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集团是秦汉间所称的上古时代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地区,包括太昊、少昊、颛顼和蚩尤等诸族系,他们在诸多方面创造了领先于其他集团的灿烂的文化成就,主要包括伏羲作八卦、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以韶乐为代表的东夷乐舞、史前最发达的制陶技术和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陶文等；在中国上古三大集团中,东夷集团早于黄河中游地区的五帝时代,而于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时代率先脱离史前社会进入国家社会；东夷集团在五帝时代和夏初的夷夏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虞舜、皋陶、伯益和后羿等东夷首领在夷夏联盟中与华夏集团平分政权。但在战国以后所形成的“黄河中游地区(中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等观念的影响下,东夷集团在中国上古史中的重要地位长期未得到足够重视,东夷文化落后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传统的东夷文化落后论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东夷集团在中国上古史中的重要地位应予重新认识。
东夷集团是秦汉时期所称的上古时代中国人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但在战国以后所形成的“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大一统国家”和“黄河中游地区(中原)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摇篮”等观念的影响下,东夷集团在中国上古史中的重要地位长期未得到足够重视,东夷文化落后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和中华文明形成的“多元论”的提出,东夷集团及其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落后”形象开始得到改变。但是东夷文化所应享有的崇高地位还远未为人们所充分认识。本文略陈管见,以求学界同仁的共识,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东夷集团的分布范围与主要分支
上古时代把居住在黄河中游地区的民族称为“华夏”,而把华夏以外的其他民族称之为蛮、夷、戎、狄,并根据他们与周王畿距离的远近而归为不同的“服”。《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
甸服, 邦外侯服, 侯卫宾服, 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 五百里侯服 五百里绥服 五百里要服 五百里荒
服。”其实,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儒家在他们的斗室里面所想像出来的办法,同事实无法相符”[ 1 ] P44 ,它们反映的不过是所享受待遇的不同,并不是由于距离的远近。夷大致分布在华夏族的东部,便被称为东夷。
东夷的具体分布,据傅斯年研究,在“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 2 ] P165。上述认识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支持,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岳石文化是东夷集团的文化,而夏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分界线在“黄河南岸的杞县至淮河北岸的安徽临泉一线”[ 3 ] ,这一线以东皆东夷集团的分布区。《后汉书·东夷传》具体记载了上古时代东夷集团的众多部落情况:“东方曰夷,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并认为“东夷率皆土著”,并非从外地迁徙而来。
居住在这一较大范围内的东夷集团,又可分为不同的亚集团,见于文献的,主要有:
1. 太昊集团。太昊又称太皞、大皞,古文献多谓太皞即是伏羲氏,或称包牺氏。关于太昊的记载见于早期典籍者主要有:
《左传》昭公十七年:“太皞氏以龙纪官,故为龙师而龙名。”
《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皞之墟也。”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杜注:“四国,伏羲之后。任,今任城县,宿,东平无盐县,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
这反映出太昊的遗墟在陈,即现在的河南淮阳境内,其后人的封地有任、宿、须句、颛臾等,在今山东泰山附近。
2. 少昊集团。少昊又称少皞。相关的早期文献记载主要有: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
《左传》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
以上材料反映,少昊之族居住在空桑之野的曲阜。少昊之后可考者,有嬴、偃、己等姓,其中嬴姓国可考者有商末的奄,淮夷的徐,西方的秦、赵,东南的江、黄等;偃姓为皋陶之后,英、六、群舒为其后嗣所建的国家,在今安徽淮河南边;而春秋时期莒国为己姓之国。
3. 颛顼集团。古文献中对颛顼的族属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太史公把颛顼作为华夏集团的一员,为黄帝之孙,是五帝中的第二帝。其实五帝以来皆黄帝子孙的观点产生于战国以后,是“经过战国的史家们根据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要求,从他们生活在私有制社会形成的父子世及观念出发而整齐划一的”[ 4 ] P16 ,早在三国时代人们就认识到“五帝非一族”(《三国志·秦佖传》) 。中国早期文献更多地显示颛顼生活在东方,应属东夷集团:
《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解释“孺帝颛顼”之“孺”为“孺养”,而谓“少昊即颛顼之世父,颛顼是其犹子。”袁轲认为“大致可信矣。”[ 5 ] P391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帝丘”。杜注:“帝丘, 今东郡濮阳县, 故帝颛顼之墟, 故曰帝丘。”
从上述所载颛顼所居空桑、帝丘及与少昊的父子关系看,颛顼应属东夷集团而非华夏集团,傅斯年认为“颛顼正是东北方部落之宗神”[ 2 ] P150的观点是得其实的。
