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对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回顾

于长茂

　　一九三一年春，郓城县重华学院停办。院长陈亚三先生应聘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主任。为了追随陈亚三先生，当时重华学院高年级同学侯思恭、宋乐颜、贾伯颖、王湘岭、马仲安、张汝钦等人参加研究院研究部学习。我们中年级同学陈彬如、智乃荣、许守清、孙则仁、张绍康等也参加了研究院训练部学习。我在训练部乡村教育班学习一年半，于一九三二年秋结业，被分配到菏泽实验县宝镇乡工农学校当教员。以后调充菏泽县沙土乡工农学校教育主任。一九三六年春，调充临沂专区郯城县相古庄乡农学校校长。一九三七年春，又调充聊城专区寿张县黑虎乡工农学校校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寇侵占山东，各县乡农学校停办为止。我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先后学习和工作了五、六年。然事隔四、五十年之久，好多事情都记忆不清了。为了求实存真，我曾协同郓城县政协文史科副科长侯宪福、郓城县志办公室马玉来、陈传铮等同志去京专访梁先生。现将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的发展和活动概况分述如下：
　　（甲）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形成
　　乡村建设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梁漱溟先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复兴中华民族之途径，一九二一年夏，由郓城县北大学生陈亚三、成武县北大学生王惺吾（梁是北大哲学系教授，陈、王二人是北大哲学系学生）介绍，与当时提倡村治运动的王鸿一先生（王鸿一系郓城人，是陈、王二人的老师）会晤。他们相谈甚欢，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中国建设问题应当是“乡村建设”。为了唤醒民众，在社会上造成建设乡村的舆论，他们创办了《村治月刊》。并在《村治月刊》封面上刊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口号。一九二六年春，梁漱溟先生到郓城县西南陈坡村作了短期的农村调查，了解当时当地的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有一次，他看到陈坡贫农孟广恩的六十多岁的老父亲吃着糠窝窝，喝着高粱面粥，感动地落下了眼泪。（梁先生的祖父、父亲都是清朝京官，他自幼没到农村。）由此使他进一步了解贫农的真实生活，坚定了建设乡村的信念。一九二七年李济深在广东主政时，邀请梁漱溟先生到广东创办乡治讲习所。后来，李济深垮台了，乡治讲习所停办。一九二九年，河南省邓哲熙代主席聘请梁武堂、彭禹廷、梁仲华三人在河南辉县百泉创办村治学院（后来河南省长由韩复榘接任），时梁漱溟先生由广东回北京，旋即被聘为河南村治学院教授，讲授乡村建设理论。一九三〇年韩复榘调充山东省主席（河南村治学院停办），韩受王鸿一先生提倡村治的影响（王鸿一先生当时是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座上客），想在政治上标榜一下，就邀请梁先生和梁仲华，于一九三一年来山东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实现乡村建设运动而培养工作人员。
　　（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的意义和旨趣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中指出：“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它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农村，说得上都市的很少。从这点上说，中国建设问题应当是‘乡村建设’，……今日的问题，正如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扭转过这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欲达此目的，只有农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才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才可以增进国富；只有农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了基础；只有乡村一般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教育上都是如此的。”
