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艾恺与中国的缘分：见证你的伟大复兴，中国

艾恺（速写） 罗雪村绘

　　艾恺是意大利裔美国学者，长期从事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史、中国地方史研究，是海外梁漱溟研究第一人。此时的他临窗而坐，温和而慈祥，远自重洋，却能纵谈中国经典，细数历史名流，言语间流露出对中华文明的慨叹和敬畏。

　　一

　　艾恺将与中国文化的相遇视为一种缘分。“通过大量阅读史料，我被中国文明深深震撼了！没想到它不但发端甚早，连续性也是其他古老文明无法相比的。”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兼收并蓄，让这位外国学者踏上了探究中华文化的学术之路。

　　1963年的夏天，艾恺一口气翻阅了数十本各国史学著作，他惊喜地发现，对当时物欲横流、深陷困境的西方而言，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或许是一剂良药。第二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师从邹谠研究中国历史。1966年秋，艾恺进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潜心修读费正清、史华慈的著作。那时，他对中国的认识是模糊的，但潜意识里却有一个强烈的声音：中国未来一定会复兴。“如今的中国距离复兴之梦的实现越来越近，比我所期望的还要快。”艾恺对自己的预感惊讶，得意。也就在那时，梁漱溟的名字首次进入他的视野。“这样一位兼具思想和道德的人竟被我们的历史研究完全忽略，我很震惊。”从此，他找到了进入中国文明、撬动学术研究的支点——梁漱溟。

　　1969年底，艾恺奔赴台湾，“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呆就是两年半。他遍访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和相关人等。这一踏访延续到香港。人们对梁漱溟的现状知之甚少，多年后艾恺方知，彼时波涛翻滚的海峡对面，梁漱溟正遭遇着人生的低谷。1973年，艾恺以美方访华翻译身份来到北京，但未能面见梁漱溟，抱憾返美。同一年，艾恺借助搜集的访谈和回忆，开始倾情描绘梁漱溟。前后十年之久，《最后的儒家》终于在中美建交的1979年面世。书一出版，好评和荣誉纷至沓来。

　　几经辗转，艾恺终于在1980年见到了梁漱溟。那一年，艾恺刚过而立之年，梁漱溟已近九十高龄。一支麦克风、一张四方小桌，每天三小时，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在谈话中慢慢铺开，许多历史细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还原。后来，两人的“对谈”以《这个世界会好吗？》和《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出版。

　　世间有很多缘分，也有很多遗憾。1986年6月，梁先生辞世，仅仅几天之后，艾恺抵达中国。于艾恺而言，无疑是一生的遗憾。

　　斯人已去，艾恺的梁漱溟研究和乡村建设研究仍在继续。

　　二

　　1986年，山东邹平成为美国透视中国的窗口，而那里恰是数十年前梁漱溟乡村建设之地。那时的邹平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一家电影院，街边的花生米摊代表了全部的夜生活，摊主昏黄的灯犹如夜空闪烁的星，微弱的光照亮夜的静和沉。一张张高鼻梁、蓝眼睛的陌生面孔，让生性热情的邹平人稀罕和惊讶，当然，也免不了防范和谨慎。

　　那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

　　也正是从这里，艾恺沿着梁漱溟曾经走过的路，开始了长期的中国研究之旅。自研究梁漱溟始，艾恺就长期采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口述和书面材料，会帮助研究者迅速抓住研究对象的性格和特征。”艾恺对微观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行走在邹平、镇平、内乡、宛西的土地上，寻访老人，留下书面记载所没有的历史材料。

　　他热衷于写县史、村史等地方史志，以求呈现更为复杂真实的社会生态。1973年进入中国内地时落脚的小渔村，已是高度现代化的深圳，整个中国也已今非昔比，艾恺对中国的认知也更加深入和多维。

　　几十年过去，艾恺见证了中国的腾飞与欣欣向荣。但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人的变化，“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更为活跃和开放，视野更加开阔，社会更加包容，中国传统文化所蕴藏的生命力再次绽放出来”。

　　在一般学者眼里，梁漱溟的思想倾向于保守，艾恺研究后发现，世界上有“不少类似梁漱溟的知识分子，他们审慎地面对启蒙，对现代化所造成的传统礼俗、民族文化的破坏提出批评”。梁漱溟看到了现代化的问题，把思维触角伸到传统文化，形成了系统的文化理论体系。而艾恺对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的体察与研究，既有梁漱溟思想的启发，又得益于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中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而他学术生涯中另一维度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正是这长期探究的结晶。

　　“社会发展的道路不是唯一的，现代化的过程也各有不同。从春秋时代一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都是全球最先进、最富裕的国家。但由于清朝的落后和西方的入侵，中国曾经历历史上的低谷。今日的中国有能力再次成为最先进、最富裕、最文明的国家。”

　　与梁漱溟相似，艾恺对当今世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行为心持反思：“现代化在物质生活上所起的成效显而易见，而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所造成的隐患，则难以察觉。”现代化带给人们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侵蚀着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在艾恺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必然，物质需求是历史的必经阶段，但在此期间，也要警惕物质或非物质文化的损害和流失。艾恺希望深入到中国文明的深处，为人类共同的未来寻求养分。

　　三

　　曾经，艾恺为这个世界忧心忡忡，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深入研究梁漱溟和中国传统思想之后，他开始倾向于梁漱溟式的乐天派。1883年，目睹内忧外患的梁济曾说：“中国的经典不能解决西方入侵后产生的问题。”三十年后，梁漱溟却提出了几乎与其父背道而驰的观点：当人类沿着西方的路，逐步满足物质需求后，将不得不面临人际关系、道德伦理的悖论和迷思，而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此则显示出优越性和卓越的价值。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艾恺，这位沐浴现代文明的西方学者更是引用梁漱溟的话坚称：“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他眼里，没有精神的寄托就不会有真正的享受，一味地向外攫取而没有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不会获得生活的乐趣。“如果未来有一个为全世界所接受的思想，一定会与儒家思想类似。”儒家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规范，可以构成未来社会共同体的共同道德信念，成为缓和乃至治愈当今世界种种“疾病”的良药。

　　艾恺是学者，更是行走在中国土地上的观察者和倾听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繁荣发展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气度。“中国人骨子里就热情、善良。中国有句俗语叫‘远亲不如近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观其言察其行’，如果细心观察中国人的言行，你会发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始终保持着对周边近邻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再看看她‘走出去’的风貌，以及她对世界所施的‘仁义’，你就会感受到中华文化散发出的魅力。”艾恺如是说。

　　近一个世纪前的冬日，眼看中国社会刮起狂风暴雪，梁济发出一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看着如今的世界，我们不得不发出类似一问：“这个世界该怎么办？”艾恺说：“这个世界总是有希望的，无论经历多少挫折。这个世界会好的，越来越好。”“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在艾恺眼里，中国正成为这个变局的动力之一。 

　　（制 图：蔡华伟）　　

　　人物简介：

　　艾恺，美国汉学家，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中国地方史研究的汉学家，梁漱溟研究专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