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末汴京大疫的诱因与性质》

金朝末年，汴京（今河南开封）城内突发大疫。《金史》曰：“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这场大疫具有爆发突然、伤亡惨烈、持续时间短、传播范围窄等特点，为中国疫病史上所罕见，也是我国历史上遭遇的一场重大灾难。此次大疫发生在蒙金战争之际，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金朝的灭亡，促进了历史进程的转折。然而如此重大的疫情却鲜有史书详细记载，疾病过程也被寥寥几笔带过，后竟成为历史疑点。“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名医李杲于疫后著书记录，但由于后世对李杲所述症状存在不同的理解，对疫病性质的解读也有诸多争议，使得本就扑朔迷离的汴京大疫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场大疫到底于何时爆发、因何而起、与时局有着怎样的关联、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等，均值得进一步探究。

汴京大疫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疫病事件本身的不同寻常及其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客观上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东汉三国时期瘟疫横行，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明末崇祯年间，全国疫病肆虐，死亡惨重，吴有性著《温疫论》，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汴京大疫亦不例外，名医李杲因亲历救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后撰写《内外伤辨惑论》一书，详辨外感内伤，创立了“内伤”学说和“甘温除热”思想，“为后人治疗内伤热病提供了新的视野，并发展和推动了重视脾胃的思想及从脾胃论治疾病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汴京大疫客观上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创新，是中国医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

此外，学者对汴京大疫持续不断的关注，使其在疾病史研究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明代即有著作涉及，如于慎行《谷山笔麈》曰：“金末，汴京大疫，诸门出柩九十余万，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其灾可谓至矣。”《多桑蒙古史》也摘录了《金史》中有关汴京大疫的文字。真正开启汴京大疫研究，使其成为学术热点的，首推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范氏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新病”，怀疑是一次鼠疫大流行，而学界普遍认为在清朝末期才把鼠疫明确作为传染病，故此观点的提出引发了争议。之后符友丰、曹树基等支持鼠疫的说法，但亦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21世纪以来，学界对金末汴京大疫的研究从疫病的性质扩展到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逐渐成为医学、历史学、气候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这种由“内史”到“外史”的转向亦是目前医疗疾病史研究趋势的一个缩影，对推动学术方法的创新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此次大疫置于历史变迁的情境中进行综合考察，力求全面地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发展过程，并对其中的一些疑点加以考证。

一、汴京大疫的时间和城内人数

关于汴京大疫的开始年月和持续时间，此前李文波和王星光、符奎的研究认为，此次大疫的发生年份为公元1232年（金天兴元年），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而在具体月份和持续时间的问题上，学者的看法则存在分歧。范行准认为大疫是在金改元天兴之后发生的；符友丰提出“此次大疫始于‘三月下旬’……高峰期在四、五月间”；牟重行推断“汴京大疫最大可能于五月中旬爆发流行，历六月，至七月上旬熄灭，正与‘凡五十日’或‘五六十日’之数相吻合”；而李中琳、符奎认为大疫发生在四月辛未到丙子之间，结束于六月辛未之前。《金史》载：“甲子，御端门肆赦，改元天兴”，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可推算出“甲子”是四月十四日，故范行准的观点与李中琳、符奎的四月辛未到丙子（二十一日到二十六日）之说颇为接近，但与其他二人的说法前后相差近一个月。那么究竟1232年汴京大疫始于何月，又持续多久，需要进一步辨析。

李杲《内外伤辨惑论》所述：“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符友丰据此认为“大疫始于‘三月下旬’”。但此处“三月下旬”是指汴京戒严的时间，并非大疫开始之时。《金史》载天兴元年三月“壬寅……分军防守四城。大元兵攻汴城，上出承天门抚西面将士”，亦可证三月下旬汴京戒严防守之事。而牟重行提出“以正史记事之体例判断，五月十一日记载冷空气事件，则疫病爆发应始于该月中旬或下旬”的说法不准确，因为《金史》载：“（六月）辛未，复修汴城。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其用”，可见六月就已经是“疫后”了，牟文推断的大疫至七月上旬结束，有违史实。李中琳、符奎亦认为《金史·哀宗纪》有关此次大疫的记载时间值得商榷，并提出假定以六月辛未的前五天到十天为大疫的结束时段，再上推50天，四月辛未到丙子即为大疫的开始时段。此推断较为合理，也大致符合史实，只是提出的假定“前五天到十天”没有凭据，缺乏说服力。