　　“在今日纷纭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岂胜枚举，方法何可预定。只要认清题目，握定纲领，事情到手，自有办法。我们的题目和纲领：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操纵于社会，分操于人。其纲领则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乡村是个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皆天然要造端于此的，一切果从这里建设起来，便大致不差。恰好乡村经济建设要走‘合作’的路，那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是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的。那么所谓‘富’与‘权’操于人人，更于是确立。现在所急需的是如何遵着这原则，以培起乡村经济力量；这培起乡村力量的工夫，谓之‘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资；而作用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资，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所要做的。然力量非可由外铄；乡村建设之事，虽政府可以做，社会团体可以做，必皆以本地人自作为归。”

　　（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组织和办法
　　研究院要做的事，是一面研究乡村建设问题，一面指导乡村建设的实施。其组织如下：
　　研究院院长梁仲华（河南人，北大毕业），副院长孙则让（菏泽人），研究部主任梁漱溟，训练部主任陈亚三（郓城人，北大毕业）。邹平实验县县长，先是梁秉昆，后是徐树人。为了便于学生实习，巩固学习成果，又设立一个农场，农场主任为于鲁溪（山东淄博人，金陵大学毕业）。
　　研究部招收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的研究生，每期三十人，一切费用均由院方供给，只限山东籍。为了提倡乡村建设风气起见，外省自备资斧，请求附学者，亦得容纳，其名额不得超过本院学生十分一。研究部的基本研究——先是乡村建设根本理论的研究，次则专科研究，随着各人已学过的基础知识和志趣来决定专科研究。如原来学农的就可以从事于农业改良研究；如有志于乡村教育的，就可以从事乡村教育的研究。但科目的研究，必须取得研究部主任的审定许可。课程讲授除梁漱溟先生讲授他主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两书外，尚有黄艮庸、王平枢两先生作课外辅导，有时也请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特约专科指导。修业二年，主要培养乡村建设高级工作人员。
　　训练部下设乡村教有、军事、农业、合作、文学五个专业班，一个打井队。每班设班主任一人、助教一人，讲师三、四人。我参加“乡村教育”班学习二年。第一期班主任为张淑知先生（四川人），第二期为时济云先生（山东齐河人）。军事班主任由陈亚三先生兼任。农业班主任为裴雪峰（河北滦县人，清华大学毕业），合作班主任为高赞非先生（郯城人），文学班主任为武绍文先生（内蒙古自治区人）。除上述各班主任外，尚有讲师茹春浦（北京人，日本留学生），杨效春、徐晶岩、王炳成（河南人），王绍常（菏泽人，鲁西民团总指挥），蓝梦九（四川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单庭兰（清末解元），白连村（单县人，北大毕业），张筱山（菏泽县人），还有几位讲师，现在想不起名字来。打井队工长李子掌先生（河北人，打井有专长），技术员三、四人。各班学习课程均以梁先生讲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为主要课程，另外按各班专业性质分别讲授“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业合作”、“造林学”、“会计学”、“法律常识”、“军事常识”、“乡村自卫”等课程。打井队以学习地质、水层和打井操作技术为主。各班学生学习的农业知识和生产技术按时分别到农业试验场实习。做到学以致用，巩固学习成果。
　　农业试验场下设良种试验田（有小麦、美棉、玉米、水稻等试验田），还有养猪（波支猪）、养蜂（意大利蜂）、养蚕各场，每场设有技术人员一、二人，指导学生实际操作。
