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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难忘怀的邹平师范

刘殿奎

        邹平县城通山街的西侧,现在的天兴城和银座商城,是原来的邹平师范所在地。1960年8月至1962年10月,我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多的学习生涯。每当走过这里,我总是要驻足观望,思绪便不由自主地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岁月。虽然已时过境迁,历史的沧桑岁月和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将邹平县城变成了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繁花似锦的现代化城区,昔日母校的校园已不复存在,周围环境也已经面目全非,但是我不能也难以忘怀那一座座平房和一片片菜地,难以忘怀那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我永远牢记着那些传授给我文化知识、教我做人的老师们和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同学们,那浓浓的师生情、同学情是自己人生的宝贵财富,将深深地珍藏在心底。在苍松绿树覆盖的黄山北麓,邹平师范实现了我 当一名教师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想,赋予了我一生中战胜困难的理想信念、品德智慧、知识和力量。

生活虽然艰苦,心中充满理想

       1960年8月,我初中毕业后考入了邹平师范,分在了中师三级一班。 学校当年招了 2个中师班、2个速师班,共计200人。当时学校还有三年级3个班、二年级4个班,三年级是1个数理班、2个文史班,是由原来的4个班按照个人特长和志愿重新划分组成的,有20个爱好艺术和生物的同学被派到惠民师范和周村的淄博师范进修美术、音乐和生物。 二年级是2个文科班、2个理科班。当时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中学教师, 分科就是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到了1961年,学校领导又在大会上告诉我们,鉴于国家经济暂时困难,调整教育结构,重新确定我们毕业后要分配到小学任教。

