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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生有涯愿无尽

  梁漱溟一介书生,对文化的看护便是写作,以“笔”为“鉴”,所以对书稿尤其看重。在《儒佛异同论》书稿被“红卫兵”抄走后,梁漱溟致信毛泽东,请求他出面归还书稿:

  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79-80页)。

  “文革”期间,梁漱溟“写信致毛主席,说《人心与人生》未完成之稿必请发还给我。这是性命攸关。不发还,无异宣布我死刑。其他一切无所计较。幸此稿不久寻回”(同上,第399页)。

  由书稿谈及生死,这正是读书人的命数。熊十力(1885—1968)致信梁漱溟,曾提及于省吾(1896—1984)所说,“凡愿力大者,常恐其生之促”,“或者然乎”?(同上,第685页)熊十力以此自比,梁漱溟不也如此?梁漱溟“过去纵一事无成,今日亦何敢自逸”(同上,第80页),许愿“吾生有涯愿无尽”,只为“心期填海力移山”,面对“人心与人生”问题,像移山之愚公和填海之精卫一样,徐徐用力。

  梁子曾放出豪言“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同上,第1034页),1942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梁漱溟此论不是计算个人安危,而是心怀“学术建国”之志,作品未出,身不敢先死;“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同上,第1035页),是怕后人脱离语境的理解。当时不能死,因为“所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同上,第406页)。他所致力写作的便是《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1975年,梁漱溟终于完成《人心与人生》,写下书成自记:

  生当世界大交通之世,传来西洋学术,既非古人囿于见闻者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历史之大变局、祖国历史大变局的今天,亦非在几十年前的前辈人之所及。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书既已成,所以到了1976年,梁漱溟便讲,“今天事情大致完了”,“负有使命而来,使命既完,便自去耳”(同上,第405-406页)。

  那么在21世纪日益繁盛的中国,还有必要阅读已经作古的梁漱溟吗?反思梁漱溟有关乡村、人心与国家前途的思索,可以看到这里原就有对于未来中国之梦的关切。梁漱溟的乡约之论与明清时期政府强制推行的乡约不同,完全起于民间。梁漱溟之学说或可商榷,梁漱溟之观点或有不章,却为思考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重要视角(吴飞,《梁漱溟:我的“所见仍然没有错”》,载《北京日报》,2010年9月27日)。今天,重新阅读梁漱溟,便是与他一起思考华夏大地的未竟之业。

 

  (来源:文汇报 作者:董成龙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