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大集的纪念
曲延庆
2019年10月中旬,一个帖子在邹平网络中疯传,“邹平大集取消了”,一时成了街头巷尾、餐桌小聚群众议论的中心话题。我虽正在外地,但也感受到家乡那种躁动的心情。我是从小就在县城长大的,小时候被大人领着到集上,买山楂粘子(糖葫芦),“花鸡蛋子”,还买那种好玩的“吹鼓档子”……至今历历在目。我难以置信,这承载、培育、繁荣着一千多年来邹平民俗文化的邹平大集,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我搜到了 10月12日邹平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邹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黛溪街道办事处联合发布的《关于对邹平大集进 行迁址规范的通告》,里面明确宣布:“自2019年10月17日起取消原农历三、八邹平大集,设立南关农贸市场和东关农贸市场天天市。”我终于相信这是真的了。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天都有许多新的事物在产生,也每天有很多旧的东西在淘汰消失,这就是社会规律。虽然你可能想不通,但事物就是这样按照他本来的规律发展着。对于千年的邹平大集寿终正寝,人们毕竟有着人生的回忆、乐趣、希望和寄托。你不让他怀念、思恋是不可能的,这种情绪可能会延长很长时间。所以我就写了这篇文字,作为对邹平大集的一个纪念。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邹平大集一角。
一
作为集市,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的“物物交换”。社会生产力提高了,有了剩余价值,人们便拿出去交换自己所需用的东西。这种以物换物的场所,就是最早的“市”。真正的市大约起源于殷、周时期。 《易•系辞》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币的产生促进了集市贸易的发展。到了唐代,市设有市令官,主要管理市场交易,并规定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能入市;日落前三刻击钲三百而散市。这是在大城市里。而在介于城市与乡村的县城一级,还有不同的叫法。据《五杂俎》记载:“岭南之市谓之虚,……西蜀谓之亥,……山东谓之集。”所以山东地域,一般都称市为“集市”, 或者“大集”。
邹平大集到底产生于什么时候,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就全国范围来看,邹平大集应该和邹平县城产生的历史差不多。但是具体到邹平,现在的邹平城,是宋末金初由韩店旧口迁居黄山西北,筑土为垣,御防金兵,“以求自保”。有城便会有市, 因此,邹平城的始建时间可能就应该是邹平集市产生的最早时间。那么,邹平城集市的生命至少应该在900多年了。而最早的邹平城是汉朝时的孙家镇,只不过那时不一定叫邹平大集罢了。
二
集市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最早的功能就是用货币为中介的物品交换。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人们的交往, 信息的沟通,集市便成了承载各种社会功能于一体的集会场所。虽然经济方面的交流仍是主要方面的,但是,在过去交通相对落后、区域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各种外来文化的进入, 满足了人们对各种文化的渴望和需求,各种远方物品的交流,大大丰富了群众物质的需求,还有数不清的农业、手工业的产品加工,社会服务的七行八作,及时有效地为当地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服务……所有这些,表现的不单单是一个商品买卖的集市,而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商品交易、服务加工、信息'交流于一体的定期的综合性的全民大聚会。至于这个定期全民大聚会到底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谁也说不清,是繁荣?是效益?总之,所有从好长时间就盼望等待、到时候爬明抹黑参加这个大聚会的人,虽然回到家都累得了不得,但是在煤油灯下仍然谈笑风生,谈论着见到听到的稀奇事,脸上流露着满足和欣慰。
邹平大集为三、八,每十天两个集,为每旬的逢三、八即为大集日(曾有一个时期还有一、六小集)。县城周围乡镇和一些较大村庄还都有集,都按照“一六”“二七”“四九”“逢五排十”而定。这样在不远的十几里地之内,基本每天都有集。这样县城的大集和周边的小集形成了一种互补,基本满足了群众生活的需要。
邹平大集在过去的历史上是一道淳朴厚重的风景线。 1933年,一位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杨博士曾经来邹平做过长期的集市调查和考察,回去后他曾撰写了一篇《中国北方的集市经济》的博士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对山东邹平定期集市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和剖析:
