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西汉一朝国家祭祀的巨大变革，始自元帝中后期开始的复古风潮。匡衡等人征引儒家典籍，要求改祠畴祭祀为礼书所载的南郊郊祀。但他们只是将泰畴一后土祠所承担的天地之祭，迁移至长安南郊，并未改变国家祭祀以祠畴为主体、空间分布广泛的主要特。改革方案缺乏经典依据，也未能拟定相应的祭仪。因此，这次改革招致了学术背景和政治立场与之相异群体的强烈反对。两派相持不下，导致西汉王朝最后30年间，天地之祭兴废无常。在这一过程中，旧的以祠畴为主体的国家祭祀体系逐渐倾颓。最终，王莽将《周礼》引入国家祭祀改革，以之为基础完善郊祀理论，设定详细祭仪，强化首都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从而解决了匡衡改革中存在的缺陷，南郊郊祀制度得以成立。

        王莽所构建的元始仪，彻底改造了以遍布全国的祠畴为主体的国家祭祀形态，强调南郊的唯一神圣性。这就消解了地方神祠与国家命运的关联，否定了祭祀对象与特定地理位置的联系。这种变化，本于儒家礼学，也与当时国家形态的发展相合。就国家的控制手段而言，西汉中后期，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逐渐得以确立，国家己可借助行政系统，而非皇帝本人亲至地方来彰显皇权。就祭祀制度内部的演化而言，郊祀制度不再强调诸神的神圣性，而强调君主与天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唯一性与权威性。

        从祠畴祭祀到南郊郊祀，国家祭祀秩序得到重构，其权威亦被重新定义。方术与地缘因素逐步被剔除出国家祭祀，首都集合了原先散落于四方的千百神抵，将曾分散于诸多祠庙的神性集于一身。西汉末年，国家的行政中心与祭祀中心终于合而为一。在这个意义上，郊祀制度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古代国家祭祀的性格特点。统一帝国的国家祭祀，也摆脱了先秦时代的构架，开启了全新的模式。

（原载于《历史研究》2014年02期，注释及引文从略。版权属于原作者，转载仅为学术研究，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