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建国与“治统”建国

　　梁漱溟认为人类社会时时与三事为缘：“货利之利”、“武力之力”和“义理之理”。他一生就中国问题的方案面临三次挑战，正是这三事的体现：一次是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次是走国民党俄国化的道路，一次是走中国共产党的路。在他看来，以利相接（西洋道路）和以力服人（俄国道路）终究不适合于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开出新路，带领人民走向“新天地”。利与力皆身之事，唯有理是心之事（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369、373页）。与之相应，他关于“建国运动”的论述，先是选择了逆转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又以赞扬中国共产党接续而非割裂传统的方式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建国论，最后则落脚于在传统伦理与中国无产阶级精神之间寻求契合点的文化尝试（董成龙，《梁漱溟的“建国运动”》，载《跨文化对话》第37辑，第270-286页）。

　　牟宗三（1909—1995）在谈及汉朝立国与立教的问题时指出：“高祖集团是材质上的开国，而贾生则是精神或理想上的开国。”（牟宗三，《历史哲学》，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第231页）引入王船山的“治统”与“道统”之论，便能理解这两种“开国”：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拆、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蠥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中华书局，2013年，第339页）

　　牟子所谓“材质开国”和“精神开国”，实际就是“治统”和“道统”，或立朝与立教，如此便可以理解梁漱溟的“建国运动”了，它既有“治统建国”，又是“道统建国”，并非只是盯着建立新政权的历史时刻——那不仅仅是某一段历史的终结，更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时间开始了”）。立国而不立教，则只能穷尽智力，终究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梁漱溟，《政教合一》，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670-678页）。

　　1951年12月，梁漱溟致信远在香港的唐君毅（1909—1978），告知一言以蔽之，国内情形是“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310页）。唐君毅回信：“赐书言对中共成功之处新有所悟。以毅推知，中共之成功盖在其为中国人之故。由齐而变至鲁，并能识取数十年社会浮层之下之民间之力量与农民朴厚精神之故。”要“自觉的肯定”这一点，而非“归功于外”，才可能长久（同上，第889页）。唐君毅所谈无外乎提醒

　　时人时刻记住“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今日接续这一思考的杰出代表当属作为读书人的老编辑钟叔河先生，在推动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同时，他的写作却是《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在这个意义上，唐牟梁三人便不谋而合了。

　　梁漱溟自1953年9月以来，至完成《中国——理性之国》（写成于1970年，参见《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219页），二十年未能与毛泽东相见，1972年请托章士钊将书稿转呈毛泽东，有一附件虽未寄出，却足以表露心迹：“拙稿大旨在申论今日中国之所以巍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先导者”，“其根柢力量固在中国民族自身”（同上，第119页）。12月，梁漱溟取回书稿，26日亲往中南海西大门，此时距1949年献礼新中国已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