        邹平师范是1956年建立的,最初学校在乐礼村,是初级师范,招收完小毕业生,培养小学教师。在1958年“大跃进”中,大力发展教育,学校改办为中等师范,确定培养目标为中学教师,并在邹平县城东南、东关村和安家村之间的一片农田、坟地和桃园上建了新校舍。同时邹平一中也在县医院东面(即老县委、县政府所在地)修建新校舍,准备扩大规模,和邹平师范、县医院连在一起,从而在城东形成“文化区”。 回想那时邹平县城的概念就是从东门外到西门一条大街,即现在的邹平一中初中部到黛溪一路约一千米的城里大街。现在的县武装部西面的十字路口(当时人们通称“峪头”)则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因为路口西南有县文化馆、东南有“东方红”文具店,路口向东,路北有“邹平县人民委员会”(现在的服装厂)、邹平一中,路南有法院、图书馆。路口向西,路北有邹平县委(现在的公安交警大队)、照相馆、人民银行, 路南有百货商店、城关供销社、新华书店、人武部、城里小学。路口向南,路东有“大礼堂”、县委机关招待所,路西是县公安局。当时邹平县的主要党政机关、文化、商业部门都集中在这条街道附近。从东南方向周村过来经过蒙家村、大杨堤和新民村村南、东石村村西、穿过鄢家村和东关村通向邹平城里的就是一条沙土公路,现在的会仙商场两边,只有一个马车店和几家农户。那时的东关、南关、北关、西关和安家、 鄢家、盖家等村都是相对独立普通的农村,村与村之间是农田和菜园, 而现在都已经连在一起,成为一片繁华的城区了。站在邹平师范学校门口,即学校的东北角(大约是现在的天兴置业售楼处所在地,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建院墙和校门)向东和东南方向看,在一片南高北低山坡上, 孤零零的就是一栋红色砖瓦大屋,是生产资料公司和土产部初建时的仓库。我从学校回新四村老家,要经过一条蜿蜒的小土路到鄢家村西南, 走上“邹周公路”。从校门向北看,最大的建筑物就是面粉厂的车间。 邹平师范学校西面一片空地上,有邹平一中新建的几排教室,因经济困难停建。这里20世纪60年代曾经先后当过邹平一中的学生宿舍、“抗大农中”(将城关区几处公社农中合并,集中在这里办学)的校舍,70 年代建起县委、县政府办公大楼,教育局行政机关就曾设在西北角的那两排平房里办公,1983年,教育局搬到地处鄢家村南的教师进修学校,在这里盖起了保险公司营业楼(即现在的工商银行自动取款机和体育用品超市)和县委住宅楼。再向西,隔一条水沟和土路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建的邹平人民医院,那些门诊和病房早已经被现在的门诊大楼和急救中心所代替。那时谁会想到,五十多年后这里成了邹平县城最繁华的市中心,那时邹平师范门前尚未修成的路,如今成了黄山二路—邹平县城的“长安街”。20世纪50年代末县委扩大邹平县城的蓝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得以实现。当时我国进入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邹平师范学校从1959年由乐礼迁入新校区后便停止了建设,校门、院墙也没有来得及建设,夜间需要师生轮流警卫。学校内有3条南北土甬路,东甬路西面从北向南建有5排砖瓦平房教室,每排9间屋、安排三个班, 最北一排是一级文史一班、文史二班、数理班,第二排是二级文科一班、 文科二班、理科一班,第三排是二级理科二班、三级一班、三级二班, 第四排是图书室、中速师一班、中速师二班,第五排是实验室和粮食、干青菜仓库,再往前是4排土坯房,安排教职工和学生宿舍,我们班住在第一排。最南头的一排,住着函校的老师和伙房的师傅们。西甬路西面北头有—排砖瓦房,是仓库,大约就是现在供销大厦所处的位置,放置农具、杂物和木工作业。南头有一排平房是县文教科教师函授站的办公室,老师有张树臣、刘仲超、刘仲远、宋一平等,我在初中的老师刘卓云、徐继富在我们毕业后也调入了教师函授站工作。函授站北面是农田和菜地,种有玉米、西葫芦等。中、西甬路之间,南头是伙房,中间有两排砖瓦房是办公室,前排是校长室、教导处、总务处、会计室、团 总支,后排是各科教研组老师们的办公室。两排办公室的前后是菜地,与伙房之间有一眼水井。各排教室和宿舍之间一半是菜园。操场在伙房的西南面,这里原是安家村的一个桃园,大约就是现在的部队礼堂以及县级干部宿舍楼和健身场地所在的地方。学校的东南角有一个院落,几间土坯房中堆放杂物,记得还有一部锅驮机和粉碎机。伙房的东南面还有一个院落,有羊栏和猪圈。厕所在东甬路以东,坐东朝西,与教室还隔着一片菜地,厕所的后面是一条自然形成的从东关通向黄山上的高洼不平的山路,现在早已变成平整的“通山街”和一片楼房了。