“在不是集日的日子里,村子里或城镇里,通常是平和安静的。……但在赶集的日子里,它却好像复苏一样。黎明刚刚爬上地平线,农民们、手工工匠以及买卖人,一个个带着可以卖出的东西,手拿的,肩背的,牲口驮的,小车推的,大车拉的,开始从四面八方的大路、小道、便道、公路上,向集市所在地汇集而来。他们沿着主要大街集合起来,在路边摆开货物,或摆放在临时木架上,等待着顾客的到来。
与此同时,卖东西的也开始从四面八方云集。快到中午时,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人已达成千上万,安静沉寂的村庄或城镇淹没在集市的喧嚣声中,这里变成了一幅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的场景。通常空无一人的街道上,挤满了挨肩擦背的人群。农民们那一张张疲倦而淡漠的脸醒来了,在讨价、相互争论中闪着兴奋与激动的光。货物和货币迅速地易手,死板的生活被冲击成喧腾的漩涡……为适应人们不同的利益,一种不同阶段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应运而生了。
很快正午已过,大部分的经营活动已经完毕,买东西的开始动身回家,……卖东西的也开始收拾……入夜,城镇又沉入一片静寂。白天的时间里,它已经发挥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一个农村或城镇的作用。”
集市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具有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在不断增添着新的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区域,具有着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解放前,邹平是一个以农为主的中等小县,定期集市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杨博士在他的调查中,更细致地记载了这些光怪陆离的景象。
他曾记载当时邹平大集和孙家镇牲畜交易一年中有三个高峰期的特点:“一年中有三个高峰季节,其中两个季节是农作物播种季节和大田需要牲口的时候,第三个高峰季节是农作物收割全部完毕,较贫穷'的农民卖掉牲畜,以节约冬天和早春农闲之际喂养牲口的花销。地主和牲口投机商这时以低价买进,并在价格再次上升的下一季把牲口卖出。”说明了在完全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生产的过去,牲畜对于一个家庭的重要和农民生活的艰辛。
他还记载:“在播种季节,肥料、锄、犁和其他与季节有关的农具,在集市上随处可见。在收获季节,集市上又满足了镰刀、捆庄稼的草腰子、打谷脱粒用的席子、簾子。一旦收获 季节过去,农活暂时不忙了,市场上又到处摆放着鞋样子、棉线、织梭及其他织布纺线用品,丝线和其他缝衣工具。这一切都能使勤俭能干的农村妇女们把空闲时间占起来。”
“定期集市也是把外来商品送到当地人手中的重要通道,同时又是本地产品集合起来,运往外地的主要集中地。与远方的社会需求进行交换。通过商人,少量的粮食、家畜、鸡蛋、丝绸、土布、布鞋,从无数的农民和小生产者那里集中起来,变成大宗商品运往远方的中心。”
在这种远购近销的商业经营中,商贩们把沂水的烤烟、桓台的莲藕、莱芜的亚麻和其他地方的时令特色农产品,长途贩运到邹平,在大集上销售。同时又从邹平大集上收购一些土布、衣服、棉花和地方特产,再运往需求的地方贩卖。这种近买远销的农产品交流,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地自产自销的产品形态,而进化为农产品的商品化,体现了民族资本商品经济的萌芽。
三
邹平大集作为县城的中心集市,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它比农村或乡镇集市要大得多,远近商贾,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纷至沓来,轮番登场,异彩纷呈。集市的影响面最远可以覆盖周围的章丘、周村、长山、桓台、高青等县镇。甚至有的还有博山、莱芜或黄河以北的。集市的人员也大都在一两万人,乃至几万人。除了商品交流、物品交换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社会功能就是文化功能,从而也形成了邹平大集的又一个特色。长期封闭在农村没有一点文化娱乐生活的人们,可以借赶邹平大集,根据个人的爱好选取项目来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