虞舜作为颛顼的后裔也自然属东夷集团。《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司马迁以颛顼为黄帝之孙而认为舜是“冀州之人也”,为华夏集团。其实虞舜应属东夷集团,早于司马迁的孟子即如此认识,《孟子·离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汉代赵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至于《五帝本纪》所提到的“舜耕历山,渔雷泽,淘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其活动区域或在东夷,或在中原,可能是与其多次迁徙有关,他是东夷集团的人,后来迁徙于中原地区。
4. 蚩尤集团。有学者认为蚩尤属南方苗蛮,为九黎之后[ 6 ] ,也有认为是华夏集团,炎帝之后裔的[ 7 ] ,但文献中较多地显示出蚩尤应属东夷集团。如:
《逸周书·尝麦篇》:“昔天之初, □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 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从蚩尤居于少昊之地、蚩尤冢在今山东东平看,其族属显然应是东夷族[ 1 ] P61。除上述集团已为多数学者认定为东夷民族外,殷商民族当和东夷也有一定关系。
二、东夷集团在上古三大集团中最早进入国家社会
在人类发展史中,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地区和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是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学术界在中国国家形成的时间问题上还存在不同认识,概括起来有夏代说[ 8 ]、夏代以后说[ 9 ] P174和夏代以前说[ 10 ]等三派意见。随着近年来田野考古的新发现和中国早期国家理论的提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于夏代以前的观点开始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重视。
中国早期文献显示我国至少在五帝时代已脱离史前社会,先秦、秦汉时期学者多认为五帝时代已与随后的夏商周三代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五帝时代的记载,如《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楚辞》、《竹书纪年》、《史记》、《帝王世纪》等等,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虽然成书较晚,但却是记载五帝时代最系统、最详细的材料。《史
记》首篇为《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并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开端。五帝以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和《周本纪》,分别记载三代的历史。司马迁认为五帝时代与随后的夏商周三代具有相同的社会性质,因此都以“本纪“的体例记载之。这些记载代表了先秦、秦汉以来史官和史学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初期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近代西方实证思想的传入,疑古学派以“层垒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为理论依据,对上述中国古代历史的体系进行了否定,否定了五帝时期的历史地位,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史的看法。
古史辨派学者之所以不同意五帝时代为信史,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阶段的记载“其文不雅驯”,人、神相混,神话的色彩相当浓厚,而我国当时考古工作还进行得较少,这些记载又缺乏实物材料的支持。作为重视实证的古史辨派,他们不接受神话的虚浮以作史料,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无可厚非。但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进展,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人们对中国上古史的认识又一次发生变化。
自1899年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文后,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为治学方法,把地下出土的甲骨文与古文献结合,相互校勘和印证,写作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著名论文,文中发现甲骨文中众多的商代帝王名依其所排列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多相吻合,从而使《史记·殷本记》所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古书和古史的看法。建国后发现的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的二里头文化,也为夏代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既然《史记·殷本纪》和《史记·夏本纪》被证明是基本可信的史实,那么依情理类推,同样出自司马迁之手的《史记·五帝本纪》当不会是空穴来风,为作者虚构的无稽之谈。我们不能以上古史料带有传说和神话色彩因而否认其作为史料的价值,正像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它们都有其“真实的史实素地”[ 11 ] P450 ,绝非向壁虚构的。
