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曲阜师大首任校长高赞非的交往

作者佚名 林桂榛整理 

      【整理者按】此文据南京一书肆出售的一份手迹整理而成，该书肆何处获得这份手迹不详，该手迹作者等信息也不详，唯全文如下、题目原作《梁漱溟与高赞非的交往》且题下有“政协史料1963”字样。手迹共8张，书写在印有“《新聯報》稿纸”字样的20×15＝300字格子纸上，且“新聯報”三字是依毛笔手迹而印，三字迹来源不详，具体报情不详。此文是否收入某文集而正式印行于世，亦未详。

高赞非曾师于梁漱溟、熊十力等大儒，是曲阜师范大学创校校长，据说还是首任党委书记，然公开出版的相关记述甚贫乏，重要的唯见荣言《高赞非与山东乡村建设运动》一文（《春秋》2012年第4期）及曲阜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刘光宇《高赞非：一位优秀的大学教育家》一文（《曲阜师范大学校报》总第933、934、937、938期连载）。高校长思想开阔、品德高尚，为学校在曲阜生根发芽立下了汗马功劳，虽命运舛厄而作为有限（实际执掌校政不足两年），但其志可为曲阜师范大学后任校长、书记之法式；学校宜听从校友建议为首任校长树立雕像，或重要校园建筑以高氏字号命名，以纪念这位本校先贤。

本人收藏有佚名者手稿《梁漱溟与高赞非的交往》一份、高赞非记录熊十力语录的《尊闻录》原印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高赞非《大学生的学习方法》一册以及带高赞非私印的该书之稿费收据一张。若曲阜师范大学无这几种有关首任校长的文献，本人愿将这四种文献的复制本赠学校档案馆，以作为校史资料予以收藏或使用。今年是曲阜师范大学创校60周年，孟子曰“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缅怀“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儒者高赞非先生！

高赞非，儒学大家，郯城县马头镇人。高先生师从梁漱溟，一生与梁漱溟交集甚多。

高赞非结识梁漱溟，始于1924年夏。1924年以前，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任教。1924年开始，梁漱溟离开北大，到山东筹办“曲阜大学”未成，便结合曹州（菏泽）地方实力派王鸿一，在曹州办高级中学，并准备办“重华书院”。梁漱溟办学的目的，主要是宣传他讲的那个“东方文化”，也就是他所说的“儒家哲学”。梁曾自称他十三岁以前过的是“佛家生活”，是倾心佛家学说的；三十岁以后，转到“儒家生活”，在他所作的那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儒家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和生活，是推崇备至的。这之前，高赞非考入济宁中西中学，做过商店学徒，当过小学教员。高赞非饱读诗书，文章功底颇厚实。这一年（1924），高赞非前往曹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拜见梁漱溟。学者熊十力在梁漱溟主办的重华书院教书，高赞非所撰《论语研究》，深受熊十力和梁漱溟赞赏。梁漱溟认为中国必须推行儒家思想才有出路，所以他所说的“东方文化”，实际就是他所认为的儒家思想。高赞非对此是很支持的，对梁的思想很推崇。

高赞非很欣赏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这是梁自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得到的中国唯一“出路”，他认为这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以为只有依靠他所说的“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所谓“乡村文明”才是中国的出路。他的“乡治”学说中，一不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二不要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三不要中国发展工业。那么他所要的是什么呢？便是永远受帝国主义压迫，永远受地主剥削，永远保持落后的农业经济的这种殖民地式的封建社会，这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乡村文明”。这种“乡治”思想，进步作用是有，但不大。当然这种评判有历史局限性。高赞非所重的是发展乡村教育事业，教育兴国。1928年左右，梁漱溟在广州接办了那里的第一中学，依然把高赞非等门徒安插进去，分别担任班主任，来向学生进行所谓的“人生教育”。除高赞非之外，还有潘从理、黄存之、徐名鸿、席朝杰。黄良庸为校长，徐名鸿为教务主任。（徐名鸿以后到福建参加“闽变”，为蒋匪捕杀。）在梁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影响下，高赞非也以“乡村建设”道路为改造社会和进行民族自救。

