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尤其因为你也是一个被放逐之人，所以我们破例来和你商量。 
　　你愿意不愿意做我们的首领？ 
　　穷途落难，未始不可借此栖身，你就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旷野里吧！ 
　　──莎士比亚：《维洛那二绅士》（Two Gentlemen of Verona ） 
　　第四幕第一场，朱生豪译 

　　一、引子 

　　再过一百年，历史学家将如何铭记和解释文化大革命呢？我的论点是，毛泽东理想的本质是反现代主义（更具体地说，是反现代化）。文革将首先作为二十世纪最突出的「反现代化」现象之一而被人们所铭记。 

　　我对文革的分析可以归纳为这样一点：毛将整个国家「延安化」了。延安模式本身是由某些万不得已的具体时空条件产生出来的，但是，毛却将这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採取的办法变成了一笔财富，他在1949年掌权后继续推行延安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将它们变成了最可宝贵的东西。毛担心中国社会出现复辟，重新走上「封、资」道路，於是，他就圣旨裁示，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国是必要的。毛的延安理想的本质是反现代化2. 

　　二、权力斗争还是理想的冲突？ 

　　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文革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毛牺牲了现代经济的发展，以求实现他那独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但这一追求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一解释强调毛的最终动机是在中国实现他那「美好社会」的蓝图。另外一种相反的解释是「权力斗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经常是一些政治学家──强调运动的那些纯粹政治的层面，认为运动的起因是毛与政治领导层之间单纯的权力斗争。由於大跃进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毛的实权被中共领导层削弱了，於是，毛就力图重掌实权，贯彻自己的政策，控制党和国家。 

　　有时候，人们将两种解释结合起来：这里面既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又有理想的因素。毛感到他为中国未来设计的理想蓝图面临着危险，尤其担心某些阶层──特别是城市精英阶层──会「卷土重来」。他认为苏联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因而担心中国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他还怀疑中共领导层的革命信念（正是中共领导层使他失去了掌控党和政府的日常事务的权力）。最后，毛也担心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谈到过自己的死，说是「去见马克思」。这句话的隐含意思是，他是马克思的嫡系，这个角色扮演得好不好，事业的成败如何，他得向马克思有个交代。於是，为了重掌权力（也为了重新发动革命，实现自己的理想蓝图），毛找到了一批支持者──主要是他的妻子江青和一帮把持了文化教育部门的野心勃勃的「激进」知识份子、掌握军队的林彪，以及几个负责安全部门的官员如汪东兴和康生。周恩来也是毛的支持者，但他所起的作用不大一样。无疑，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参与，政府就会陷入瘫痪。我想，再过一百年，人们在研究文革时也许不会那么看重权力斗争的一面，而会把文革中体现出来的毛主义的理想蓝图看成是最主要的。 

　　三、红卫兵和毛泽东的精神理想 

　　在政治以及其他方面，毛的所有支持者显然都在图谋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支持者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一帮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最富有理想精神，正处於青春期骚动，因而就成为最具叛逆性格的一群。文革中最触目、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批年轻小将的造反行动。与毛的其他支持者不同，至少在运动初期，他们是完全不带个人目的的。 

　　自从60年代初期以来，毛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削弱了，不过，他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从未受到过挑战。无论在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中，还是在马列主义传统中，最高政治权威都同时是最高理论权威和精神权威。中国的皇帝不只是行政首脑，在某种意义上也十分类似於凯撒／教皇。同样，在马列主义传统中，最高政治权威必须同时是最高理论权威，例如列宁就是这样（因此，尽管斯大林对抽象思想并无真正的兴趣，其抽象思维能力也很贫弱，但他还是找人捉刀，以他的名义写了几本高度理论性的着作）。从毛的地位来看，他简直就是中国的最高精神权威。因此，红卫兵觉得自己在完成一项精神使命（他们正处在十几岁的青春期，有一种推翻父辈权威的冲动，这一精神使命自然就与这种逆反心理正好合拍）。考虑到这一点，红卫兵为何对毛及其理想如痴如狂，万分忠诚，就不难理解了。 

