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降，古代中国的国家最高祭祀通常在首都南郊举行。皇帝亲至南郊，祭祀天地，礼敬百神。但在秦至西汉元帝朝的大部分时间，情况则完全不同。秦有广立祠畴的传统，至战国末年，秦国的祠畴以雍为中心，遍布关中地区。秦统一后，东方六国的山川祠及齐地八主祠等祭祀，也被纳入帝国祭祀系统。西汉初年高、文、景三朝基本沿袭秦制，以雍五畴和陈宝祠为国家最高祭祀。武帝对国家祭祀进行了极大改造，立甘泉泰畴、汾阴后土祠为最高祭祀，设五岳四读之祭，在全国广修祠庙，建构起汉帝国的祭祀体系。不过，这一体系的主要特征仍承自秦代:以祠畴祭祀为主体、空间分布广泛、祭祀对象驳杂，皇帝需长途巡行方能完成祭祀。这种国家祭祀制度，与西汉末年以首都南郊为中心、于郊坛之上进行祭祀的郊祀制，有质的不同。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至西汉末年平帝元始年间的国家祭祀制度，可称为祠畴祭祀。

    西汉中后期发生了一场历时甚久的复古改制风潮，自元帝朝开始，至王莽当权达到高潮。这场风潮带来了诸多制度改革，国家祭祀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风潮中，秦以来的祠畴祭祀制度彻底终止，延续两千年的南郊郊祀制得以开启。

    关于西汉末年南郊郊祀制度的成立，学界研究成果颇丰。学者或从宗教学角度入手探讨，或着力于礼制本身，较少涉及国家祭祀变革背后的学术思想背景及历史背景;研究也多以“元始仪”为起点，较少上溯郊祀制度正式成立前统一帝国的国家祭祀。本文关注自成帝朝至平帝元始年间，南郊郊祀制如何逐步取代汉家原有的祠畴祭祀制度。下文将讨论郊祀礼对前代制度的改造，探究其实施的具体步骤;通过分析国家祭祀制度改革的学术与历史背景，解释匡衡郊祀改革失败、王莽设计的郊祀制度最终得以建立的原因;并由此理解西汉末年国家祭祀制度所发生的巨变，以及这一变革所造就的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的性格特点。

一、“天地之祠五徙焉”:

成、哀时期的郊祀改革

        西汉末年的礼制复古运动，自宗庙改革而始，继之以郊祀制度改革，为同一批儒生所发起

指导精神相同。元帝好儒，永光四年(前40年)采纳贡禹、韦玄成、匡衡等人的建议，罢废“亲尽”宗庙、郡国宗庙以及不合礼制的寝园。后因元帝疾病缠绵不愈，于建昭五年(前34年)恢复了部分毁庙及寝庙园。元帝驾崩不久，匡衡就再度提议罢废“亲尽”宗庙。几乎同一时间，他又提议改革郊祀制度，由此揭开了汉末郊祀制度改革的序幕。

(一)匡衡的郊祀改革

         成帝即位之初，南郊郊祀即得以成立。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建始二年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立郊祀之议出自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汉书·郊祀志》对这一奏议有详细的记录。匡衡所提出的改革理由有三:首先，甘泉泰畴、汾阴后土祠作为天地重祀，方位不合古制;其次，皇帝祭天地需长途旅行，安全无保障;其三，皇帝为祭祀频繁出行，劳民伤财。结合匡衡及其支持者的其他言论来看，以上所论之二、三条皆非核心原因。匡衡强调的是，汉家天地大祀之所泰畴一后土祠，不合经籍所载古制。这一提议下于群臣后引起争论，结果是除“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外，其余50名参与讨论者都表示赞同。议者引经据典云:

        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                             这段话常被研究者引用，尤其是“天地以王者为主”一句，被认为是郊祀礼的主要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尚有一句值得注意:“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所谓“违俗复古”，是以现行制度为“俗”，礼书所追述的上古法式为“古”。它针对的，是反对者所提出的西汉天地祭祀之礼“所从来久远”之说。在争论中，匡衡等人特别拈出“俗”与“古”的对立，以复古为要。从这一角度讲，匡衡及其支持者可称为“复古派”。以支持与反对的人数比例来看，在首次辩论中，复古派占了绝对优势。