1929年梁漱溟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的文章。高赞非等知识分子很是欣赏和赞同。这时军阀韩复榘作河南主席，河南的地主豪绅代表就商得韩复榘的同意，派梁漱溟到河南辉县百泉去办“村治学校”，于是“乡治”就一变而为“村治”。“村治学院”在1930年正式成立，它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前身，是梁漱溟与韩复榘建立关系的开始，当然是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派历史上重要的一页。1930年初，应梁漱溟之请，高赞非前往百泉“村治学院”任教，此后高赞非跟随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研究多年。高赞非与“村治学院”的主要人物都相熟。院长彭禹亭，是河南镇平县的地主；副院长梁仲华是河南的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教务长王怡柯也是河南的地主。这三个人都是村治学院的核心人物，地位比高赞非高。当然他们都和河南的上层官员们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彭禹亭又是老西北军的军官，和冯玉祥、阎锡山都有来往。梁漱溟祖家住北京，也认识不少官僚地主，因此和梁漱溟的政治思想非常接近．他们就约梁漱溟为学生讲课，和梁漱溟结合起来，成为河南一个正式的地主集团。高赞非、孙则让、张俶知，都是该院的班主任。孙则让是王鸿一的学生，曾作过西北军某部的军法官弄了一些钱，到日本住了两年，学了些日本和丹麦资本主义的合作社经验，回来就在这个学院里讲合作社“理论”，以后就成了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人物。高赞非后来离开河南，又随梁回到了山东。1931年，梁漱溟开始在山东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接着就分派人员到旧济南道属邹平等二十七县招收学生，6月15日正式开学。从这个时候起在山东有了所谓“乡村建设运动”，并逐渐加以扩大。高赞非也担任了邹平山东乡建研究院班主任。当时邹平与定县、无锡的“农村运动”也有联系。高赞非与梁耀祖、孙则让、陈亚三、梁漱溟、叶云春、王冠军、徐晶岩、时霁云、裴雪峰、蓝梦九、武诏文、张筱姗、于鲁溪、张继武、白莲村、方象鹤、王平叔等研究院的主要人物都有交往，担任研究院菏泽实验县的巡回导师、山东乡建研究院第一分院院长（教育长）、菏泽乡建师范教育长。高赞非曾撰写刊印《地方自治与民众组织》等书籍。

高赞非和梁漱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主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为了全国团结抗日，求得国家之进步与统一，梁漱溟奔赴延安，进行考察和交换意见。他拜会了毛泽东，以国事问题与毛晤谈多次，并将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当时梁对抗日有悲观情绪，经毛泽东《论持久战》示之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梁在延安待了十八天，延安给他的印象是：生活条件差，但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高赞非也主张坚决抗日，并与共产党建立联系。而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后，就解散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活埋县党委，韩复榘早和日本人有一种类似《何梅协定》的默契，韩在山东为了自己的利益，给日本人一种错觉，认为韩听话，能合作，可以利用。日本的政策是拉拢韩，要整个山东。抗日战争开始后，韩复榘逃避抗战，下令将乡农校枪支、壮丁抽走，日军很快迫近黄河北岸，占据鹊山，向济南打炮。高赞非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国家，必须与韩复榘决裂。于是，高赞非在菏泽、郓城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创办《鲁西吼声》宣传抗战。高赞非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党武装取得联系，到八路军根据地参观，并与徐向前、宋任穷会见。1938年高赞非在家乡出任临郯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鲁南抗日动员委员会四分会主任。他团结各阶层人士，展开动员参军、支前工作，创办青年劳动学校。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高赞非为此很兴奋，也认为国难已舒、团结在望。但后来内战仍未停止。高赞非通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发生极大变革，慢慢与“乡村建设”旧理论决裂。梁漱溟此时亦加入争取民主、反内战行列。1943年2月，高赞非加入共产党，以后献身党的教育事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