　　为了在山东全省范围内开展乡村建设运动，训练部学生分地区招收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一年。一九三一年招收旧济南道属二十七县的学生，每县招收人数规定八至十人，每期总数约三百人左右，第二届招收的济宁道所属各县学生；第三届招收鲁南、鲁东各县学生，各期学生经过一到二年的学习。每届毕业生，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想着搞好国民经济，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大国，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从农村基层建设起。因此，大家都有去建设新农村的决心，毕业后都愉快地到穷乡僻壤去工作。
　　（丁）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各县逐步开展情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第一届研究部学生和训练部第一、二两届学生结业后，一九三三年三月又划菏泽县为乡村建设第二实验县，第一任县长为孙则让，第二任县长为陈亚三。当时菏泽实验县撤区，划为宝镇乡、沙土集乡、辛集乡、高庄乡、小留乡、乾元乡、平陵乡、阎什口乡、东明乡、离明乡十个乡，设十个乡农学校。所在地设在原区公所所址，我当时在宝镇乡农学校和沙土集乡农学校工作，实验县政府除设民、财、建、教四科外，另设一个视导室，该室有主任一人，视导员三人。视导室秉承研究院的乡村建设方针，指导各乡农学校工作。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各县，研究院本部设立视导室，指导各县工作，并创办《同学通讯》刊物，联系各县乡村建设情况，帮助解决具体问题。
　　一九三四年为了扩大乡村建设范围，又开展菏泽专区所属各县（郓城、鄄城、巨野、曹县、单县、定陶、成武）实行乡村建设运动，各县撤区成立乡农学校，以孙则让为菏泽地区专员。为了培养更多的乡建人才，一九三五年在菏泽设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菏泽分院，孙则让兼任分院院长。原邹平县研究院讲师裴雪峰、高赞非先后调来菏泽分院工作。分院招收高中、初中毕业生分设高级班、初级班、学习期限一年，毕业后分配到各县乡农学校工作。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一九三五年又在济宁专区所属各县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各县撤区建立乡农学校，并划济宁县为第三实验县，王怡珂（河南人）任县长，梁仲华为济宁专区专员。同年七月，在济宁成立师范毕业生培训班，当时参加培训的有全省八个乡村师范和五个后期师范应届毕业生七、八百人，以梁仲华为主任，培训半年，灌输乡村建设理论，充实乡建人才。
　　一九三六年春，又开辟临沂专区各县，实行乡村建设运动，以张里元（定陶人）为专员。当时，我充任郯城县相古乡工农学校校长。郯城县撤区划大兴镇乡农学校、马头镇乡农学校、相古乡工农学校等六个乡校，进行乡村建设活动。
　　一九三七年春，又开辟聊城专区各县乡村建设运动，以范筑先（河北人，抗日战争初期壮烈牺牲）为专员，我当时调任寿张县黑虎乡工农学校校长，寿张县长为张体元（张燮元的弟弟）。寿张县全县设立城关镇乡农学校（校长为陈修吾）和黑虎乡乡农学校一个梁山分校。在那时，全省有四个专区，五十多县成立了乡农学校，开展了乡村建设的工作。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山东迅速的发展，同时在华北各省影响也很大。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曾和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负责人晏阳初、瞿菊农），上海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江向渔），无锡教育学院（负责人高践四），华洋义赈会（负责人章元善）等单位取得合作，曾先后开过两次农村工作讨论会。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从此各县乡农学校工作人员纷纷走向抗日救国的最前线，有些人参加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研究院讲师裴雪峰率领一部分乡村工作者，在菏泽、巨野、郓城、鄄城四县边区组织游击队，和日寇周旋于菏、鄄边区，最后壮烈牺牲。陈修吾率领一部分同学去延安抗大，讲师高赞非、孙厚用，研究部同学宋乐颜、智乃荣等在黄安重华学院旧址，创办《鲁西吼声》小报，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还有一部分同学参加秦亦文率领的政治大队，在鲁南一带宣传抗日。梁漱溟先生在抗战初期曾亲赴鲁南视察、政治大队的抗日工作，我和一部分同学到后方学习战车防御炮射击技术，后来回到河南参加了抗日战争。