        此次郊祀改革提案并非匡衡遴然为之，而是代表一批学者相当长时间以来的意见。元帝时翼奉己发其议，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他甚至认为汉家祭祀制度己积重难返，非徙都成周不足以变更旧制。激进复古、彻底变更现行制度，是复古派的一贯主张。翼奉切谏元帝下决心“一变天下之道”，复归周政。匡衡也曾上疏元帝，建议“宜壹旷然大变其俗”。

        自先秦流传至西汉的礼书，以士礼为主。自西汉初年以来，儒生一直未能建立起一套实用的“天子礼”。《汉书·儿宽传》云“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刘欲《移让太常博士书》谓“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皆是其证。至元、成之间，礼学理论有了显著发展，学者始发改革国家礼制之倡议。翼奉、匡衡的言论，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翼、匡二人同事后仓，学出一源。后仓专精礼学，徒众甚盛。翼奉、匡衡之学来自后仓，师丹又师事匡衡。成帝初年主张郊祀改革一派，主要人物多有后仓礼学的背景。

       不过，就《汉书》中保存的材料来看，元、成时期郊祀改革的理论尚较为单薄。《汉书·郊祀志》的两段记载，可以证明此点。一是诸儒谈及南郊郊祀之理论，王商及众儒臣引《礼记》、《尚书》等文献证明改革的可行性。其论说的层次并不复杂，无非强调天地之祭需从“正位”，要求恢复周制而己。至于具体祭仪，全不在讨论之列。第二段材料为南北郊郊祀获准后，匡衡申请改革泰畴制度，曰:

        巨甘泉泰畴紫坛有文章采镂献敝之饰……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扫地而祭，上质也。……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紫坛伪饰、女乐、莺路、驻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匡衡批评泰畴的装饰与祭祀仪式，并要求去除“紫坛伪饰”。他的意图，是以此为基础导向郊祀礼仪。他引用《礼记·郊特牲》之文，以为上古祭祀“贵诚上质”。泰畴形制华丽、祭品奢泰，与这一原则不符，必须革除逾制的装饰和祭品。在改革郊祀礼仪的同时，匡衡也修改了祭祀乐歌。《汉书·礼乐志》载:

        《惟泰元》七建始元年，宰相匡衡奏罢“莺路龙鳞”，更定诗曰“涓选休成”。

        《天地》八相匡衡奏罢“献绣周张”，更定诗曰“肃若旧典”。《惟泰元》与《天地》两篇作成于武帝时，皆为礼敬太一、尊享天地的乐歌。

        匡衡修改这两首乐歌，用于此时己迁至长安南北郊的天地之祭。“莺路龙鳞”与“献绣周张”皆为描述泰畴祭品富丽铺张之修辞，必须修改，以适应新的祭礼。在南郊郊祀建立的同时，泰畴被彻底罢黯。不过，泰畴的祭天礼仪并未废止，而是作为蓝本，略加改动后成为南郊祭天的礼仪制度。

        从这两点不难看出，以匡衡为代表的改革派援引经籍，虽争取到多数人同意，使郊祀改革得以实现，但并未提出具体的、符合“礼制”的祭祀礼仪，而是基本照搬汉家原有的泰畴一后土祠祭仪，略施增删。换言之，这一步骤只是迁移了原先天地之祀的位置，其理论支持、仪式设定，都十分粗疏。

        在天地之祭的“正位”得到确认后，以匡衡、张谭为首的复古派着手清整原有的国家祭祀体系。首先被废除的是雍五畴及陈宝祠:

        衡又言:“……今雍鹿队密、上、下畴，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畴。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撰，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畴，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雍五畴是秦的最高国家祭祀之一，西汉因之，虽立泰畴而未废。王莽谈及汉代国家祭祀时，称甘泉泰畴“二岁一郊，与雍更祠”，将二者并列。陈宝祠是秦人旧祠，一直享受与雍平等的地位，至西汉不衰。匡衡因其“非礼之所载”，质疑雍五畴与陈宝祠的正当性，定性为“诸侯所妄造”。陈宝祠祭祀被镯除，雍五畴的五帝祭祀归并于南郊郊坛。至此，原国家祭祀中最高级别的泰畴一后土祠、雍五畴、陈宝祠祭祀己全部停止，郊祀改革的第一步至此完成。