        入学后,我相继认识和逐渐熟悉了学校的领导和部分老师:校长马延贵是一个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革命”,个子不高,待人很亲切,每次校会都要讲话;教导主任陈本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我县成立师范,组织上便把他选入学校领导班子。他主持召开全体师生参加的校会,讲纪律、讲学习、讲劳动等,表扬先进,批评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他讲话通俗、生动、形象、感人,只要他一讲话,全场便鸦雀无声。陈本端主任曾经给我们班上过一次政治课,他在黑板上写了 “学生”二字,说学生,就是学习生活,学习如何做人,学习做人的本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人民服务,他那朴实无华的谆谆教导, 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2009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因病去世,享年91岁。在1998年10月,我们邹平师范师生为他庆贺80华诞庆典上, 他在长达15分钟的“答谢词”中,回顾学校历史,歌颂师生情谊,博得在座六十多名师生经久不息的掌声,他超常的记忆力和感人肺腑的话语令人感叹不已。2008年10月,我们又为这位教育老前辈组织了 90岁生日庆典。当时学校的教导副主任是曲琦老师和一个叫董业增的30岁左右 的人,我入学不久,董业增调入了县文教科工作,学校的教学业务工作就是由陈本端老师和曲琦老师来负责的。曲琦老师1957年在山东省委宣传部错划为右派后下放到我县劳动改造,先在王伍农场担任右派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荆项堃,20世纪80年代任我县建行行长)。1959年,曲琦老师“摘帽”后到邹平卫校工作,1961年,调到邹平师范担任教导副主任。教导处里有一个叫刘维武的年轻男老师和一个叫刘彬芝的年轻女老师,听说是初师毕业留校的学生。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学校生活是艰苦的,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苦.物质生活与现在相比乃天壤之别,但是精神上却是那样愉快,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理想和信念。那年代粮食十分珍贵,每人每月27斤 的定量还要拿岀3斤支援和帮助兄弟单位以及对特殊的同学进行照顾,如二级的张居堂同学参加全县运动会跑马拉松,学校大力支持,让他吃饱吃好他刻苦锻炼,以优异成绩荣获全县第一名,为学校贏得了荣誉。 我们每人早晨和晚上只有一个二两左右的白馒头,那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馒头,根本不需要吃菜,几口就吃下肚去。有一次我和我班的高锡春同学到伙房,看到师傅们在用杠子压面,累得满头是汗,高锡春告诉我,我们吃的馒头就是因为用压杠面蒸的,所以好吃。当时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不足,学校提出:“粮食不足,瓜菜代”,中午吃菜卷子、甜火烧、菜团子和地瓜,这几样食品是学校总务处和伙房师傅经过反复 “实验” “研制”岀来的“增量食品”。菜卷子是将野菜(主要是青青菜)加上盐掺在面里蒸成的卷子,体积和重量可抵白馒头的3倍,虽然味道远远比不上白馒头,但是充饥作用大。邱传良老师运用生物知识搞“科研”,研制出了 “小球藻”“人造肉精”,可以增加营养。甜火烧是用地瓜蔓子加工成粉末掺上红枣,包上很薄的面皮烙成,菜团子是在野菜和地瓜蔓子粉末加上少量油和盐合成的菜团子上滚上一层面粉蒸熟。几种食品和很小的蒸地瓜(大的地瓜切了瓜干)交叉食用,加上每人一碗浮油漂动的菠菜汤,因此每顿饭都觉得香甜可口。而现在人们面对鸡鸭鱼肉、水饺蒸包,竟难以找到那时的好胃口。当时县里在学校召开现场会,推 广邹平师范“生产自救”、搞好生活的经验,好多县直单位也来学校取经,借机品尝一下美味可口的饭菜。那时我们吃饭,都是在教室前面的院子里每组围成一个圆圈蹲着吃,只有雨雪天才在教室里吃饭。看到现在的中小学生们舒舒服服坐在宽敞明亮的大餐厅里吃着味美可口的饭菜,真有种“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感觉。

       当时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非常高涨,个个精神饱满,每天的生活都过得那么有意义,真正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早晨天还很黑,起床号就响了,大家迅速穿衣、冼漱、出操,早饭后稍事休整便投入紧张的学习。上课铃声一响老师走进教室,全体起立,齐声喊“老师好”,然后聚精会神听着老师讲课、看着老师板书,认真地做笔记,如饥似渴地吸吮着那些科学知识,接受着人类创造的精神文明,想着自己现在要学好本领,将来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每个人的心里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自豪!我认真地听好每一堂课,恨不得把老师讲的都记在脑子里,认真做好每一次作业,不用说做对题,就是每一个数学字母、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力求写得规范、准确。那时我们用的课本和作业本的纸又黑又粗糙,但是没有影响我们那工整、清晰的数理化作业和作文。因此,当我现在看到某些孩子作业不认真,对那洁白、光滑的作业纸很不爱惜,字写得歪歪扭扭、作业潦潦草草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我拿出当年尚存的作文本让他们看我们上学时用的纸,当孩子们看到那一篇篇用小楷毛笔抄写认真的作文时,都惊讶不已、连声称赞,问我怎么写得这么好,我便趁机对这些“小皇帝”进行一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刻苦学习的传统教育,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我的班主任季书玉老师多次在晚点时表扬我,特别是表扬我学习刻苦认真,认真完成各种作业,包 括书法、美术课作业,更加激励了我学习的信心和兴趣。由于认真听讲和练习,老师教的各种知识我基本都能学会,每次考试包括各科教学法我几乎都能得满分。同学们推选我担任代数课代表,我和宋立信、陈兆斌、 张统玉、崔素英、阎翠英等几个爱好数学的同学帮助大家解难题,使全班成绩不断提高。学校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会,班委让我们几个参加,介绍自己是如何取得优异成绩的。当时为了在会上发言,我苦思冥想地列出了好多条“经验”,现在想起来,都没有抓住本质的东西。正像现在的教育理论所讲的,明确的学习目的——浓厚的学习兴趣,才是学生学习 的无穷动力。当时邹平师范的学校领导、老师们的亲切关怀、淳淳教导,同学们的互相关心、团结友谊所营造的学习环境和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极大地激发了我们对学校生活的热爱和对各种文化知识浓厚的学习兴趣。 由自己的学习和成长体验,我欣赏现在那些注重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环境、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激发学生学习内在活力的学校,而对一些多多布置作业、向学生施加压力,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片面追求分数的学校老师和家长的许多做法实在不敢苟同。