在《五帝本纪》文中,司马迁也是把五帝作为帝王的形象写的。如写黄帝,文中说诸侯尊之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写舜作五刑:“象以奠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确立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刑罚；又设置司空、司徒、后稷、士、共工等等官职。司马迁把五帝时代定为中国国家开端的观点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其实在中国上古时代,作为华夏族首领的黄帝并不是时代最早的、最古的帝王,《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可见,在黄帝被尊为帝之前神农氏已有帝号。与黄帝同时代、或比黄帝更早的古帝王在当时应有相当的数量。上古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这些材料。《庄子·胠篋》:“古之王者有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上述氏名也见于战国简牍,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简中有“容成氏”简1:“ 卢是(氏) ,赫胥是(氏) ,乔结是(氏) ,仓颉是(氏) ,轩辕是(氏) ,神戎(农)是(氏) ”
上面所述的这些“氏”,庄子径以之为“王”,不过他们是否确乎称王号,我们当可存疑,但他们已非氏族社会的部族。如《庄子》中的大庭氏,《续汉书·郡国志》注引杜预及《文选·东京赋》薛注皆言“大庭”为古国名。郭沫若因此认为:“今案大庭氏既为古国名,举一反三,则容成、尊卢、轩辕之属,亦古国族之名号也。”[ 12 ]此论是有依据的,因为先秦时期的“氏”即有封侯或封国之意,《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在古人心目中,太昊伏羲氏应是年代最早的古帝王。古代文献中记载,在五帝之前还有“三皇”。对于三皇,古书有不同的记载,《世本》和《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和黄帝称之,是较为流行的观点。其中太昊伏羲氏居于三皇之首的地位。太昊在古文献中又被称为“泰(太)帝”。《史记·封禅书》:“泰帝兴,神鼎一。”师古注:“泰帝
即太昊伏羲氏。”《孝武纪》:“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索隐》:“亦谓太昊。”《正义》:“太帝谓太昊伏羲氏。”
前面我们已分析到,太昊居住在陈、曲阜地区,属东夷集团。这时期太昊所在的东方应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中国的中心区域。《尔雅·释地》篇所反映的当时的中国即以太昊所在的泰山为中心:“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 琪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琳琅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与其五谷
鱼盐生焉。”《帝王世纪》更言:“神农都陈,徙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鲁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都于曲阜,于周为鲁。穷桑在鲁北,颛顼始都穷桑,后徙帝丘,于周为卫。”把很多古帝王都放在了东方。到后来随着西方炎黄集团的兴起,中国文化和地域中心才由泰山地区转向河洛地区。
因此,诚如蒙文通所言:“中国之文化,创始于泰族,导源于东方。”[ 13 ] P393东夷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文明史上占据优先的地位,中华文明实肇始于东方。
我们认为,中国在太昊时代进入文明时代,除上述文献有关记载之外,也得到了考古学上的支持。关于早期国家形成的物化表现,目前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民族学一系列著作中,大抵以城市、文字、金属器等要素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这些文明要素在太昊、少昊时代大都已经出现。
先说城市遗址。文献记载,至迟在五帝时代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城市。《礼记·祭法》有“鲧作城郭”的记载,《吕氏春秋·君守》说“夏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之始也”。《淮南子·原道》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都以鲧时作为我国始筑城的时间。《史记·封禅书》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食货志》中说:“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池汤百步”,则把城址产生的时间提前到黄帝甚至以前。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反映出我国城址产生的时代还要更早。迄今为止,我国各地已经发现数十座史前城址,这些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址、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鲁中南滕州市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和鲁西阳谷县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为最早,距今六千年以上。到龙山时代,城址开始大规模出现。据不完全统计,
黄河中下游地区共发现18座,而其中处在东夷集团分布范围的山东就占到14座[ 14 ] ,远非其他区域所能比,主要的有寿光边线王、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滕州尤楼、阳谷景阳岗、教场铺、五莲丹土等等。城市的出现反映出这时的社会与以前社会已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城市的出现与发展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的文明因素之一。因此,有学者认为:“海岱龙山时代已是古国时代。”[ 14 ]
再看文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曾有黄帝史官“苍颉造字”的记载(《世本·作篇》) 。近年来,我国考古发现了许多有关史前“文字”的材料。主要有: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龟甲刻符,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陶器刻符,山东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泰安大汶口、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发现10种19 例被有些学者称之为“象形符号”的陶符,以及江苏吴县澄湖、浙江余杭南胡和山东邹平丁公等龙山时代遗址中发现“多字陶符”等。