　　在我看来，红卫兵是一帮经最高精神权威「认可」发泄其「本能的」叛逆冲动的青少年（我相信，这也是文革能够吸引当时西方的青少年及年轻的成年知识份子的原因）。按其本性来看，这些充满理想主义和反叛精神的青少年的行动必然是否定性的和毁灭性的，与发生在一切地方的青少年反叛一样，最终不会带来任何创造性的有益成果。 

　　四、毛主义的本质 

　　毛的理想是甚么？为甚么这种理想的核心是反现代化？确实，毛从来没有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他在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期间（从40年代到1976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划中推导出他的理想。1949年后最具有「毛主义」特色的时期和规划就是大跃进和文革，两者在某些基本方面都让人想起延安时期。对毛来说，延安时期是「黄金岁月」，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将这个时期当作各种价值的试金石。 

　　我们应当记住共产党和毛泽东在1937年的处境。当时，他们被迫撤退到一个赤贫的地区，陷入日本人的围困中。根据地的通讯和交通条件十分糟糕，那里没有现代化武器，可以说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东西。他们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因而其所採取的政策和组织形式与马列主义几乎没有甚么关系。他们士气高涨，激情洋溢，尤其与中国那些非共产党的政治群体相比，更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是，共产党不仅熬过了这个困难时期，而且还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和毛泽东马上就面临又一个劲敌，这就是国民政府。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在武器和兵力上都佔有数量上的优势。但是，共产党再度奇迹般地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在毛泽东眼里，这些价值不仅本身就是好的，而且还在明显不利的情况下为共产党赢得了胜利。於是，毛就认为，这些价值不仅对建立一个「美好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富强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看来，这些价值同时具有实践和规范两方面的意义。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各种方法、态度、策略依照这一系列价值形成了一个融贯的整体，并获得了成功。也就是说，在中共熬过了日本人侵略的那个困难时期并取得了内战胜利后，毛泽东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採用的那套办法当成了治国方略。对他来说，这一经验似乎具有了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因此，一旦大权在握，他就让整个民族接受了这一笔宝贵财富。下面列举的一系列特徵都形成於延安时期，当时共产党在与日本人打仗，形势异常严峻。我们将看到，这些特徵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为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连续的网络。每个特徵都与其他特徵有联系，它们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关於美好社会的全盘理想。由於毛在用文字表述这些价值时採用了马列主义的语彙，因此，国外学者经常将整个方案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自力更生 

　　毛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显着的特徵就是自力更生。这原本是毛在延安时期迫不得已採取的办法，但却成为大跃进和文革的显着特徵。在这整个时期，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强调「自力更生，就地取材」，强调土技术。当然，毛和中共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自力更生，因为遥远的空间距离使他们无法接触到现代技术──无论是经济技术还是军事技术。自力更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採取的办法，现在却变成了一笔宝贵财富。很显然，由於在战争期间完全接触不到现代技术，就有必要採取一些土办法，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最实际的策略。 

　　在50年代后期，这些用语，连同「两条腿走路」之类的说法，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到了文革时期，更成了家常便饭。 

　　（二）民粹主义 

　　第二个特徵显然与第一个特徵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毛的民粹主义3.如同毛的一般世界观中的许多东西一样，这种民粹主义也带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印记。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被唤起的民众是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甚么事情都可以办到。天命在现实世界中要靠人民大众的实际体现。群众被调动起来，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谁拥有天命。自从延安时期以来，毛用来对抗敌人优越的非人力资源的唯一凭藉就是人力资源。 