过去邹平大集在外围空闲场地上,都有外来的文化项目摆摊扎棚表演。大型的有马戏团,当地人都叫“玩大型棚”。特别惹小孩子们兴趣,非缠着大人看一次才行。小型的有说书的、玩洋片的、玩戏法的、练武卖艺的、看小人书的,应有尽有。特别一些上年纪的人,趁赶集的时间总要听上一两回书。《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包公传》、《三侠五义》、《说 岳全传》等等,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说书内容,鼓板敲得叮当作响,人们听得如醉如痴。当说书的把鼓板往架子上“叭”的一放,说声“且听下回分解”了,许多人还翘首以待,依依不舍。下一个集日还要想尽千方百计地赶来,接着上一回再听。邹平大集上练武卖艺的最惹小孩子喜欢,耍把式小锣一敲,立即就围满了人。小孩子来晚了看不见,就从大人裤裆底下钻过去,挤在前面蹲在地下看。那卖艺师傅有玩大刀、玩长枪、七节鞭、三节棍,很是卖力,惹得观众阵阵掌声。当然最后还是要收钱,这时小孩子们便一哄而散,大人们这个丢一个钱,那个丢两个钱,都没有多的,那收钱的师傅频频点头道谢。—些小姑娘们不喜欢看这个,除了买头绳衣服,就是去看“玩洋片”。现在说就是幻灯片,可那时在那个大木箱子里,谁也不知道里面的稀奇。这些节目虽然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在那缺少文化娱乐的年代,这些小节目也能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单调的农民生活增添些许调味品,得到一些劳累后心理上的满足和快乐。
邹平大集还汇集了一些五行八作的人,有为人试脉看病的、卖跌打损伤膏药的,有兜售中药秘方的,虽然人们并不十分相信他们,但是有时他们的花言巧语也能吸引一些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下来。对一些小病小灾确实也能起到一定疗效。还有为人看风水、看手相、抽帖算卦的,为人择吉日良辰的,这些人一般都在集市的外围僻静处,人们也因为家庭有事或有病人,借大集时间专门去找他们解惑。还有些服务人员,如理发剃头匠、鋦碗鋦盆的小咕噜子、焊锡壶的等, 都借大集这个机会招揽生意,赚点手艺钱。特别是那些剃头的生意很好,农村一些上年纪的人,还专门至找上找他们剃头,带剃须,锋利的剃刀刮得头皮白里带青,他们的脸上反而洋溢着舒服满意的笑容……
集市上人来人往,人们的交往也随之扩大。在相对封闭的农村,一些外面的信息大都从集市上得来。无论是哪个方面来的,大家聚在一起,自然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中心。谈天说地,海阔天空,有的是国家的大事,有的是县内的事情,当然也包括着与自己生产生活隔近的话题。各种思想与信息都在这里集中,又添油加醋地向着四面八方散去。特别是民国以后,社会动荡,盗匪横行,苛捐杂税猛涨,集市上更是信息加谣言四起的场所,人们渴求弄明白社会真相,但是越打听信息越乱,让人难以定夺。
随着社会的进步,新思想的传播和宣传,也借大集这个人员最集中的场所和时机进行宣传。“五四”运动时,邹平在济南上学的一些学生,就回乡组成宣传团,在邹平大集上游行示威,宣传抵制卖国的《二十一条》。乡村建设实验县时期,“九一八事变”爆发,山东乡建师范的学生走上街头,到邹平大集上撒传单,宣传抗日,抵制日货。“七七事变”爆发,山东乡村建设师范的师生到大集上宣传抗日,募集钱物,支持抗战。因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邹平大集也承载了许多社会变革中的非常规的促进功能。一直到现在,为了某种宣传方面的需要,如农村新政策的宣传、防疫宣传、健康卫生宣传、各种为民服务宣传等,仍然利用大集这个便利的条件利时机进行,尽可能地将党的政策或行政法规传播出去。
四
虽然邹平大集社会功能齐全,但仍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
因此,在邹平大集以外,邹平县城还有年集。年集主要有两个集中集期,一个是以邹平大集为依托的春季“四月八黄山庙会”,一个是每年过了腊月二十直到腊月三十的天天大集。
黄山庙会之所以称年集,主要说它规模大,时间长,集期从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到四月九日十几天不等,也有说是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的,每年一次。黄山庙会从什么时间开始兴起的,没有确切的说法,有说始自明代,起码有六百年的历史。说它是年集,似乎也不妥。确切的应该是依托三、八大集,借黄山庙会声望,进行中药材交流的大型专业物资交流会。传说农历四月八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黄山上有盂兰会,届时不仅有远近善男信女祈愿进香,更有文人墨客会集于此吟诗作赋,南北商贾亦来此交流物资,终日人山人海, 煞是热闹。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是黄山庙会期,此间尤以各地前来交流药材的药商为众,远至东北、两广、云南、贵州等地的药商,亦不辞远行前来赶会,形成了海内闻名的“黄山药会”,成为邹平县一年一度的一大盛事。
在杨博士的调査中记载的格外详细精彩:“香客们既是来进香,又是来买卖东西的。每年到这一天(四月初八),大约有十万人到这里聚会,从黄山山坡一直到县城西门,大路小道旁都摆满了货摊货架,出售着中国北方、长江流域、日本及其他遥远的异国他乡各个地方生产的商品。商人和商品生产者们来自方圆200英里(相当于320多公里)的地区,包括济南、青岛、泰安等著名城市。当地集市上难以买到的东西,如眼镜、乐器、贵重的丝绸等都大量上市。但最重要的物品是中药材和其他药品。因为该庙会上的药品驰名中国北方,黄山(应为长白山)出产各种各样的中草药,远方的药材商贩都慕名而来。1933年庙会上,上市的商品总额约计21 万元,大约8万元即三分之一以上是药材。……药材的批发功能尤为突出。”