对以上考古发现的有关文字材料,学术界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但联系到商代后期甲骨文的相对成熟性,它不可能是文字起源时期的文字,将其与《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说法相结合,我们推测中国文字起源应在商代以前的夏代和龙山文化以及更早的时期中寻找。从这种认识看,上述所提到的史前有关文字的材料,
有些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其中至迟从大汶口文化象形陶符开始,已具备文字的功能。大汶口文化是属于以太昊和少昊部族为代表的东夷文化[ 15 ] ,联系到同样处于这一区域的山东邹平丁公龙山城址中出土的陶文“多为连笔字”而显示了这时期文字的进步性,我们认为,太昊时代已产生文字的观点并非无稽之谈。
关于金属器。古代文献中有黄帝铸鼎的记载(《管子·地数》) 。我国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中就曾发现过黄铜片,甘肃东乡林家、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青铜小刀,齐家文化中多次发现数量众多的青铜和红铜制品,临汝煤山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冶铜坩埚,山西临汾陶寺龙山遗址出土铃形铜器,等等。其中在东夷分布范围的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铜锥、铜炼渣等。龙山时代甚至更早时期已经使用铜,这与黄帝铸鼎的记载相符。因此,李学勤先生说:“中国的铜器,很可能在商代以前已有约两千年的发展史。”[ 16 ]此种认识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文献上,还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龙山时代,即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时代我国当已进入到文明时代。其中东夷集团从时代上来说应当是上古时代最早进入文明时期的部族。
三、东夷集团在夷夏联盟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
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交往,见于文献记载的,始于蚩尤时期。《逸周书·尝麦》:“昔天之初, □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这里“赤帝”即炎帝,所载是中国上古史上有名的涿鹿之战。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第一次交锋以东夷集团大胜华夏集团而告终。涿鹿战后,炎帝族与同是华夏族的黄帝族联盟,共同对抗东夷,《逸周书·尝麦》:“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这场战争又见于其他文献。《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华夏族战胜东夷集团,蚩尤、太昊、少昊等东夷分支受到重创。涿鹿战后,东夷始屈服于华夏集团。《韩非子·十
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 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黄帝到泰山礼祭时蚩尤族为之提供服务。随后夷夏结成了联盟。联盟是古代社会政治的主要形式,“凡属有亲属关系和领土毗邻的部落,极其自然地会有一种结成联盟以便于互相保卫的倾向。这种组织起初只是一种同盟,经过实际经验认识到联合起来的优越性以后,就会逐渐结为一个联合的整体。因为他们生活在永无休止的战争中,所以,在那些智力和生活技术的发展水平足以理解到这种联盟组织的利
益的部落中,这一自然的倾向就会加速地付诸实现。”五帝时代的夷夏联盟,正如江林昌所分析的那样:“东夷各部落与中原诸夏部落首先建立起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在这个联盟组织中,东夷族首领虞舜、皋陶、伯夷与中原诸夏的唐尧、夏禹、夏启共同轮流执政,这就是历史上艳称的英雄禅让制时代。”[ 17 ]
五帝时代的政治的实质是夷夏之间的联盟,我们前面已分析,这时期的社会已脱离了史前的氏族、部落阶段,而进入到了方国时期,因此,夷夏联盟应是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五帝时代是部落联盟的观点,应该修正为“方国联盟”。
夷夏联盟集团的第一个最高首领是华夏族的唐尧,而代替尧做最高首领的是东夷集团的虞舜。《史记·五帝本纪》:“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夷夏联盟的最高首领由华夏和东夷轮流坐庄。到舜年老时又任命华夏集团的禹做自己的继承人,《五帝本纪》:“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按照传统,禹的继任者应在东夷集团中产生,《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皋陶,字庭坚,英、六二国,是其后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梁玉绳《史记志疑》以为“皋(陶) 、(伯)益,同族而异支。”皋陶、
伯益都属东夷集团。
夷夏联盟到禹死后发生了变化。《史记·夏本纪》:“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古本《竹书纪年》把启取代益的过程概括为“益干启位,启杀之”。上述记载都是站在华夏集团的立场上说的,其实质是这一时期夷夏之间产生矛盾,启破坏了传统的夷夏轮流作联盟最高首领的制度而将夷夏联盟的最高权力垄断在华夏集团手中。夷夏之争又一次以华夏的胜
利而告一段落。不过,以华夏集团垄断夷夏联盟最高权力而建立起来的夏王朝并不稳固,随后不久即发生了“后羿代夏”的事件,东夷集团首领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夷夏联盟的最高权位又回到了东夷人之手。到少康中兴,夏人重又夺回了最高首领的位置,夏在夷夏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才正式确立。
四、东夷集团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在世人的心目中,东夷文化似乎是落后的代名词。《论语·八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反映出春秋时期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巨大差距。《公羊传》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说文通训定声》:“夷狄之俗,非如华夏之民有礼义文章之美也。”《左传》中也有大量东夷文化落后的记载。
