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
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枪杆子”的胜利,还取得了“笔杆子”的胜利。(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早在1946年3月,梁漱溟再度访问延安。当年7月,吴顾毓意外到达解放区,“得能对中共的谜”有“打破的机会”,旋即致信梁漱溟,所述十一条之多,逐条对比国共两党,申明中国共产党必胜之理(《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895-899页)。10月,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退出政界,回到重庆北碚,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1月6日,梁漱溟致信毛周二公:
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其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时局发展至此,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祷。(同上,第77页)
言辞恳切,虽自我定位为“远方”之“朋友”,但是对于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梁漱溟回顾1935年1月政协闭幕,周恩来转交毛泽东信函,时光荏苒,14载过去,天翻地覆,梁漱溟也没有闲下来——对他而言,“新中国”的事业并非就此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他预告两年来闭门写作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行将出版,又将续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待完成后一并提交。梁漱溟虽然认为这本书也有不妥之处,“且不合于时”,但“只给自己人看,不与外人看也”(同上,第222页)。“关心国事,关心世界大局,自是应当的”,虽然梁漱溟曾教育师友“纵有言论著作”,“不过聊尽此心而已,不必期其影响如何如何”(同上,第243页),但“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并不可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漱溟提议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内功),并想去苏联学习(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外力),均未得应允;随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去老解放区采风。迟至1950年10
月,梁漱溟才发表北上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个新中国的开始!”(载《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后,梁漱溟开始反思自己以往与中国共产党的不同主张,逐渐展开自我批评;是年,动笔撰写《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他承认中国共产党有三大贡献:统一建国,树立国权;引进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这其中,作为领袖的毛主席作用重大:
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这两种身份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