“一年一度的庙会成了沟通地区间经济的桥梁,给商人们提供了大批的商品,也通过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为定期集市作了补充。在满足当地经济需求中,黄山庙会与定期集市系统密切联系着,……实际上是一个经过发展了的定期集市。”但是比集市有着更广泛更巨大的商品交流功能,除了零售以外,批发显现出更大的商品流通作用。
但是,1937年后,黄山庙宇惨遭战火摧残,山上苍松翠柏砍伐殆尽,延续数百年的黄山庙会日趋衰落,中药材的商业交流也由此中断。建国后,人民政府曾试图利用黄山庙会旧俗举办了几年物资交流会,重振黄山药会,发挥邹平地产中药材的优势,繁荣邹平的经济。然而,由于山上已没有了文化的载体,又加上后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黄山庙(药)会彻底终止了。但是,作为发挥邹平地方药材特产优势,黄山药会在其数百年的历史上,为邹平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繁荣、知名度的提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邹平真正意义上的年集是从过了腊月二十,到腊月三十,在县城中主要街道举行的连续十天的大集。这也是人们置办年货的集中时期。过去邹平城的年集是很大的,城里加上四关的主要街道,都按商品类型划分了区域,一天从早到晚,远处的商家一次性将年货商品准备齐全充足,扎上布棚, 从早到晚都在经营。街上人山人海,购买者大包小包,肩扛手提,大有收获。天天如此。过去人们没有冰箱之类,买点肉鱼什么的,都要等到很晚才买。特别是一些不富裕的农户,为了省钱,有时到腊月二十九或三十上午才买鞭炮,希望卖家这时能降价促销。但这个年集,商品种类多是供应过年生活方面的,生产方面和远销批发商品相对少了些。因此,这个年集才是真正意义上扩大了的邹平大集。
五
邹平大集历时900多年,至今算是寿终正寝了。我们惋惜、留恋、不理解,可这就是现实!形势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新旧交替,产生和淘汰,每天都在上演着这种无休止的正常变化。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形势日新月异,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 社会仍以它飞快的速度在前进。幼小时常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富足生活,早已习以为常。出国旅游,出门飞机、高铁,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也是司空见惯。电视、手机、微信、视频,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我们接受了这些新生的东西之后,不可避免的那些过去的遗存谁还保留、留恋呢?就连建国后最先进的摇把子电话机、电子管和矿石收音机也只能到博物馆才能见到了。这就叫社会发展。所以,在社会物资极大丰富、获得渠道日益规范有序的情况下,作为在城市中的大集市,确实已经和城市建设、交通和卫生管理产生了实际矛盾,取消只是一个早晚的时间问题。就像黄山庙会、物资交流大会之类,当它失去了功能的必要,消失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然而,邹平大集确实是与一般的别的事物不能相提并论。它是与邹平八九十万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的取消确确实实牵动了邹平所有人的神经。如何让人民群众理解、赞同政府的做法,事先做些群众调查,征求一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掌握群众情绪、群众意见,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告就轻易解决了的。而且,邹平大集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两个市内的天天小市,只能满足了人们对蔬菜、瓜果和简单生活的日常必需,却不能承担起其他的社会功能。如何在城市周边的乡村集市,对这些社会功能有所弥补,这是下一步应该为群众考虑到的。
作为一个见证了七十多年邹平大集兴盛衰亡过程的邹平人,我或许和其他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们有着共同的心声,对邹平大集确实有着深深的情感,深深的眷恋。我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保存下这段历史,留下这份情感,也算是一个邹平人应尽的义务。
(作者:曲延庆,邹平人,地方历史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