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夷集团在上古三大集团中最早进入国家社会
在人类发展史中,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地区和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是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学术界在中国国家形成的时间问题上还存在不同认识,概括起来有夏代说[ 8 ]、夏代以后说[ 9 ] P174和夏代以前说[ 10 ]等三派意见。随着近年来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和中国早期国家理论的提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于夏代以前的观点开始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重视。
中国早期文献显示我国至少在五帝时代已脱离史前社会,先秦、秦汉时期学者多认为五帝时代已与随后的夏商周三代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如《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楚辞》、《竹书纪年》、《史记》、《帝王世纪》等等,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虽然成书较晚,但却是记载五帝时代最系统、最详细的材料。《史
记》首篇为《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开端。五帝以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分别记载三代的历史。司马迁认为五帝时代与随后的夏商周三代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因此都以“本纪“的体例记载之。这些记载代表了先秦、秦汉以来史官和史学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初期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近代西方实证思想的传入,疑古学派以“层垒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理论依据,对上述中国古代历史的体系进行了否定,否定了五帝时期的历史地位,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史的看法。
古史辨派学者之所以不同意五帝时代为信史,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阶段的记载“其文不雅驯”,人、神相混,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而我国当时考古工作还进行得较少,这些记载又缺乏实物材料的支持。作为重视实证的古史辨派,他们不接受神话的虚浮以作史料,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无可厚非。但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进展,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人们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又一次发生变化。
自1899年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文后,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为治学方法,把地下出土的甲骨文与古文献结合,相互校勘和印证,写作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著名论文,文中发现甲骨文中众多的商代帝王名依其所排列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多相吻合,从而使《史记·殷本记》所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书和古史的看法。建国后发现的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二里头文化,也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既然《史记·殷本纪》和《史记·夏本纪》被证明是基本可信的史实,那么依情理类推,同样出自司马迁之手的《史记·五帝本纪》当不会是空穴来风,为作者虚构的无稽之谈。我们不能以上古史料带有传说和神话色彩因而否认其作为史料的价值,正像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它们都有其“真实的史实素地”[ 11 ] P450 ,绝非向壁虚构的。
在《五帝本纪》文中,司马迁也是把五帝作为帝王的形象写的。如写黄帝,文中说诸侯尊之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写舜作五刑:“象以奠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确立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刑罚；又设置司空、司徒、后稷、士、共工等等官职。司马迁把五帝时代定为中国国家开端的观点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其实在中国上古时代,作为华夏族首领的黄帝并不是时代最早的、最古的帝王,《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可见,在黄帝被尊为帝之前神农氏已有帝号。与黄帝同时代、或比黄帝更早的古帝王在当时应有相当的数量。上古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材料。《庄子·胠篋》:“古之王者有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上述氏名也见于战国简牍,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简中有“容成氏”简1:“ 卢是(氏) ,赫胥是(氏) ,乔结是(氏) ,仓颉是(氏) ,轩辕是(氏) ,神戎(农)是(氏) ”
上面所述的这些“氏”,庄子径以之为“王”,不过他们是否确乎称王号,我们当可存疑,但他们已非氏族社会的部族。如《庄子》中的大庭氏,《续汉书·郡国志》注引杜预及《文选·东京赋》薛注皆言“大庭”为古国名。郭沫若因此认为:“今案大庭氏既为古国名,举一反三,则容成、尊卢、轩辕之属,亦古国族之名号也。”[ 12 ]此论是有依据的,因为先秦时期的“氏”即有封侯或封国之意,《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在古人心目中,太昊伏羲氏应是年代最早的古帝王。古代文献中记载,在五帝之前还有“三皇”。对于三皇,古书有不同的记载,《世本》和《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和黄帝称之,是较为流行的观点。其中太昊伏羲氏居于三皇之首的地位。太昊在古文献中又被称为“泰(太)帝”。《史记·封禅书》:“泰帝兴,神鼎一。”师古注:“泰帝