学校纪律严明,活动丰富多彩

       开学后的第一个班会上,班主任季书玉老师就亲切而又严肃地告诫我们:国家经济这么困难,还专门拨出经费让我们学习,要珍惜大好的学习时光,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为毕业后当一名合格教师做好准备,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但是不要谈恋爱。他还幽默地说,要谈恋爱,就与书本、劳动工具恋爱。学校的请假制度非常严格,一般情况下,除寒暑假外,中间不得请假回家,请假一天以内包括星期天到城里去买书购物也必须先向班主任写请假条,两天以上须经过学校批准。我家新民四村离学校只有六七里路,刚离开家很不习惯,特别是周末很是想家,在季老师的特殊关照下,可以每月请一次假回家,对此我十分感激和珍惜。每次周六下午上完课立即跑回家,周日按时赶回学校吃晚饭。我父亲当时在城关镇政府工作,二姐姐、姐夫是部队军官,家庭生活比较优越,每次回家,母亲都是做最好的饭菜让我吃,并烙好白面油饼让我带回学校,我的几个好朋友都盼我回来,好一起分享母亲给予儿子的关爱。 学校就在黄山脚下,但是我们很少到山上去玩,只有我班劳动委员尉方泉和劳动干事王玉庆分配我帮助张启忠放羊时,才得到一个在山坡观赏黄山风光的机会。班主任季书玉老师的老家是济南,惠民师范毕业后来到了邹平师范工作,在我们的心目中,季老师威严而又和蔼可亲。想当年他二十四五岁,人长得帅、字写得漂亮,知识丰富、语言幽默、风度翩翩,风琴、手风琴、二胡,各种乐器样样精迪,唱歌声音洪亮、优美,左手握拍打兵兵球,发球变化多端、反手攻球凌厉。

        当时学校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要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农村生产队参加灭荒和秋种劳动。记得我们班先后去石樊鲁村、孙镇辛辉村,先是拔地瓜地里的草,后是拉犁翻地种麦子。我和十几个同学被安排留校劳动,由一级文史一班的吴殿贞同学带领我们做些轻体力劳动,主要是切地瓜干、在菜地拔草和看水浇菜。吴殿贞同学和蔼可亲,对我们十分关心爱护, 像个大姐姐。她嘱咐我们切地瓜干要注意安全,累了就休息,还给我们讲一些学校的历史、老师们的教学特点,告诉我们如何学习好。1961年7月,吴大姐毕业后被分配到见埠完小教学,60年代一直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后来转到县财政局。1974年我到见埠联中工作后,经常听到老师、 家长和村干部说起吴殿贞大姐,对这位关心学生、教学认真的好老师充满了敬仰和留恋之情。