　　（三）唯意志论 

　　毛的民粹主义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哲学上的唯意志论，另一个是所谓的农村主义。按照唯意志论，人的意志先於或高於人的理智或理性。毛的唯意志论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它表现为这样一种信念：不管存在着甚么样的客观障碍，单靠意志和决心就能够做成一切事情。靠着这个信念，再加上群众万能的信念，热情、坚定、被唤起的群众便成为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毛在延安时期撰写的许多着作都表现出这一特徵，尤以〈愚公移山〉（文革时期的「老三篇」之一）最为明显。移山看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愚公却要依靠自己的决心和意志做成这件事情。在这个传统寓言中，这种态度最终感动了天神，他们就帮愚公把两座大山背走了。毛把天神的神性的万能与同样「具有神性」、同样万能的四万万中国民众进行了直接类比。於是，在毛的世界观中，士气高涨、道德高尚、决心坚定的民众就成为无所不能的终极力量。 

　　由於这种唯意志论的态度，也由於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毛不断地强调教育、道德劝化、思想影响、意识形态灌输和文化，认为这些东西是最最重要的。毫无疑问，中共之所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一个首要条件就是它拥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这支军队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思想改造而被政治化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不断的道德熏陶的结果。延安经验证明，对军事胜利而言，这一点比武器、军事技术、装备等等更加重要。要取得胜利，内在的道德素质（精神、热情、意志）比任何其他条件都更加重要。 

　　（四）农村主义 

　　毛的农村主义是其民粹主义的自然结果。当然，在陕北，毛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强调农村社会及其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性。在整个中国，农村人口佔绝大多数，因此，任何民粹主义思想自然都会重视农村。1949年以前，中共和毛仅仅与农村社会打交道，后来，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农村社会及其道德优势又再度受到重视。城市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五七干校大多设在农村地区。对毛来说，农村社会是真正的知识和道德的终极所在，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城市社会才是知识和道德的终极所在。 

　　（五）平等主义 

　　大多数人都将一个特徵与文革等同起来，这就是极端的平等主义，一种绝对的经济平等（而非社会或政治平等）理想。这也是文革对西方左派青年产生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陕北地处穷乡僻壤，在经济上根本不可能提供多少剩余物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消费水平也不可能出现大的差异。这个地区没有必要的经济资源来支撑经济不平等。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於是，这种均一性也成为毛所设想的美好社会的一个特徵，后来更成为文革的一个显着特徵，其目标是要彻底铲除生活方式的一切差异──从衣着到娱乐，再到语言，都要做到整齐划一。每个人都看同样几齣样板戏，每个人都读同样几本书，每个人在衣着和用语上都效法「群众」。毛的理想是让全中国的老百姓在生活方式和消费上达到绝对的平等（当然始终要把他自己排除在外）。我的许多中国朋友（尤其是当过知青的朋友）告诉我，在文革期间，每个人都要效法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大老粗。 

　　（六）红专对立 

　　提到文革期间强制推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均质化，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文革的另一个人所共知的特徵，就是对知识份子和专家的敌视。红与专的两分法有助於说明这一点。自然，当时的理想是又红又专，但实际上，红要比专更为重要。这个两分法涉及到许多因素，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前面列举的一系列特徵一样）。红专问题首次出现在延安时期，当时的表述方式是德与才。这个问题（至少按照我对这些事件的解释）反映出儒家的传统信条：才过於德为小人。后来，德与才改为红与专，但其内涵并没有变化，就是说，政治觉悟（德）比专业才能（才）更为重要。这意味着，一旦具备了正确的思想觉悟，就能够在「外部世界」立於不败之地。实际上，早在文革前的社教运动中，中国的媒体就有连篇累牍的宣传报导，证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效用，一旦在各种实际活动中（例如外科手术和制造业）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够取得很大的成效。 

