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对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回顾

于长茂

　　一九三一年春，郓城县重华学院停办。院长陈亚三先生应聘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主任。为了追随陈亚三先生，当时重华学院高年级同学侯思恭、宋乐颜、贾伯颖、王湘岭、马仲安、张汝钦等人参加研究院研究部学习。我们中年级同学陈彬如、智乃荣、许守清、孙则仁、张绍康等也参加了研究院训练部学习。我在训练部乡村教育班学习一年半，于一九三二年秋结业，被分配到菏泽实验县宝镇乡工农学校当教员。以后调充菏泽县沙土乡工农学校教育主任。一九三六年春，调充临沂专区郯城县相古庄乡农学校校长。一九三七年春，又调充聊城专区寿张县黑虎乡工农学校校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寇侵占山东，各县乡农学校停办为止。我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先后学习和工作了五、六年。然事隔四、五十年之久，好多事情都记忆不清了。为了求实存真，我曾协同郓城县政协文史科副科长侯宪福、郓城县志办公室马玉来、陈传铮等同志去京专访梁先生。现将乡村建设运动在山东的发展和活动概况分述如下：
　　（甲）山东乡村建设运动的形成
　　乡村建设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梁漱溟先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复兴中华民族之途径，一九二一年夏，由郓城县北大学生陈亚三、成武县北大学生王惺吾（梁是北大哲学系教授，陈、王二人是北大哲学系学生）介绍，与当时提倡村治运动的王鸿一先生（王鸿一系郓城人，是陈、王二人的老师）会晤。他们相谈甚欢，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中国建设问题应当是“乡村建设”。为了唤醒民众，在社会上造成建设乡村的舆论，他们创办了《村治月刊》。并在《村治月刊》封面上刊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口号。一九二六年春，梁漱溟先生到郓城县西南陈坡村作了短期的农村调查，了解当时当地的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有一次，他看到陈坡贫农孟广恩的六十多岁的老父亲吃着糠窝窝，喝着高粱面粥，感动地落下了眼泪。（梁先生的祖父、父亲都是清朝京官，他自幼没到农村。）由此使他进一步了解贫农的真实生活，坚定了建设乡村的信念。一九二七年李济深在广东主政时，邀请梁漱溟先生到广东创办乡治讲习所。后来，李济深垮台了，乡治讲习所停办。一九二九年，河南省邓哲熙代主席聘请梁武堂、彭禹廷、梁仲华三人在河南辉县百泉创办村治学院（后来河南省长由韩复榘接任），时梁漱溟先生由广东回北京，旋即被聘为河南村治学院教授，讲授乡村建设理论。一九三〇年韩复榘调充山东省主席（河南村治学院停办），韩受王鸿一先生提倡村治的影响（王鸿一先生当时是西北军高级将领的座上客），想在政治上标榜一下，就邀请梁先生和梁仲华，于一九三一年来山东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实现乡村建设运动而培养工作人员。
　　（乙）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的意义和旨趣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中指出：“中国原来是一个大的农业社会，在它境内见到的无非是些乡村，即有些城市（如县城之类）亦多数只算大农村，说得上都市的很少。从这点上说，中国建设问题应当是‘乡村建设’，……今日的问题，正如数十年来都在‘乡村破坏’一大方向之下，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扭转过这方向而从事于‘乡村建设’——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欲达此目的，只有农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产业兴起，才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才可以增进国富；只有农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了基础；只有乡村一般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有办法，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教育上都是如此的。”
　　“在今日纷纭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岂胜枚举，方法何可预定。只要认清题目，握定纲领，事情到手，自有办法。我们的题目和纲领：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操纵于社会，分操于人。其纲领则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乡村是个小单位社会，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皆天然要造端于此的，一切果从这里建设起来，便大致不差。恰好乡村经济建设要走‘合作’的路，那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是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的。那么所谓‘富’与‘权’操于人人，更于是确立。现在所急需的是如何遵着这原则，以培起乡村经济力量；这培起乡村力量的工夫，谓之‘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所求，就在培起乡村力量，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资；而作用显现要在组织。凡所以启发知能，增殖物资，促进组织者，都是我们所要做的。然力量非可由外铄；乡村建设之事，虽政府可以做，社会团体可以做，必皆以本地人自作为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