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疫的影响

“战争不仅是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对抗，而且是各种生态因素的相互作用”，疫病便是众多生态因素中的重要一端，其与战争的互动在汴京大疫中有显著体现。当时国用安建议趁蒙古军大病之际内外夹击，“若从吾计出军，中兴久矣。朝廷乃无一人敢决者，今日悔将何及。”但金军此时也是疫病缠身，毫无反击之力。随着汴京战况胶着，双方相持十余日后罢兵言和，史载窝阔台“还，留速不台守河南”，蒙古军对外宣称为天热避暑，实亦有疫病困扰之苦。可见当时疫病对蒙金双方战斗力均有削弱，战争由此陷入僵局。虽然局势得到暂时的缓解，但城内疫病愈加严重、军队大量减员，这极大地削弱了金军的防御能力。汴京大疫爆发后，金政权屡次对外求援试图逃离困境：天兴元年五月“乙酉，以南阳郡王子思烈行尚书省于邓州，召援兵”；七月，“权参知政事思烈、恒山公武仙合军自汝州入援，诏以合喜为枢密使，统京城军万五千应之，且命赛不为之助”，但因蒙古军的阻击，均以失败告终。金军士气也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六月）癸丑，飞虎军二百人夺封丘门出奔”，“（九月）己丑，军士杀郑门守者出奔”，不断有守城士兵外逃。而到了十一月，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壬子，京城人相食。癸丑，诏曹门、宋门放士民出就食。”在孤立无援、饿殍满道、疫病横行等多重压力下，金政权很快便支撑不住，于当年十二月庚子“上发南京”，离汴东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做垂死挣扎。虽然从历史发展的主次矛盾来看，王朝的更替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疫病，但1232年的这场大疫着实给了摇摇欲坠的金政权致命一击。如同曹树基所述，“明王朝是在灾荒、民变、鼠疫和清兵的联合作用下灭亡的”，汴京大疫亦在金王朝的覆灭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汴京大疫最为显著的影响便是河南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疫病造成了90余万人死亡，其中还不包括“贫不能葬者”。前已述及，当时“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另一方面，来势汹汹的疫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即便未染疫者，也欲尽快逃离这座“死城”，“五月辛巳，迁民告出城者以万数”。此时正值疫病流行高峰，但金朝统治者担心泄露城防机密，一开始并未应允，直至戊子才迫于压力“放迁民出京”。随疫病而来的是大饥荒，“时汴梁受兵日久，岁饥人相食，速不台下令纵其民北渡以就食。”大量南迁的民众选择向北或东南逃难，如元好问和李杲“同出汴梁，于聊城，于东平”；贾居贞“年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陈州“聚流亡数十万口……京城危困之民望而归者不绝，遂指以为东南生路”。而到金亡之际，汴京城已是“沿途茂草长林，白骨相望，虻蝇扑面，杳无人踪。……见兵六、七百人。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民居千余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在战乱、大疫和逃亡等多重因素作用下，金政府自“贞祐南迁”以来的人口移民成果全部付之东流，“河南由金后期的人多地少地区，再次变为地广人稀地区。”

大疫导致劳动者大量死亡，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致使疫后生产经营活动难以较快恢复。这对日益严重的饥荒无疑是雪上加霜，到了天兴元年十二月哀宗离汴时，城中已是“内外不通，米升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于诸皮器物皆煮食之，贵家第宅、市楼肆馆皆撤以爨”。然而，并非所有的行业都陷入困境。前已述及，“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其用”，其中“园户”一词多见于宋代史书，漆侠认为“占有茶园的民户，亦称之为园户”。但这里的“园户”并不是指种茶之人，应与《汉书·宣帝纪》中“益奉明园户为奉明县”的意思相同，为墓地园者。因疫获利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短期丧葬和医疗服务需求的暴涨，为此类行业带来了更多的收益；二是部分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在大疫中死亡或逃离，使得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更加缺乏。此二者均会提高相应商品及服务的价格。这与14世纪欧洲黑死病爆发后的情形相似，当时“对棺木、蜡烛、药品、裹尸布、医生、理发师、外科大夫、公证人、掘墓人和神父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上升。它们的价格或报酬因商品的稀缺或从业者的大量死亡而提高”。金政权采取对“擅厚利”者加大赋税征收力度等措施，目的并非为了平衡收入差距或维持民生，而是维持金廷自己的开支，这使原本就已失调的社会经济秩序变得更加混乱。

