者，采取强制措施。他们组织人员到村中、集市中检查，遇有留辫子的男子,马上给其剪掉。自此，邹平男子留辫子者绝。

禁止上演粉戏

邹平乡村过去每逢春节元宵节期间，多演戏剧节目。其中有些剧目内容低级，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如：哭五更，其歌词内容如下：

一更佳人坐绣房，一阵好凄凉，丈夫入军行，郎在外，奴在家，鸳鸯分两邦。青春有多少，花有几时香，满怀心腹事，有话与谁商，思想起来银牙咬碎，骂一声无义郎。

二更佳人守孤灯，满屋冷清清，两眼泪盈盈。想必是，郎在外，与奴绝了情。脸也懒得洗，衣也懒得缝。士为知己死，女为悦己容，恨上心来另行改嫁不管他这一堆。

三更守空纬，辗转不能寐，落下伤心泪，闲半边，红绫被，冷热也得睡，思想得了病，我郎也不归，远隔南北地，两相谁梦谁。怒上心来剪发为尼入庙去修行。

四更佳人守空床，两眼泪汪汪，一夜好悲伤。守活寡，最难当，谁也比奴强，过门三年半，未得一儿郎，花也未开放，枉活阳世上，气上心来入了娼门叫他当王八。

五更佳人泪如麻，丈夫不在家，小奴守活寡。想必是，郎在外，又遇一枝花，抛下老和少，忘了他的妈，一阵是想他，一阵又恨他，恼上心来悬梁自溢一命见阎王。

此外，诸如此类的剧目还有送情郎、盼情郎、站花墙等等，内容淫荡，有伤风化，对社会无益。因此，也一律禁止。

调解息讼

乡间常发生民事纠纷，处理不好，直接影响社会安定。研究院、实验县十分重视对民事纠纷的调解。在村学乡学须知中，学长须知一段第四项对调解是这样说的：“若讼到官，结怨益深，不但耗家财，此后子孙亦难共处，乡村不祥之事，莫大于此。同村之人，均有劝诫；而调解之责尤在学长。学长必须抱定两个主义：一是主持公道；偏私不讲理之人，必折之以正义；一是化凶怨为祥和，总期乡内自了，不必到官。但学长非必是要亲自奔走双方；可先由村中明白能了事之人，劝解调解到八九成，学长再出面。”在具体作法上，对民事纠纷的调解，还是着重教育，先由乡理事或其他学董，对当事人加以劝诫，晓以利害，委曲婉转，使

争端融解；再请学长到场，予双方心悦诚服的解决。这样做的结果，许多纠纷在乡里就可解决，与讼到县的日见减少。如，实验县一乡郭庄王志严的儿媳刘××，因同其婆婆不和，服毒自杀。刘××是五乡西范。刘自杀后，其父母家人愤慨不已，全家纠集要同王志严家算帐。此事牵扯一乡、五乡两个乡，对这一重大纠纷当时一乡乡理事孙润生、五乡乡理事纪海鹏直接出面调解，对双方做说和工作。最后让王志严家对刘××用好棺材出葬，全家披麻带孝，赔礼道歉，这样平息了这一场纠纷，没有形成官司。

上述内容，只是梁漱溟先生在邹平所做过的几件具体事情。从实行的情况看，有的成绩大些，有的成绩小些，但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邹平的社会生活，改变了邹平的风俗，显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些事情梁漱溟先生虽已倡导，但并未能根治和彻底实行。例如早婚问题，当时虽有所改变，但早婚现象依然存在；节制生育问题仅仅是提出，并未实行；吸毒问题当时在邹平虽好一些，也未根绝，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后又一度发展，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才得到根本解决。

回顾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前梁漱溟先生想办而没有办到的事，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办到了。五十年前梁漱溟先生改良邹平风俗所办过的事，将会给我们以借鉴和启示。过去许多有志之士为改造中国的落后面貌进行了许多探索实验，今天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更应为振兴中华，从根本上端正党风、改变社会风气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