　　（戊）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基层组织和形式
　　邹平实验县以“村学”“乡学”的乡村组织为实验工作的基层组织；在菏泽、临沂、济宁、聊城四个专区的各县以“乡农学校”为乡村建设的基层组织。现分述如下：
　　（1）邹平县的实验计划施行后，把以前区公所和乡镇公所等机关取消而代之以“村学”、“乡学”的两层组织。“村学”、“乡学”不仅是个机关，而且是个团体。梁漱溟先生一九三四年写的《村学、乡学须知》上指出：“村学是为一村求进步的，就以阖村算一个学堂。父老中有品有学的为学长；为人明白会办学的为学董，领着众人讲求进步，还恐自家人知识不足，便请位教员先生来指导我们的一切——这便是村学的组织。有些事，不是一村办得了的，必得邻近多少村庄（亦就是一乡）联合起来才行。这时候，就需要品学资望更高的人出头领导，多请两位教员来指教——这便是乡学的组织。村学之于乡学作比喻说，好比小家庭之于大家族。村学有不明白的事，可以请教乡学，乡学可以请教县政府。县政府请教研究院。我们要全县的人共同讲求进步，而研究院立于帮忙指导地位。”从上这段话就说明了“村学”、“乡学”创立的意义。村学的范围是一个自然村（约七、八百人口的村庄），有的也包括历来携手办事或合办小学的两、三个小村建立村学的，乡学的范围可以包括十几个村庄或以过去的区、乡镇范围划成一个乡学；也有的根据地理的自然环境划一个乡学。总之，是使于指导村学工作，村学、乡学是秉承研究院和实验县推行乡村建设施政方针和各项生产措施进行工作的。
　　村学、乡学的成员包括学长、学董、理事、教员及一村中或一乡中的男女老幼。村学的学长由一村中德高望重的人来充任，学董、理事（等于村长）由一村中办事公正热心工作的人来充任。“乡学”学长由一乡中品德最好的人来充任，学董、理事（等于乡长）由一乡办事公正、热心公益的人来充任。村学、乡学的教员和辅导员均由研究院毕业的学生来充任，他负责沟通村学、乡学和研究院、实验县之间的联络工作，下情上陈，上情下达。村学、乡学的主旨是团结一村和一乡的农民群众“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为了村学、乡学在工作中有所遵循，梁漱溟先生在《村学、乡学须知》一书中，又规定了《学众须知》、《学长须知》、《学董须知》、《教员、辅导员须知》，明确地指出每一个人在村学、乡学中怎样做工作。
　　村学和乡学下设小学部（即初级小学）、妇女部、成年部，有条件的乡学还设立高级部（高小和初中）。小学部进行识字教育，妇女部和成年部除进行识字教学以外，还有品德教育、农业知识和其他生产知识的传授，如邹平县西部是山区，就在那些村学、乡学中讲授造林知识；邹平县东部是平原地区，就传授植棉、养蚕等知识。总之，村学、乡学的课程，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而进行设施，并订立各项乡规民约。村学、乡学的主要目的是“改革旧的，提倡新的”。如邹平一带在三十年代以前，早婚的习俗很深，男子十四、五岁，女子十五、六岁就结婚；又如吸食毒品（海洛英、鸦片）、赌博、缠足的恶习。妇女部、成年部在教育时宣传早婚和吸食毒品、赌博、缠足的害处，并订立乡规民约，互相监督，共同遵守。村学、乡学是以教统政，如果村民发生纠纷，村理事和学长就以老师的身份给他们调解。村学不能解决，再由乡学的理事、学长进行调解。研究院的每一项乡村建设措施，先向村学、乡学的教员、辅导员传达，然后再由他们带到村学、乡学中去，向学众传达。不但对学众起到教育作用，并且对村、乡理事和学长也起到辅导作用。就是以村学、乡学组织，代替村、乡的的行政职权，如全校开一个大会，就等于开了一个全民大会。在全校通过的事情就等于全村群众通过的事情。
　　在经济方面的措施：根据各村、各乡的实际情况和自然条件，组织农民植树造林、植棉、种烟、养蚕、养蜂、养猪等农副业生产，并组织了“梁邹美棉运输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建立轧花厂、打包厂，直接向外地运销，减少了中间商人的剥削，也给农民解决了部分困难。
　　（2）菏泽实验县“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和具体工作。
　　梁漱溟先生在《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一文中指出：“乡农学校的组成分子就是全乡社会的人，我们的目的是要‘化社会为学校’，可称之曰‘社会学校化’。在此简单组织中，乡农学校的构成成分有三种人，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此二种人即乡村社会的重要成分，故先从他们入手，使他们在此形式的名义下联合起来造成一种共同的向上关系，因为我们学校的宗旨是谋个人的和社会的向上进步。第三种人就是乡村运动者，如果没有乡村运动者，就不能发生向上的作用。乡农学校的用意用八个字总结出来，即‘推动社会（或推进），组织农村’。”
