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談東西比較要以文化方向為主旨

梁漱溟先生要談東西比較，談東西的比較要談文化，之所以要談文化也是經過一個中國現代史的反省之後的決定，過去以西洋船堅砲利為優於中國，結果中國有了北洋艦隊依然不如日本，此時以為應該走政治改革之路，卻始終不能得到民主政治的精髓，於是梁漱溟與其他談東西比較的學者有了一致的意見，認為東西的差異以及中國必須迎頭趕上的問題重點卻是在文化心靈的精神價值方面，因此轉入從文化精神角度先定位中西差異的關鍵，然後再尋求中國應有的走向。也可以說，梁漱溟先生是以為中國尋找國家出路而企圖從文化改革入手而研究文化差異的。這樣的工作態度，當然是與其他當代新儒家有同有異，相同的地方在於他一樣高舉儒學作為當前中國問題的價值意識指導性思想，但是這只是理論使用的歷史哲學的選擇，而不是理論優劣的三教辯證意義下的系統性哲學理論的高下對錯的選擇，因為當他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去說中西印三家文化差異型態時，三家之間是沒有系統性問題的高下差異的，有的只是歷史哲學的先後次第使用問題上的高下差異。

當梁漱溟先生進入了以文化精神為分析中西差異的時候，他提出的分析方式是就文化原始發展時期的發展心靈方向以作為分析其後來發展命運的架構，他說文化是生活的樣態，生活是意欲的發揚，因此，意欲發揚的方向便決定了文化發展的方向。其言：

「我以為我們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有個方法。你且看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此所謂的意欲與叔本華所謂的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通是個民族通是個生活，何以他那表現出來的生活樣法成了兩異的彩色？不過是他那為生活樣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兩異的方向，所以發揮出來的便兩樣罷了。然則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源的意欲，這家的方向如何與他家的不同。你要去尋這方向怎樣不同，你只要他已知的特異彩色推他那原出發點，不難一目了然。」[7]

梁漱溟的分析即是對準意欲以說生活，而意欲即是對生活世界的意欲，對生活世界的意欲即是一奮鬥，此一奮鬥有其所對之項目之可成不可成的差異，此一差異即決定了其努力奮鬥之後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實況。即此可作為東西文化現況差異的分析架構。

然而，梁漱溟先生的這種思考型態，卻是十分地取徑於佛教唯識學的思考模式的，他自己說：「我研究知識所用的方法就是根據於唯識學。」[8] ，不過他稍作謙虛地表示這是他所理解的佛學唯識學，其言：

「照我的意思――我為慎重起見，還不願意說就是佛家或唯識家的意思，只說是我所得到的佛家的意思，――去說生活是什麼。生活就是相續，唯識把有情――就是現在所謂生物――叫做相續。＿＿生物或生活實不只以他的根身――正報――為範圍，應統包他的根身器界――正報、依報――為一整個宇宙――唯識上所謂真異熟果――而沒有範圍的。這一個宇宙就是他的宇宙。蓋各有各自的宇宙――我宇宙與他宇宙非一。亦此宇宙即是他――他與宇宙非二。照我們的意思，盡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無宇宙。由生活相續，故爾宇宙似乎恆在，其實宇宙是多的相續，不似一的宛在。」[9]

依據唯識學的理論，生活就是有情眾生的相續活動，世界就是有情眾生的唯識世界的本身，宇宙就是自己的宇宙，自己與自己的宇宙都是自己，在自己的宇宙中一相續不斷的活動由自己的意欲發為奮鬥的蘄向而成就不斷更新的自我宇宙世界。如其言：

「這個差不多成定局的宇宙――真異熟果――是由我們前此的自己而成功這樣的，這個東西可以叫做前此的我或已成的我，而現在的意欲就是現在的我。所以我們所說小範圍生活的解釋即是現在的我對於前此的我之一種奮鬥努力。＿＿所謂生活就是用現在的我對於前此的我之奮鬥，那麼，什麼叫做奮鬥呢？因為凡是現在的我要求向前活動，都有前此的我為我當前的礙。＿＿這種努力去改變前此的我的局面而結果有所取得，就是所謂奮鬥。」[10]

所以分析東西文化就是分析東西文化的創始心靈中的奮鬥意義，這個奮鬥意義就是意欲對於生活世界的開創，生活世界有種種不同層次的問題，因著對於不同層次的問題的用力方向而決定了文化的走向以及當前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