       学校教导处的曲琦主任工作勤奋、热情,整天忙个不停,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61年,曲琦主任积极争取省、县领导和电业部门的支持,使邹平师范成为我县第一个用上电的单位,当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多么自豪,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如今我还经常回忆那段美好的日子,并将当时坐在明亮的教室里看书、做作业时的那种极其愉快、接近陶醉的心情讲给青年人和孩子们听。曲琦主任经常组织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 组织各种教学研究和文体活动,征求对改进学校工作的意见。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在他面前毫不拘束。我们很喜爱教导处组织的“文学欣赏” 活动,每天下午一到课外活动时间,广播喇叭里便按时播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古文赏析”节目,“鱼,亦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广播员那浑厚洪亮的声音,回荡在黄山脚下这所没有院墙的中等师范学校的校园里,使得我们这些时代的幸运儿坐在校园里仔细地体味、认真地记录,显得那么投入、那么神圣, 引得许多过路的群众驻足观望,流露出几多羡慕的神情。我在学校组织的“朗诵会”上,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获得奖励并受到王学古老师在班内的表扬。

       学校建有团总支和学生会,团总支书记是李守勤,副书记是当时文科二班学生干部夏英勇。团总支、学生会经常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抓好学校文工团和黑板报工作,对活跃学校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记得我经常认地看二级的王公贤和王立精站在凳子上抄写黑板报,特别欣赏他们那漂亮字和插图。1961年庆祝元旦晚会的情景,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晚上,各班都在教室里开茶话会,班委组织我们唱歌、说笑话话、讲故事等,个个心情十分高兴,教室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忽然,门口传来锣鼓声,我们扭头一看,进来好几个外国人,叽里呱啦地说着外语,然后有个翻译说,同学们,苏联专家老大哥给大家拜年来了!同学们热烈鼓掌欢迎。当时我还真的以为是外国人呢,还是高锡春告诉我才知道,这是一级数理班的大哥哥们化了装,用这种方式给我们拜年,因为他们学了俄语。

       1961年4月,鉴于国家经济暂时困难和支援农村度荒等原因,按照上级指示放长期农忙假,各科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作业和预习任务,学校给我们发了两个月的粮票和生活费,给村党支部写了介绍信,我们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告别了同学,回到了家乡。在长达四个多月的假期中,我和母亲认真种好自留地和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后分到的好几块农田,运用在学校里学到的农业知识,早起晚眠,精心种植,玉米、地瓜、高粱、蔬菜等喜获丰收,同时增长了劳动知识和才能,为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后与家人从容应对责任田打下了基础。假期中,学校的老师们分片对我们进行辅导,一是了解我们的生活学习情况,二是检查作业完成的进度。曲琦主任曾到我家,送给我一套《安徒生童话》和 —本《新华字典》,嘱咐我充分利用阴雨天和劳动空闲时间抓紧学习。农忙假中,除了下地干活,我就完成各科老师布置的作业并预习新的知识。

       1961年8月,从邹平和桓台等县优秀初中毕业生中录取的50名新生踏进了邹平师范的大门,编为四级1个班,成为学校招收的最后一级学生。当时是曲琦主任从上千名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的,素质普遍较高,爱好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多,使学校更加充满了生机和活力。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学校文体活动非常活跃,班级之间经常进行篮球、乒乓球比赛文工团经常排练和演出节目。学校还经常与邹平一中及县直单位进行各种友谊比赛。邹平师范的四届毕业生共有六百多人,多数从事教育工作。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这三十多年中,曾是我县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有不少同学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担任领导职务,还有不少同学被选拔到各级党政部门做出了更加喜人的成绩。几十年来,在一起畅谈人生时,大家共同的认识就是:三年的师范学习为—生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知识基础。