        建始二年首次郊祀举行后，匡衡、张谭再次动议，请求罢废其余祠畴:“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由这一删减标准可见，复古派的重点在于迁移、合并天地之祭，并不试图彻底废除原国家祭祀中的所有祠畴。各地祠畴虽被废三分之二以上，但国家祭祀以祠畴为主体、分布广泛的特征并未变更。对复古派而言，祭祀体系中繁多的祠畴在原则上并不违礼，无需全盘废止，只需依“应礼”的标准加以拣选。

       《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地理志》所载祠畴仅二百余所，与匡衡所云683所相去甚远。史籍失载，己无法一一查证幸存208所祠畴的祭祀对象。从有限的材料来看，经过这次大清整后得以留存的祠庙，多属名山大川祠及天象祠，如雍地旧祠203所中幸存的“山川诸星”祠15所。从《郊祀志》开列的清单可见，西汉前代诸帝新立神祠几乎尽皆罢废，其中武帝、宣帝所立祠庙被废尤多。这些祠庙多由方士主持，或为异象祠，或为仙人、巫鬼祠。废除这些祠畴，反映出当时儒生对秦及西汉中前期皇帝祭祀喜好的反动，以及在祭祀体系中祛除方士影响的努力方向。

        总的来说，以匡衡为首力主郊祀改革的一派，多有后仓礼学的背景，以复古为原则，主张正天地之位、返朴上质。但受礼书内容限制，他们并未提出完备细密的祭祀理论。就祭祀仪式而言，他们也未能提出具体方案，只是在泰畴一后土祠祭仪的基础上加以损益。其改革重心在于迁移天地之祭的方位，合并五帝祭祀，统归于南郊，尽可能清除国家祭祀中方士的影响。这次改革声势颇大，但核心礼仪并未发生重大变更。严格地说，此次改革是修正而非捐弃原有的以祠畴为主体的国家祭祀性格。

(二)刘向的质疑

        礼制复古，自元帝就己开端。不过，元成之际才是复古派得势的关键点。元帝下宗庙之议，大臣们意见纷纭，依违一年方得实施。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五月驾崩，当月诸宗庙寝园再次被废。太子六月乙未即位，当日有司即上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得到批准。既而，匡衡又上南郊郊祀之议，并得以实施。这似乎透露出，复古派借皇位交接之机，迅速地占据了上风。匡衡曾为太子少傅数年，对成帝有师傅之谊。成帝好儒，即位之初也优礼旧臣，匡衡或借此施加影响，加速了改革进程。

        由匡衡主导的郊祀改革雷厉风行，在成帝即位两年内，就完成了祭祀制度的重大变更。这次改革最初声势极大，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廷议主动权。然而，仅一年后形势便急转直下，“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匡衡力倡的祭祀制度改革受到质疑，固然与其本人失势直接相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和支持者的改革操之过急。匡衡急于实现“大变其俗”的理想，改革基础尚不稳固，理论建设也大有欠缺。他本人一旦失势，曾被压制的反对意见便出现强烈反弹，如在郊祀改革实施之初，刘向就表示过异议。

        据《郊祀志》载，罢泰畴当天有灾异出现，“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畴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刘向就此作出长篇论述，对宗庙、郊祀改革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

       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畴!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畴始立，有神抵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己也。……祖宗所立神抵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  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刘向进言约在建始二年，匡衡建始三年坐免，直至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汉王朝才正式废除南北郊祀，复泰畴一后土祠、雍五畴。但在这18年间，成帝亲郊仅建始二年一次而己。永始二年，雍五畴尚未正式恢复，成帝己行幸雍、祠五畴。可见，成帝不属意郊祀，己有时日。虽然刘向进言与成帝正式废南北郊祀之间悬隔十数年，但这次进言的影响不容小觑，下文稍述刘向此一观点的背景及其意义。

