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

　　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不仅取得了“枪杆子”的胜利，还取得了“笔杆子”的胜利。（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早在1946年3月，梁漱溟再度访问延安。当年7月，吴顾毓意外到达解放区，“得能对中共的谜”有“打破的机会”，旋即致信梁漱溟，所述十一条之多，逐条对比国共两党，申明中国共产党必胜之理（《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895-899页）。10月，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退出政界，回到重庆北碚，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1月6日，梁漱溟致信毛周二公：

　　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其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时局发展至此，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祷。（同上，第77页）

　　言辞恳切，虽自我定位为“远方”之“朋友”，但是对于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梁漱溟回顾1935年1月政协闭幕，周恩来转交毛泽东信函，时光荏苒，14载过去，天翻地覆，梁漱溟也没有闲下来——对他而言，“新中国”的事业并非就此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他预告两年来闭门写作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行将出版，又将续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待完成后一并提交。梁漱溟虽然认为这本书也有不妥之处，“且不合于时”，但“只给自己人看，不与外人看也”（同上，第222页）。“关心国事，关心世界大局，自是应当的”，虽然梁漱溟曾教育师友“纵有言论著作”，“不过聊尽此心而已，不必期其影响如何如何”（同上，第243页），但“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并不可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漱溟提议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内功），并想去苏联学习（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外力），均未得应允；随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去老解放区采风。迟至1950年10

　　月，梁漱溟才发表北上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个新中国的开始！”（载《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后，梁漱溟开始反思自己以往与中国共产党的不同主张，逐渐展开自我批评；是年，动笔撰写《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他承认中国共产党有三大贡献：统一建国，树立国权；引进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这其中，作为领袖的毛主席作用重大：

　　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这两种身份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