       学校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形势教育,经常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请县委领导或学校领导讲国际、国内形势。1962年6月,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国家在学生中征集新兵,当时群情振奋,纷纷报名参军,二级有30名同学政审体检合格,同学们都很羡慕。30名同学组建预备役连队留校组织政治学习等待命令,夏英勇任指导员,杨庆德任连长。二级张居堂同学是烈士后代,他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要求上前线,赢得我们的崇敬和赞扬。后来国际、国内形势缓和了下来,这些同学没有当兵,都分配当了教师或到党政、商业部门工作,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老师教学认真,学习氛围浓厚

       五十多年过去了,邹平师范的老师们都已经离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当时的那些莘莘学子也已年过花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每当老同学们凑在一起回忆学校生活时,对邹平师范却是记忆犹新,对老师们认真的教学态度、精湛的教学艺术仍然是赞不绝口,特别是李廷璧老师的代数课堂教学简直成了大家谈论邹平师范老师教学的“经典”。李廷璧老师教代数,他教态自然大方、口齿清楚、讲解明白、分析透彻、 板书工整、字体俊秀,每一个数学符号都写得一丝不苟,他能将抽象的幂、 指数和对数等数学概念讲得通俗易懂。从踏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到布置完作业,30分钟的讲授新课,29分钟的指导练习,1分钟布置作业,铃声—响便下课走出教室,每一节课,句句说到同学们的心里,无一句废话。 同学们说,听李老师讲课,简直就是—种享受,绝大部分同学当堂很容易就能对知识全部掌握,在自习课上只需20分钟就能顺利地完成作业。 我担任代数课代表,每当我抱着全班同学做得整整齐齐的代数作业本交到李廷璧老师面前时,或公布优异的代数考试成绩时,我既对同学们的成绩感到十分自豪,又麵了对老师憾激和钦佩。李老师的教学,使我更加热爱数学,将学数学、解数学题当成了一种享受,而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对我从事教育工作帮助很大。

        邹平师范的老师们个个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教物理的陆鸣鹤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加速度、能量守衡是那么生动形象,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是那样的清脆、温柔。王学古老师讲的《师说》是那么让人牢记在心,那透彻的分析、漂亮的板书使人永记心怀。由士清老师美术课教学严肃认真,教我们素描、写生、水彩画、毛笔字一丝不苟,一年多的书法课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奠定了我的楷书基础,初步找到了书法的感觉。孙玉芬、宫聿峰老师教我们一路长拳、体操,要求严格、动作规范。老师们批改作业十分认真,写的批语语言亲切、字体工整、充满爱心。在自习课上,各科老师轮流到各班辅导,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耐心讲解,虽然他们知道,我们毕业后就是当教师,没有升学任务,没有高考压力,但是老师们还是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让我们多学习一些科学知识。老师们那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对学生诲人不倦、体贴关怀的高尚品德和丰富的科学知识、高超的教学艺术成为我心中的楷模,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并且不时地鼓励、鞭策着我,使我能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岗位上认真工作、爱岗敬业,努力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而无怨无悔。组织上让我退休后,我还是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继续发挥自己的业务专长,为党的事业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辜负老师们的培养教育和期望。

        1962年7月,邹平师范二级的4个班毕业后,学校没有招生,只剩下我们三级2个班和四级1个班。1962年11月,为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邹平师范合并到博兴师范。陈本端主任带领我们一百五十多名学生乘坐三辆大卡车,离别了亲爱的母校和老师们,踏上了异乡求学之路。在百里之外的博兴师范苦读寒窗九个月,我和同学们在那里又结识了几十位和蔼可亲的老师后,于1963年7月毕业,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邹平,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征途。

       我们去博兴师范后,邹平师范成了邹平一中的学生宿舍。1965年,成立了邹平工读师范,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县实行军管,工读师范学生回家。驻军首长薛团长任县革委会主任,邹平师范便成了解放军驻邹部队团部。1970年,部队拿出17万元在鄢家村南山坡上建了邹平师范教学办公楼,开始招收推荐的学生(也叫工农兵大学生)。2010年,县里拿钱在见埠村东为部队盖了营房,原邹平师范校址,便盖起了天兴城和银座商城。

(转载自邹平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