除上述学者提到的《金史》和《内外伤辨惑论》外，有关此次大疫时间的记载还存于一些明清史籍中，如《开封府志》、《通鉴续编》、《宋史纪事本末》、《弘简录》、《续文献通考》、《宋元资治通鉴》、《通鉴辑览》、《纲鉴汇编》、《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目》、《元秘史注》等书，均载五月发生大疫，但具体内容与《金史·哀宗纪》的记载相同，疑为后人直接抄用。另有清《河南通志》载“哀宗天兴元年二月，汴京大疫”，《古今图书集成》载“天兴元年春三月，汴京大疫”，均为条目式列举，不知其来源，暂不取信。不过《蒙兀儿史记》提到：“夏四月……速别额台乃托言避暑，退驻汝州，掠其粮，欲俟汴京守者饥疲自溃。未几汴京果大疫，五旬之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可推断大疫约是发生在四月之际。

《金史·崔立传》载：人人窃相谓曰：“攻城之后七八日之中，诸门出葬者开封府计之凡百余万人，恨不早预其数而值此不幸也。”

此时为天兴二年，金哀宗北逃至归徳府后，汴京留守元帅崔立发动兵变并投降蒙古。崔立在城中掳掠奸淫，无恶不作，众人敢怒不敢言。清人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亦载此事：人窃相谓曰：“汴京被疫，时死者百余万，恨不早预其数，而值此不幸也。”

其中将“攻城之后”改为“汴京被疫”，那么《金史·崔立传》中“七八日”出葬百万人到底是由于战争还是因疫而亡，还需要对当时汴京城内的总人数进行估算。

吴松弟根据围城前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和因疫死亡的人数，估算当时城内总人数至少有200万；曹树基、李玉尚根据汴京降蒙时的147万人加大疫致死人数，认为“战争之前，汴京人口当在250万左右”；李中琳、符奎则提出要在曹、李两位分析的基础上，再加上《金史·赤盏合喜传》中记载的死亡百万人，共350万；王国维甚至觉得当时城内人口可达四五百万。王曾瑜指出，若将《金史·崔立传》中记载的死亡百万人、大疫病死90余万人、开封城陷落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三者相加，“合计约三百五十万人，其数字颇为可疑。金朝龟缩河南一隅，其农业只怕很难为开封城提供百万人以上的余粮”。笔者认为王曾瑜的分析令人信服。据《金史》载，三月汴京被攻前，“括京师民军二十万分隶诸帅”，“时在城诸军不满四万，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遍，故议避迁之民充军。……又集京东西沿河旧屯两都尉及卫州已起义军，通建威得四万人，益以丁壮六万，分置四城”，虽然不确定“民军二十万”是否包含后来补充的“丁壮六万”，但据此应可确定当时守城的军人和临时征集的民兵数量约在三十万。“时自朝士外，城中人皆为兵，号防城丁壮。下令，有一男子家居处死”，所以这30万守城之人基本包括了城内所有年轻力壮的男子，若按一户６人推算，当时汴京城内总人数为200万左右，达不到三四百万之数。

《金史·崔立传》中死亡百万人的说法为攻城之后，故不可能全为战争伤亡。按“天兴元年，时大军尽至，保围汴京，国兵百计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时向热，将还师，于是又讲和好”及“夏四月八日始辍攻”的说法，汴京城于四月八日解围，假如后面紧接着又发生死亡90余万人的大疫，不仅时间太过接近不符合常理，且合计出来的死亡人数已达200万，与史实相悖。《金史·崔立传》中所载的出葬情形应为疫病流行时，所以真正的开始时间需要向前追溯，约在四月上旬汴京解围前后。这也印证了《内外伤辨惑论》中“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的描述，《金史·哀宗纪》中的记载并非指五月大疫才开始，而是对此事的一个总述。

另一个疑问是有关此次大疫的持续时间。《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元好问言：“五六十日之间”；《蒙兀儿史记》曰：“五旬之内”；《内外伤辨惑论》则说“似此者几三月”。“几三月”为近三个月，与其他五六十日之说相差较大。另外，《内外伤辨惑论》载，“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李中琳等据此认为：“如果把‘几三月’理解为三个月九十天的话，那么总数就是一百六十二万人，这显然和各种史料死亡百万的记载相差太大。”笔者亦认可此说法。另外，《金史·哀宗纪》中载六月“辛未，复修汴城。以疫后……”，若按大疫“几三月”90日来算，应持续到七月，而并非在六月就“疫后”了。故“几三月”似应理解成大疫跨了四、五、六３个月，历时约五六十天，而并非持续３个月。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场年代久远且缺乏史料记载的大疫，其开始与结束时间都无法精确到某一日。疫病被关注时往往已经蔓延开，第一个发病的人更是无从寻找。疫病爆发后，金政权忙于战事基本无暇组织救济，多靠李杲等民间力量，但大多医师“调治失宜”，治疗效果并不明显。大疫的结束也是病菌渐渐消亡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