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袁先生知道我的很多缺点了”

        在邹平的日子，我天天陪同迈克到各个单位走访，工作是繁忙而辛苦的。我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核对两人的笔记，直到7点吃早饭为止。上午八点则准时从黛溪山庄出发，去到各个单位走访。每一个单位的访谈通常以半天为限，进行三到四个小时。我既担当翻译，也要担当记录的任务。而迈克对于记录的要求则是在尽可能准确的前提下，越细越好。
        刚到邹平那天，在迈克和姜银浩书记交谈时，我忙于翻译，并没有做特别详细的记录，只是依照自己的老习惯提纲挈领地将重点记录下来，没有想到就出现了纰漏。第二天一早，迈克和我约定早上六点起床对笔记。这时我才发现做记录的习惯性方法达不到迈克的要求。他的记忆力非常好，对于很多细节都能回忆起来，即使我想糊弄也不容易。看着迈克不太满意的眼神，我只好说今后会尽力记录得更为仔细。在随后的走访中，我就尽力记录得详细一些，而迈克在负责提问的同时，也进行记录。等到一天访谈下来，我们晚饭后就核对两人的笔记，并通过记忆弥补可能出现的、个别细节上的遗漏。通常是我看着中文的记录，口译成英文，而迈克则看着自己的笔记，将遗漏的地方补上。这时候字典就派上用场了。一旦出现生僻的单词，我就会通过查阅英汉字典来解决，解释给迈克听，直到他明白较为准确的意思。白天一整天的访谈，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因而随后核对笔记的工作量也不小。有时，遇上相关单位的宴请，等我们回到黛溪山庄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上8点以后了，但我们还要核对笔记到晚上10点半，甚至是近11点才休息。之所以这么干，因为日程安排很满，工作量大，不能累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两人尽快核对笔记，也是为了能够较为准确地回忆可能遗漏的部分。
       到了周末，我们也没有闲着。我陪同他和洛伊丝爬上黛溪山庄后面的山顶，眺望邹平镇和周边的广袤大地。我们穿过邹平的大街小巷时，迈克往往会发现一些新的变化。洛伊丝则拿着相机，看到有意思的场景就拍摄下来，而这些图片主要是考虑用在未来以邹平为主题的专著中。迈克还让外办的同志租来两辆自行车，放在黛溪山庄。等到周末的时候，他就让我骑车和他一道出去。我们会从邹平镇出发，沿着公路向前骑行，看看农田和村庄。骑行当中，迈克会观察道路维修的状况，以便发现与前一次来访时的不同。每到达一个村庄，看到有趣的事情，他总是要下车来仔细观看。当看到地里有农民在耕种，也会时不时下车来交谈几句。有一次，他看到农民在地里打农药，就和人家交谈起来。当地农民见到这个大鼻子美国人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也觉得很有趣。对方告诉迈克，不久前他还见过另外一个美国人，不过是个女的，在邹平待了很长时间。而那个女的喜欢四处去看当地举办的各种红白喜事。迈克告诉我说，他大致猜到了那个女学者的身份。回来后，迈克很快就从外办的同志那里确认了那位美国女学者的身份。
        迈克的精力着实让我感到吃惊，他的敬业精神也让我敬佩。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美国学者身上十分严谨、执着、踏实而勤奋的精神，而这是当今不少中国学者所缺乏的。现在回想起来，迈克之所以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有着十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和他不拘泥于书本知识，而注重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紧密相关的。记得在邹平期间，我俩还谈到了中美学者在这方面的差距。迈克说，中国学者到美国访问，往往喜欢去大城市，待在大学里面，而不愿深入到美国的乡村，深入到最基层去考察美国社会。我则辩护说，中国学者去美国的机会少，获取资助也很有限，因此去乡村实地考察有一定的困难。迈克则不认同我的看法，认为如果中国学者想去美国的乡村考察，还是能够获取资助的，关键是要有这种意愿。当时我半开玩笑地说，“我其实很想到美国的中西部去看看，了解一下美国乡村的生活。到时候，你可要帮忙哦。”迈克并没有回绝，倒是颇为认真地表示可以出面帮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私人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也在加深。工作之余，我们也会天南地北地谈起来。我们谈到了各自的家庭亲友、各自的经历，也谈到了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包括对待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迈克十分健谈，而且十分率真。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我们的差距都很大，但是迈克并没有一点架子。论年龄，他和我的父亲是同龄人；论资历，我也只能算得上他的学生辈，而他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和我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都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有些观点不尽相同，但迈克并未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也没有拿出教训人的口气。虽然他在官场上也混过，但他首先是一个学者，更能以平等的方式来和我交流。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之间并无明显的沟壑，交流起来也颇为顺畅。有时在拿不太准的问题上，他还会征求我的意见。比如去某单位走访，他会事先询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有没有哪些问题遗漏了。当我们应邀去邹平的某个老朋友家做客时，他就会问我带什么礼品比较合适，诸如此类。对于合理的建议，他是十分乐意接受的。当然，如果迈克不提出来，我一般对于访谈不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不会在访谈中提问，免得干扰了他的工作。
        我从迈克的嘴中得知，他1938年出生在比利时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次年，面临第二次世界发展爆发前夕希特勒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对于犹太人的迫害，迈克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带着全家移民到美国。每每谈到这里，迈克总是感到非常幸运。
       进入大学后，迈克对于国际事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在中美依旧相互对抗、互不往来的状态下，最初曾一度有意从事苏联研究的迈克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最终选择中国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在那个年代，选择研究中国的确需要一定的勇气和长远的眼光。在邹平期间，针对我的询问，迈克告诉我说，当初他之所以选择研究中国，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未来必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力；二是美国迟早要和中国打交道，不可能永远对抗下去；第三点原因就是当时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并不多，那么未来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不难看出，迈克是富有远见、也非常务实的一个人。
       当时，迈克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Doak Barnett）。迈克曾对我说，他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鲍大可。即使鲍大可年龄不小了，但有些活动还是得邀请他参加，否则他就会抱怨。不过，我真正意识到迈克对于鲍大可特殊情感则是在1999年春天我即将离开斯坦福大学回国的时候。那时正值鲍大可去世之际，我清楚地记得驾车的迈克流着眼泪对我说，对于鲍大可的去世，他感到无比的痛苦，因为他一直将鲍大可视作自己的第二个父亲一样。那时我事先并不知道鲍大可去世的消息，也从来没有见过迈克如此痛苦的情景，因此一时间居然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不过，那个场景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让我真正感到他们两人之间胜过父子的感情。
        从迈克和洛伊丝（Lois）的嘴里，我对于他们的家庭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们谈到了当初两人相识相爱的情景。迈克出生于犹太人家庭，而洛伊丝则不是犹太人，但最终还是获得了迈克父母的认可。他们组建了非常幸福的家庭。迈克夫妇养育有一子一女。儿子戴维当时在美国陆军中服役，是一名美军上尉。女儿德博拉（Deborah）当时则正在旧金山工作。在老伴去世后，迈克的母亲寄居在养老院。不过，每到节日的时候，迈克夫妇就将老奶奶接回家中一起过节。后来，我在斯坦福大学访学的时候，受到迈克和洛伊丝的邀请，到他们家中过感恩节。那时我见到了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和漂亮大方的德博拉。当然，这是后话。
        通过邹平一个多月的交往，我对迈克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甚至是个人的脾气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结束邹平的考察、前往济南乘坐飞机回京的路上，迈克当着洛伊丝的面笑着说道，“现在袁先生知道我的很多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