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与人心

　　新政府使人们过上团体的组织生活并透出了人心。根据漱溟对“老中国”的诊断，这正是中国新生的关键。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建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建设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识得问题所在，则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谈！（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大纲》，《乡村建设是什么？》，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68、375页）

　　在中国以前的士人，没有团体，只有朋友，其原因甚多，但根本还在一点：即中国士人理性开发，喜出己见，从吾所好；而不信仰一个对象，与宗教正相反……在中国只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难有党团的组织。然依现在的社会运动言，亟需要有组织。所以现在组织团体，一面须合现社会的需要，一面又须无背乎中国人的心理。（梁漱溟，《谈组织团体原则》，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12页）

　　梁漱溟认识到这一问题，便要“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培宽，《辑录者前言》，载《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4页），在二十世纪古今之变的时刻，将古代本土优秀资源和近代西来先进资源结合为一，帮助中国人过上团体生活。

　　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多数人也是这样；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539页）

　　梁漱溟想通过乡村建设组建团体未成，也没能起到真正的作用。或者说，唯有透出人心，才可能真正过上团体生活。梁漱溟完成《中国——理性之国》后旋即转入筹谋多年的《人心与人生》，他自承“《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大致可以代表《人心与人生》，由此关节可知，“理性”一词十分关键。漱溟《中国——理性之国》的书名“本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有关理性的言论而来”。“理性之最可见者，莫如吾人之不甘心于错误”，“此自觉地向上心最为可贵”。梁漱溟所说“理性”，并非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和“逻辑”，而是一种“情”。“理智”是“知”的一面，“理性”是“情”的一面。“物理”的是“理智”，“情理”的是“理性”（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63-365页）。

　　中国社会文化以周孔种原因，至秦汉而收其果。特殊的中国社会结构愈见形成，人们头脑心思之用愈向社会人事用去；二千年来读书人总在说人事，说情理，偶及物理亦不深入，不成系统。（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同上，第366页）

　　理性就是“平静通晓而有情”（《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4页），乡村是理性的，而都市秩序却被利与力萦绕（许振洲，《源于生活的自由》，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88-104页）。

　　在人生的晚年（1986年），梁漱溟还致信转给勉仁文学院的学生，认为吾人在世只当“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545页）。“谦虚谨慎”便是“恕”（梁漱溟次子“培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民服务”便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忠恕而已”正是“夫子之道”（《论语·里仁》）。“忠恕”之间，“恕”尤为重。“恕”者何？“如心”、“如人”，“凡真能了解自己者，才能了解他人；同样，了解他人亦即了解自己之一助也。”（《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062页）梁漱溟凭借忠恕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团体（《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的“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