　　（七）作为灵魂状态的阶级 

　　思想觉悟的首要性引出了下一个特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最根本的（尽管不是最显着的）特徵，大体上看，正是这个特徵最鲜明地将毛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我们可以将这个特徵称为「阶级的主观化」，或者换一种说法，阶级变成了一个道德范畴，而非社会范畴。这一点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直接相悖，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毛实际上把这个原理颠倒过来，让意识来决定社会存在。於是，「阶级」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实际社会状态，而变成了一个人的心灵状态。如果一个人有了正确的内心道德状态，具备了正确的思想意识，那么，即使他并非在无产阶级家庭中长大，即使他并非城市产业工人，他也具有「无产阶级觉悟」。诚然，毛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从他的种种政策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论者经常指出，中国的共产主义──尤其在延安时期──十分强调正确思想的教育和灌输。阶级斗争成为一齣永不停息的道德戏剧，这是灵魂内部的善恶斗争，类似於摩尼教的那种斗争。这就是为甚么一些研究文革的学者採用了「德治」（virtuocracy ）的概念4.毛主义的这种倾向怎么是「不得已而甘愿为之」的表现呢？延安有一些甚么样的客观条件呢？共产党及其所支配的社会的实际社会存在又如何呢？就毛泽东领导的政党而言，其领导层几乎完全是由境遇较好的社会阶层组成的，毛本人也不例外。这个政党的正当性和历史作用要归因於其无产阶级性质，然而，在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层中间，没有一个人算得上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城市产业工业家庭中长大，并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做苦工。不仅如此，党的活动中心是在最土气的农村地区，方圆几百英里看不到一家现代化工厂，被组织起来的是彻头彻尾的农村人口。考虑到这些客观情况，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很难称得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样，强调主观方面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毛所处的环境中，日本人在客观的军事技术实力和组织方面佔尽优势。因此，毛就强调他所能控制的那些因素的首要性，这就是士气和道德，也就是战争中的主观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毛为甚么强调灌输和教育的重要性，并赋予意识和主观状态以首要性，使之凌驾於客观因素之上。 

　　毛的思想之所以表现出这种倾向，或许是由於他有一种「不得已而甘愿为之」的倾向。不过，毫无疑问，他也从中国的（或儒家的）世界观中继承了某种东西。有几位学者已经指出，中国传统思想将思想觉悟放在首位5.一些论者认为，按照新儒家思想，只要有正确的思想觉悟，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6.在中国传统中，学习不只是一种智性行为。通过学习，一个人不仅要提高知识水平，而且还要提高道德水平。毕竟，传统科举考试的目的就是要遴选出德才兼备的人。在中国传统中，经常是以小组形式展开学习的，其结果就是，一个人在知识和道德两方面都得到了完善。孔孟与其弟子的学习小组是这样，晚清康有为或其他改良派人士的学习小组，以及普通中学生的学习小组都是这样。1949年以后的学习小组制度也是仿照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只不过用「政治」代替了道德。 

　　（八）反智主义 

　　中国的不同传统对毛和文革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如何解释文革期间对知识份子的攻击呢？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种攻击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矛盾。这里牵涉到许多因素，在此，我只想讨论一下反现代化这个因素，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过去几个世纪，出现了愈来愈强大的专业化倾向，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正如各类官僚机构的建立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一样（如前所述，官僚化本身就是一种针对行政职能而建立的专业化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机构的各部门日益提升了其职能的专业化水平）7.正规的专上教育就是形成和强化这种专业化职能分工的手段。就其本质来看，现代「知识份子」都是专家。如同工厂的制造活动一样，知识份子的日益专业化在各个技术领域──医学、信息管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等等──创造了更大的效率。在延安时期，这种现代类型的知识份子是比较少的，而现代类型的技术人员就更少了。在党内或根据地，知识份子大多是中学毕业生。这样一来，人们就不甚重视知识份子的那些与实际经济生产相脱节的理论知识，而更加重视来自直接经验的知识。 