        首先，论者多以汉末郊祀改革与儒者逐渐得势密切相关，而忽视了儒者内部的分歧。刘向为博学通儒，但在郊庙改革一事上，他的观点与匡衡等人完全不同。前文己提及，礼书失记天子之祭的仪式、制度。匡衡等人所提倡的郊祀礼，其仪节全本于西汉原有的天地祭礼，略加增删，并无经典依据。刘向即就此点对匡衡等人提出尖锐质疑:“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这一考语的矛头主要指向宗庙改革，但放在郊祀礼上也同样适用。刘向反对没有经典依据的改制，对匡衡等人据以改革的理论基础不以为然，称其“诬神”。同时，就礼制思想而言，刘向主张“文质相救”，与匡衡所力主的“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显然相悖。

        其次，刘向与匡衡等人的对立并不限于郊祀制度，他对贡禹、韦玄成及匡衡主持的宗庙制度变革也深为不满。庙制变更与郊祀改革的实质并无差别，是同一批儒者要求严格按古礼行事，以使汉家宗庙祭祀合乎古制。宗庙制度涉及祖宗、孝道，刘向认为现行宗庙改革政策是韦玄成、匡衡等人再三权衡妥协后确定的，既更动前代制度，又于经无据，缺乏合理性。刘向是汉朝宗室。成帝末年，他见当时灾异浸甚，外家当权，对汉王朝的命运己抱有极深忧虑。匡衡等人坚持改革汉家旧制的行为，自然激起了他极大反感。

        第三，刘向与匡衡政见不合。元帝时石显当权，匡衡不敢违逆其意。刘向则对石显等人深恶痛绝，数次上章直谏，又使外亲上书言地震灾异。这封奏疏被恭弘、石显发现是刘向所为，系之于狱，韦玄成、贡禹等人都参与了对刘向的审问。直至石显事败，刘向才被重新起用。

        综上，在对经典与礼学的理解上，刘向与匡衡有极大分歧;在政见与个人情感等方面，刘向也与匡衡对立。这或是成帝垂询时刘向反对尤甚的原因。之所以冗言叙述刘向与匡衡的矛盾，是因为匡衡的反对者刘向绝非一人，而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们之间并不仅是个人恩怨，也并非因于一时一事，而是分别代表了政见及学术观点歧异的两个儒生群体。如此，西汉中晚期郊庙改革的主体便不能简单地归为“儒生”。以匡衡为首的复古派，在学理上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也未必是多数派，但因主持者匡衡位列三公，又接连得到了好儒的元帝、成帝的支持。元帝自为太子时就好儒术，对宣帝的政策不太认可。  《汉书·匡衡传》载:“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元帝即位后全面改革宣帝朝政策，这给了儒生改革的希望，也让投机者看到了机会。元帝朝的宗庙改革，以及成帝初年的郊祀改革，都源于这一次政策的整体转向。然而，此时郊祀制度还存在着诸多弱点，远未能服众，改革陷入了不断反复。正是在这一次次反复中，旧体系渐受侵陵，郊祀理论也日趋成熟。

(三)旧体系的失衡

        成帝初年，复古派在郊祀改革中一度成功，但朝中的反对势力始终存在。这一股势力，力主维持现行的祠畴祭祀制度，姑称为“现世派”。两派在郊祀改革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现世派既包括守旧的大臣，也包括在经典理解上与复古派不同的儒生。永始三年，皇太后(元后王氏)下令废除长安南北郊祭祀，恢复泰畴一汾阴后土祠之祭，《汉书·郊祀志》载其事曰:

        后上(成帝)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想，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其复甘泉泰畴、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畴、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

诏令恢复泰畴一汾阴后土祠的直接原因是成帝无继嗣。刘向进谏后，成帝颇为悔恨，应己有此意。其后，匡衡因专地盗土事发坐免，复古派力量遭受重创。又逢成帝久无继嗣，现世派以此为据批评郊祀改革，复古派一时无力抗衡。

        成帝驾崩不久(前7年)，长安南北郊郊祀旋即恢复。可以想见，复古派借皇权交替之机施加了一定压力，扳回一局。不过，此时的复古派在理论建设上并未比匡衡时有所推进。如杜邺劝王商恢复南北郊郊祀时的说辞，仍从天地之祭的方位、费用与皇帝个人安全三个角度立论，与匡衡之说几无差别。复古派没有进一步提出祭祀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化理论支持。尽管郊祀制再度回潮，但郊祀理论与实施办法都毫无进步。哀帝建平三年(前4年)，复古派再度失手，南北郊祀又被废除。复古派与现世派都在争取最高统治者同情，反复拉锯，此消彼长。如果郊祀理论与细则无明显推进，这种相持的局面将难以打破。