西周春秋时期,东夷文化确实难以与西方华夏民族所创造的礼乐文明相比,以周王室和齐、鲁、晋等诸侯国所代表的华夏文明远胜于东夷人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这些反映的都是西周以后的情况,而商代以前,尤其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东夷文化丝毫不逊色于华夏文化,甚至超越于华夏文化。笔者试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概要论述。
1. 伏羲作八卦
八卦是周易的八种符号,据《周易·系辞下》记载,八卦为东夷集团的伏羲所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的出现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但对伏羲作八卦的认识,学术界多持怀疑态度。近来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一卦象,不论从时代上,还是从地点上,都似乎可说明伏羲作八卦当非虚言,近年李学勤先生曾有专文论及[ 18 ]。
2. 颛顼“绝地天通”
《国语·楚语下》记载: (楚)昭王向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参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习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段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原始宗教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是弥足珍贵的。但其间也搀杂有后人追忆所带的后代意识与比附之处,“古者民神不杂”这恐怕不是原始宗教产生时期的实情,正像袁珂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古者民神不杂’,历史家之饰词也”,而“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才是“原始时代人类群居之真实写照也”[ 5 ] P461。袁先生的见解是颇为精辟的。那时候“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祭祀鬼神,家家都有巫史,人们可以直接向鬼神祈福求佑,鬼神也可以直接听取民众的意志和心愿,这是原始时代人与人之间基本平等,尚未出现强权的情况的反映。这时期神权尚未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
这种“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况到五帝时期得到了改变,见于前引的《国语·楚语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即到颛顼时代,随着社会上贫富的分化,阶级阶层的出现,于是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的拥有神权的神灵世界开始出现,颛顼便把这种神权据为统治者自己专有,让南正重去管理鬼神祭祀一类的神事,让火正黎去管理人间的民事,把民事与神事彻底分开,即“绝地天通”,剥夺普通民众祭祀鬼神的权力,把祭祀神灵的权力集中到统治者手中,从而形成巫师阶层。
颛顼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对中国以后的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正如徐旭生先生所分析的那样,“重和黎以宗教事务为专业”,对中国后代历法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致“我国谈历算历史的人几乎全体总是一开始就是说到南正重和火正黎,并不是没有道理。”[ 1 ] P97
3. 韶乐与东夷的舞
据文献记载,“韶”是虞舜所作乐曲名。《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
善也。’”作为尽善尽美的韶乐,是东夷文化魅力的体现。
东夷的舞蹈当也很有特色,《竹书纪年》载:夏代帝发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4. 制陶业的高度发达
在东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中,不论是早期的北辛文化,中期的大汶口文化,还是晚期的龙山文化,都出土有大量器型丰富、数量众多、质量精湛的陶器,其中以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和龙山文化的黑陶最具代表性。特别是龙山时代的蛋壳黑陶和磨光黑陶,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精湛,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5. 陶文的发现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近几十年来,年代早于商代甲骨文的有关文字材料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现,主要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裴李岗文化的龟甲刻符,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的陶符,山东泰安大汶口、莒县凌阳河、诸城前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的陶符,山东邹平丁公遗
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的陶符等,其中以大汶口文化的陶符影响最大,对其“文字”的性质学界已鲜有人怀疑。大汶口文化陶文的发现,证明东夷人是我国最早拥有文字的民族,其年代比甲骨文要早近两千年。
夏代前的东夷文化如此先进,可是到三代以后东夷文化却迅速衰落,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华夏民族,原因何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尚待另文讨论。
综上所述,东夷集团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认为东夷文化落后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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