　　毛主义的一系列特徵的对立面是甚么？当然就是城市，因为城市是专家、技术人员和官僚的大本营。这些人的错误就在於脱离群众，由此就必然形成了极端的不平等。城市不是唯意志论和民粹主义的用武之地，而是形成一种等级结构，拥有特权，一切都按部就班。城市是现代化的中心。毫无疑问，毛并不反对工业化，但他却总是倾向於将企业分散在农村地区，而不是集中在大城市。这一点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在1973年初访问过延安南面比较有名的南泥湾五七干校，亲眼目睹了毛主义和文革的所有这些特徵。五七干校的学员都是来自西安市的一些专家。我记得曾经与一些外科医生和建筑工程师谈到他们在干校里的生活。有三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干校基本上再现了延安时期。干校建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地区，是由学员们自建的一个营地。如同外来移民一样，学员们自己种菜烧饭，料理家务。几位医生特别告诉我，所有的用具都是他们就地制作或获得的。他们似乎对他们就地取材建造的一架手术台非常自豪。手术台很不稳当，非常危险，只要往上面放点东西，就会歪斜。建筑工程师将水泥混合起来，铺砖，盖屋顶，凡是与建造房屋有关的事情，都由他们负责。就像外科医生因陋就简建造的手术台一样，建筑工程师盖的房子看上去也摇摇欲坠，屋顶可能还渗水。但是，这恰恰是毛的理想的本质所在。每个人都採取同样的生活方式，同样的消费模式。如同在延安的那些黄金岁月一样，人们用的是土办法，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但是，这种技术上的落后性质却被说成是干校的宝贵财富。现代专家只能起非专家的作用，其结果可想而知。这与投入产出的优化原则截然相悖。再过一百年，人们在回忆文革时会看到，文革是要按延安模式来改造整个社会，带有各种各样的反现代化特徵。 

　　刘锋译 

　　注释 

　　1朱生豪的译文并未清楚译出"make a virtue of necessity"这一英文说法的真正意思。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指：某人要做一件迫不得已、非做不可的事，但却装成很乐意很自愿的样子。比如，市长迫於选民压力，不得不削减预算，但却装成自动自发的样子，还大力谴责政府的花费。引文中说话的人是盗匪头目，他遇上一个从城市被放逐出来的年轻绅士。他就叫绅士来做匪帮首领。因为绅士已被「逼上梁山」，他就「假装甘愿为之」了。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这个原本是「城市」政党的领袖，也被「驱逐」到落后偏远的农村，但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了积极正面的政治观和文化观。 

　　2「现代化」（按照韦伯[Max Weber]原来的定义，就是理性化）的本质就是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从狩猎採集的社会一直到今天），一切技术的、经济的和组织的进步显然都表现为一种直线发展，即专业化水平愈来愈高，劳动分工愈来愈精细。在文明的开端，专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只有少部分人承担各种专业职能（统治阶层、武士阶层、神职人员、技师／工匠等等，大多数人都耕种土地）。职能愈是专业化──技师愈是专业化，专业化带来的益处就愈大。最近几十年，许多学者都变成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一切关於「现代化」的论述都已经过时，只反映了一种直线进步观，将民族国家当作历史的主体。韦伯的理性化的本质实际上就在於，人类支配自然以求生存的方法愈来愈有效率。后现代思想家认为，理性化是一件坏事。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在其重要着作《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中把对效率的追求（即投入产出的总体关系的优化）称为「运作可行性」。他将这一点与现代联系起来，但是，「运作可行性」作为一个标准，是与人类一道出现的。毕竟，投入产出的优化乃是一切人类社会谋求生存的方式。限於篇幅，我不能讨论后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在此，我只想提一点：后现代主义挑战了韦伯的理性化概念。 

　　3极端民粹主义是指一些声称代表着整个民族的运动和意识形态，它经常声称代表着贫穷的大众，将其调动起来。 

　　4谢淑丽（Susan Shirk ）在Competitive Comrades：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一书中将「德治」一词用於文化大革命。 

　　5例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的极端反传统主义》一书中认为，在儒家思想中，意识是最重要的。 

　　6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Thomas A.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Neo-Confucianism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7职能愈是专业化──技术人员愈是专业化──投入产出的优化水平就愈高。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革命实际上是朝着经济角色的更大的职能专业性的一次大跃进。在经济中，劳动分工愈来愈精细，形成一个以专业化的机器操作者、而非手艺师傅为主干的制造系统。在现代官僚国家中，这一分工原则也被用来管理社会（劳动分工愈来愈精细）。 

　　艾恺（Guy Alitto）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