　　根据上述乡农学校的意义，它是以教为主，以政、养、卫副之，就是以教统政。菏泽县的乡农学校设校长一人，负责推动全乡教、政、养、卫工作；教导主任一人，主管全乡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总务主任一人，主管全乡民事和一切行政工作；军事主任一人（其他各县不设军事主任、只设军事教练），负责训练青壮年农民学习军事、文化及全乡防盗、禁毒（海洛英、鸦片烟等毒品）、禁赌、维持地方治安等事宜；农业技术员一人，负责指挥全乡农民的农业生产，传授农业知识，发动农民组织生产、信用供销等合作社；事务员一人，负责全乡财政开支事宜。以上工作人员除总务主任由本乡德高望重的开明人士担任外，其余人员均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毕业的学生担任。
　　乡农学校是乡村建设的基层组织，也是乡村建设运动工作的基点，它的性质是用教育的精神来完成乡村建设的使命，可以从“教、政、养、卫”四方面来说明它的性质和作用。
　　“教”
　　教育的对象是本乡的全体群众。逐步健全本乡各村初级小学（大的自然村可以单独成立初级小学，小的村庄可以结合两三个小村庄合办一所初级小学）教育和成年教育，在农间时（农历十月初一至腊月初一，春节后正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日）各村成立夜校，分成人班、妇女班。乡校编有识字课本，农业常识、礼俗讲话，三、四年内达到扫除文盲。在乡农学校所在地设立小学部（即高级小学），有条件的乡校，可设立高级部（即初级中学），如菏泽实验县宝镇乡乡农学校就设立一所高级部，由研究部同学贾伯颖担任高级部主任。乡农学校平时重视各级教师的教育工作，要求教师要具有为人师表的品德。重视身教重于言教，要教育各级学生有礼貌，互助团结，向上求进步；要有爱祖国、爱人民的优良品质。每学期全乡举行一次评比会，选出榜样，指明方向。
　　“政”
　　管理全乡各村行政事务，调解民事纠纷，安排各村行政人员。通过群众选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来充任村长及办事人员；由群众选出德高望重，办事公正的人，组织成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纠纷，扶持孝悌信义正气，教育不孝不悌的个别人。各村订立乡规民约（等于过去的吕氏公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如和睦公约，禁烟、禁赌公约，护秋（护林）公约、防盗公约等，用教育的方式，逐步做到全村、全乡群众安居乐业，“组织起来，齐心向上”，搞好农副业生产，解决农民的衣、食、住温饱问题。
　　“养”
　　因地因时制宜的根据各乡的生产条件组织农民成立生产、供销、信用、运输各种合作社（如菏泽县城东北乡就组织木瓜、耿饼、牡丹合作社），减少中间商人的剥削。开设各种农业技术短期训练班，传授农业生产知识，介绍优良品种（如脱子棉、抗旱小麦等优良品种），提倡发展副业如养波支猪、寿光鸡、意大利蜂等，改良耕作技术，提倡轮作，促使农业生产逐步提高，群众生活，逐步改善。
　　“卫”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逐步蚕食中国领土，自“何梅协定”成立冀察委员会以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为了保家卫国，各乡农学校成立“自卫训练班”，从各村抽调青壮年，农民自带枪支，学校供给伙食，一套服装，脱产学习三个月，每期五十人。做到三、五年内把各乡青壮年普训一遍，达到全民习武，村村为营。一旦战事爆发，全民可以动员起来，保卫国土。学习科目有军事训练，射击、进攻、防守等基本动作；乡校编有识字课本，按甲、乙、丙三个程度编组；并学习珠算、时事政策、精神训练（内有国耻史，民族英雄传略，激发其爱国、爱家、爱民族的优良品质）。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全乡青壮年精神上、思想上和乡校教师结成师生关系，在文化学习方面能识三，四百字，并初步具备了一般军事知识。回村后，就成为防盗、禁毒、禁赌、防特、安定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如遇外敌侵略，组织起来，又成为正规军的后备力量。
　　乡农学校的工作者——乡村运动者，在群众中均以老师自居、群众也以老师相称，他们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朴素，布衣、布袜、不蓄发、态度和蔼，对人有礼貌，和各村群众关系非常融洽，遇有问题，群众随时可以到乡校同老师商量解决。
　　（郓城县政协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