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

　　1972年，梁漱溟与冯振心（1897—1983）相晤，承蒙振心索书纪念，漱溟记书，但所记时刻却是一场外交事件——当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我国周恩来总理就两国恢复邦交谈判，行将谈定，毛主席接见田中，开口便说“吵架吵完了吧！”梁漱溟的判断是：“此见主席态度轻松风趣，待人亲切，不落俗套。然亦象征了二千年两国友善关系在近八十年短期恶化之结束，今后将永远和睦相处，并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同上，第188-189页）用这场外交事件记录两个私人的会晤时刻不太合乎常理，尤其是“吵架”一事，很容易让人们想到1953年毛梁二人的争吵，只不过结果并不如中日谈判一般，两人再未相见，至行文之时，已二十年之久，梁漱溟心中是否仍旧期盼重新做回“远方的朋友”？

　　1976年，梁漱溟曾手书，忆起1922年冯友兰专程由美国寄来的信，其中仔细讨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73年春到梁家午饭，相谈甚久，临别时诵读《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同上，第571页；干春松，《1973年的梁漱溟和冯友兰》）。无怪乎冯友兰既为梁漱溟承认的“老同学”[梁漱溟从未就读北大，但1918年为时值哲学系三年级冯友兰诸生讲授印度哲学（参见《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17、168页）]，却被《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的编者归为“有关人士”而非“师友”。

　　改革开放那年，国外出版了一本有关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1979）。作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42— ）曾在尼克松访华次年作为随团翻译来华，可惜当时因为种种因由无法面见梁漱溟——终于在1980年实现心愿。1980年拜访梁漱溟的，不只艾恺，还有一位在由威斯康辛大学到南京大学访学的博士生林琪（Catherine Lynch，1949—2015）；而且据梁漱溟所记，林琪在先（《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297、377页）。日后，二人的作品成为英语学界梁漱溟研究的基本读物，《最后的儒家》书名之意“取孟子说五百年后必有王者兴”，以为梁漱溟正是“圣之时者”（同上，第630页）。林琪的作品则是她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梁漱溟与中国的民粹主义选项》（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2018）。梁漱溟1980年回复林琪的信中还提及：“曲阜必需一游，此地有孔林即孔子墓地。有孔庙即祭孔子处。有孔府，即孔子后裔住宅。我昔年曾访看，但闻后来被破坏，不知现在是否修缮了，是否有人看护。”（同上，第158页）言辞之中，耄耋老人对中国文化固有力量的“看护”之情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