《内外伤辨惑论·序》曰：“曾撰《内外伤辨惑论》一篇，以证世人用药之误。陵谷变迁，忽成老境，神志既惰，懒于语言，此论束之高阁十六年矣。……仅力疾就成之，虽未为完备，聊答尊师慈悯之志。”且书中亦提到在汴京大疫后：“辄以平生已试之效，著《内外伤辨惑论》一篇。”故有学者推测：“书中至少有部分内容是在壬辰（1232年）改元后补入的。……东垣在1231年完成了本书的初稿，之后或有修改增补，至1247年写序时才最后定稿。”因此本书初稿虽成于1231年，但内容并非完全与汴京大疫无关，书中的许多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应是受汴京大疫的启发而逐步完善的。如李杲自己所言：推明前哲之余论，历举近世之变故，庶几同志者，审其或中，触类而长之，免后人横夭耳！

暂且不论东垣先生对疫病性质的诊断准确与否，其亲历汴京大疫而完善著成的《内外伤辨惑论》一书实为我国中医文化的瑰宝，至今对临床实践仍起着指导作用。该书详辨外感内伤，强调脾胃盛衰在内伤病变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并创制了补中益气汤等一系列的补益方剂，为今后李氏脾胃学说、“阴火”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医学名家王履曾说：尝观夫东垣李氏所著内外伤辨，有曰外伤风寒客邪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内伤饮食劳役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自此论一出，而天下后世始知内外之伤有所别。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矣。

明代王纶亦评：“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而范行准认为《内外伤辨惑论》“实在是继这次大悲剧后之一场大错误”则有些偏激，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李杲的医学成就。大疫对后世亦起到了警示的效果，如明代《续资治通鉴纲目》载：“疫疠大作，民罹涂炭……然则金之生灵岂不尽乎，呜呼，金之见绝于天为可知耳，金之不亡宁有是理哉，故特谨而书之。”清人俞震也反思总结云：“若今太平之世，民皆安乐饱暖，纵有劳役，及饮食失节者，不过经营辛苦之辈，设不兼外感，亦不遽病。故大疫绝无，而恰合东垣内伤论者亦甚少。惟是饱暖思淫欲，真阴却早内伤，则外感病中之虚症，反不少耳。”这些均可见汴京大疫在客观上起到的借鉴作用。

结语

关于历史上军事疫病案例的研究不胜枚举，仅就中国而言，有明末鼠疫流行研究，咸同年间太平天国战区的传染病探讨，以及清末陕甘回民战争和捻军起义期间的霍乱研究等。曹树基、余新忠、李玉尚等均认为战争与疫病存在着互动关系，即因战争而诱发疫病，同时疫病又反作用于战局。汴京大疫亦是如此，同时因其发生在王朝更替的重要节点，成为金元朝代更替中的“关键先生”，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汴京大疫除了具备战争动乱、难民迁移、环境变化、粮食危机和心理恐慌等常见的疾病诱因外，还有民间医师治疗失误等因素。多重风险因子的叠加让这场灾难成为偶然中的必然，这也使得对疫病性质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从现代流行病学的理论出发，很难找到一个已知的传染病与李杲所描述的症状完全对应。汴京大疫或许是当时的一种新病，亦有可能李杲所作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仅从现有材料来看，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它是一场烈性传染病，应是在战争和环境突变的特殊背景下，由饮食劳倦、病菌感染及人为药祸三者联合所致的流行病爆发，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其中一个因素。

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汴京大疫进行审视，会发现探究的内容不应仅仅局限于疫病的本身，战争、人口、医学、生态环境、社会文化、民众心态等一系列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它们纵横交错并相互影响。这场大疫还有诸多疑点尚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次生态、社会系统失衡从而引发的疫病危机。通过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不仅可丰富我们对中国古代疫病史及环境史的认知，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作者王星光，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言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原刊：《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