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有涯愿无尽

　　梁漱溟一介书生，对文化的看护便是写作，以“笔”为“鉴”，所以对书稿尤其看重。在《儒佛异同论》书稿被“红卫兵”抄走后，梁漱溟致信毛泽东，请求他出面归还书稿：

　　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79-80页）。

　　“文革”期间，梁漱溟“写信致毛主席，说《人心与人生》未完成之稿必请发还给我。这是性命攸关。不发还，无异宣布我死刑。其他一切无所计较。幸此稿不久寻回”（同上，第399页）。

　　由书稿谈及生死，这正是读书人的命数。熊十力（1885—1968）致信梁漱溟，曾提及于省吾（1896—1984）所说，“凡愿力大者，常恐其生之促”，“或者然乎”？（同上，第685页）熊十力以此自比，梁漱溟不也如此？梁漱溟“过去纵一事无成，今日亦何敢自逸”（同上，第80页），许愿“吾生有涯愿无尽”，只为“心期填海力移山”，面对“人心与人生”问题，像移山之愚公和填海之精卫一样，徐徐用力。

　　梁子曾放出豪言“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同上，第1034页），1942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梁漱溟此论不是计算个人安危，而是心怀“学术建国”之志，作品未出，身不敢先死；“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同上，第1035页），是怕后人脱离语境的理解。当时不能死，因为“所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同上，第406页）。他所致力写作的便是《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人心与人生》，写下书成自记：

　　生当世界大交通之世，传来西洋学术，既非古人囿于见闻者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历史之大变局、祖国历史大变局的今天，亦非在几十年前的前辈人之所及。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书既已成，所以到了1976年，梁漱溟便讲，“今天事情大致完了”，“负有使命而来，使命既完，便自去耳”（同上，第405-406页）。

　　那么在21世纪日益繁盛的中国，还有必要阅读已经作古的梁漱溟吗？反思梁漱溟有关乡村、人心与国家前途的思索，可以看到这里原就有对于未来中国之梦的关切。梁漱溟的乡约之论与明清时期政府强制推行的乡约不同，完全起于民间。梁漱溟之学说或可商榷，梁漱溟之观点或有不章，却为思考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重要视角（吴飞，《梁漱溟：我的“所见仍然没有错”》，载《北京日报》，2010年9月27日）。今天，重新阅读梁漱溟，便是与他一起思考华夏大地的未竟之业。

　　（来源：文汇报 作者：董成龙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