即太昊伏羲氏。”《孝武纪》:“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索隐》:“亦谓太昊。”《正义》:“太帝谓太昊伏羲氏。”
前面我们已分析到,太昊居住在陈、曲阜地区,属东夷集团。这时期太昊所在的东方应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国的中心区域。《尔雅·释地》篇所反映的当时的中国即以太昊所在的泰山为中心:“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 琪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琳琅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与其五谷
鱼盐生焉。”《帝王世纪》更言:“神农都陈,徙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鲁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都于曲阜,于周为鲁。穷桑在鲁北,颛顼始都穷桑,后徙帝丘,于周为卫。”把很多古帝王都放在了东方。到后来随着西方炎黄集团的兴起,中国文化和地域中心才由泰山地区转向河洛地区。
因此,诚如蒙文通所言:“中国之文化,创始于泰族,导源于东方。”[ 13 ] P393东夷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文明史上占据优先的地位,中华文明实肇始于东方。
我们认为,中国在太昊时代进入文明时代,除上述文献有关记载之外,也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支持。关于早期国家形成的物化表现,目前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一系列著作中,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这些文明要素在太昊、少昊时代大都已经出现。
先说城市遗址。文献记载,至迟在五帝时代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城市。《礼记·祭法》有“鲧作城郭”的记载,《吕氏春秋·君守》说“夏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之始也”。《淮南子·原道》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都以鲧时作为我国始筑城的时间。《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食货志》中说:“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池汤百步”,则把城址产生的时间提前到黄帝甚至以前。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反映出我国城址产生的时代还要更早。迄今为止,我国各地已经发现数十座史前城址,这些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址、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鲁中南滕州市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和鲁西阳谷县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为最早,距今六千年以上。到龙山时代,城址开始大规模出现。据不完全统计,
黄河中下游地区共发现18座,而其中处在东夷集团分布范围的山东就占到14座[ 14 ] ,远非其他区域所能比,主要的有寿光边线王、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滕州尤楼、阳谷景阳岗、教场铺、五莲丹土等等。城市的出现反映出这时的社会与以前社会已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城市的出现与发展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因此,有学者认为:“海岱龙山时代已是古国时代。”[ 14 ]
再看文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曾有黄帝史官“苍颉造字”的记载(《世本·作篇》) 。近年来,我国考古发现了许多有关史前“文字”的材料。主要有: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龟甲刻符,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刻符,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泰安大汶口、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发现10种19 例被有些学者称之为“象形符号”的陶符,以及江苏吴县澄湖、浙江余杭南胡和山东邹平丁公等龙山时代遗址中发现“多字陶符”等。
对以上考古发现的有关文字材料,学术界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但联系到商代后期甲骨文的相对成熟性,它不可能是文字起源时期的文字,将其与《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说法相结合,我们推测中国文字起源应在商代以前的夏代和龙山文化以及更早的时期中寻找。从这种认识看,上述所提到的史前有关文字的材料,
有些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其中至迟从大汶口文化象形陶符开始,已具备文字的功能。大汶口文化是属于以太昊和少昊部族为代表的东夷文化[ 15 ] ,联系到同样处于这一区域的山东邹平丁公龙山城址中出土的陶文“多为连笔字”而显示了这时期文字的进步性,我们认为,太昊时代已产生文字的观点并非无稽之谈。
关于金属器。古代文献中有黄帝铸鼎的记载(《管子·地数》) 。我国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中就曾发现过黄铜片,甘肃东乡林家、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青铜小刀,齐家文化中多次发现数量众多的青铜和红铜制品,临汝煤山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冶铜坩埚,山西临汾陶寺龙山遗址出土铃形铜器,等等。其中在东夷分布范围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铜锥、铜炼渣等。龙山时代甚至更早时期已经使用铜,这与黄帝铸鼎的记载相符。因此,李学勤先生说:“中国的铜器,很可能在商代以前已有约两千年的发展史。”[ 16 ]此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文献上,还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龙山时代,即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时代我国当已进入到文明时代。其中东夷集团从时代上来说应当是上古时代最早进入文明时期的部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