        当然，匡衡的改革并非毫无成果。虽然南北郊郊祀暂被废止，但郡国宗庙己全部罢废，地方祠畴也废黯过半。正是这一时段中复古派对原有祭祀的质疑和冲击，直接导致了汉王朝祭祀体系的真正危机。

        成帝永始三年泰畴一后土祭祀恢复不久，方士力量迅速回潮，兼之成帝久无继嗣，更赖方士祭祷求福。哀帝虽一度恢复了南北郊祀，但他体弱多病，亦好鬼神之事，恢复郊祀不久，便下令全面复兴地方祠畴。此次重兴的祠畴总数有七百余所，数量甚至超过建始二年郊祀改革前的683所。哀帝还大量派遣“侍祠使者”以奉祭祀。次年即建平三年，太皇太后(元后王氏)下诏恢复泰畴一汾阴后土祠。此时，泰畴一后土祭祀得以恢复，全国祠畴全面复兴，国家祭祀从表面上看几乎恢复宣帝朝旧观，但实际上，以泰畴一后土祠为最高祭祀的祠畴祭祀制度，在这两次废而复立的过程中遭到极大的破坏，其表现在于国家祭祀中礼仪与方术的失衡。

        秦汉以来的国家祭祀中，礼仪往往与方术交错难解:一部分祠畴由祠官统领，定时向天地山少群神致礼祈福;另一部分祠畴则方术色彩浓厚，由方士待诏负责管理，其主要祭祀对象有地方神抵、异象、宝物等，或以求仙、候神为名目。后者往往与皇帝个人命运密切相关。武帝、宣帝时修造的大量祠庙，即多关系皇帝本人的福社寿考。在这一格局下，礼仪与方术始终能够相互制衡，没有一方占据压倒性优势。文帝、武帝都曾一度信用方士，尤以武帝为甚，但泰畴一后土祠、雍五畴等重大祭祀皆运转如常，皇权威严犹著，方士及方术在国家祭祀中的负面作用尚能被抑制。不过，礼仪与方术在汉王朝国家祭祀中并未分层，方士与祠官平等而立，这种结合内部有其脆弱之处。一旦没有皇帝本人的维系与控制，这一制度极易失衡。

        匡衡首次郊祀改革以来，礼仪一方术平衡的局面逐渐失控。皇帝放弃郊祀、恢复泰畴一后土祭祀的主要原因都与自身密切相关，或为子嗣不继，或为久病不廖。因此，每次旧祭祀体系得以恢复，回潮最为汹涌的，是操求祷之术的方士一流。成帝末年，“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哀帝也“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谷永曾长篇上书，切谏勿使方士“窥朝”。当时方士势力之蔓延，可见一斑。再者，成帝恢复旧祭祀体系后，尚能规律地亲祭泰畴、后土祠、雍五畴。至哀帝，南郊郊祀制度又经一兴一废，泰畴、后土祠虽得恢复，“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一方面，皇帝疏于亲行天地之祭，祠官所负责的重祭不举;另一方面，方士大量涌入国家祭典，旧祭祀体系的威严与平衡受到了极大损害。

        成帝初即位(建始元年)，即立南郊郊祀。成帝永始三年，恢复泰畴一后土祠。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甫一驾崩，皇太后(元后王氏)立即诏复长安南北郊。哀帝建平三年，南北郊再被罢废。每临皇位更替之时，复古派往往成功，迁延数年后，现世派又能扳回一局。国之重祭更动如此频繁，前所未见。班固亦唱叹:“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在这频繁的拉锯中，甘泉泰畴一汾阴后土祠作为最高祭祀的权威屡遭否定，旧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极大伤害。皇帝无法规律地祭祀天地，甘泉泰畴一汾阴后土祠因此渐渐倾颓。国家祭祀中礼仪一方术并立的局面己难维持。这种反复的局面也说明，匡衡所架构的郊祀制度仍无法彻底击败业己险象环生的旧体系，真正击垮祠畴祭祀制度的是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