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公龙山文化文字的发现及其意义

许宏

        1991年秋至1992年初，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山东省邹平县丁公遗址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①，继而又在城址内发现了一片刻有多个文字的陶片②。这两项重大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丁公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被评为1991年我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龙山文化陶片文字更被认为是具有突破性的发现。这一消息公诸于世，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考古》编辑部约请了国内十多位考古和古文字专家笔谈，就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③。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丁公陶文的发现及其意义作一简要的综述。

        丁公遗址位于泰沂山脉以北，地处鲁北平原南部的山前平原上。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一般在2-3米间，最厚可达4米以上。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和汉代文化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文化层堆积厚达1.5-2米。1985年以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在此进行过五次田野考古发掘，清理出了以龙山文化为主的各时期的很多房基、陶窑、窖穴和墓葬等遗迹;出土了数以千计的不同质地、不同用途的遗物，其中属龙山文化的可复原陶器就近1000件，其中不乏像黑陶蛋壳高柄杯和白陶鬹这样的文物精品。

        1991年夏，我们对丁公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勘探，旨在搞清遗址的准确范围及有关重要遗迹。结果发现了一条环绕遗址周边的壕沟。在当年秋季的第四次发掘中，确认了龙山文化城垣的存在。经勘探和发掘初步查明，丁公龙山文化城垣平面略呈方形，城内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墙宽约20米，残高1.5-2米，夯土筑成。城墙外有宽20米的壕沟，沟底距城内地面的深度达3米以上。城墙经多次修补，壕沟也经清淤和加宽。联系到城内龙山文化不同阶段遗迹、遗物的大量发现，可知丁公城址的龙山文化延续时间较长，基本上涵盖了龙山文化的全过程，绝对年代约当距今 4600-4000年之间。在目前黄河流域已发现的几座龙山时代城址中，面积较大，城内遗存丰富且保存较好。它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深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课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2年1月，遗址第四次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在进行室内整理时，我们从解剖城墙的探沟 T50内的一个灰坑（H1235）的出土遗物中，发现了一件刻有多个文字的陶片。该陶片系一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为泥质磨光灰陶，长4.6—7.7、宽约3.2、厚0.35厘米。在磨光的内底上，刻有5行（竖行）11个字，右起第1行为 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另外，在左上角有一刻划极浅的符号，疑为一字;左下角另有一刻划短线伸出陶片之外。

        刻字陶片发现后，几位带队教师当即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因陶片是在脱离发掘场的情况下，于田野工作结束后的室内整理时发现的，我们更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对该灰坑所出遗物的出土时间、运输、存放、洗刷等环节做了详细地了解与分析，全面严格地检核了该灰坑及与其相关诸遗迹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并在现有条件下对刻字陶片进行了鉴定与分析，最后确信这一发现是可靠的。刻字陶片所在的灰坑 H1235位于龙山文化城址内东部。1991年秋发掘了其北半部，另一半向南伸出探沟外。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及国内部分专家亲赴遗址查验层位关系之后，根据专家的意见，1992年5月，我们采用扩方的办法，将该灰坑的另一半全部予以发掘。结果表明，在出自该灰坑的1400多件陶、石、骨、蚌器及残片中，未见任何晚于龙山文化的遗物。从层位关系上看，该灰坑被另一个属于龙山晚期的灰坑打破，它又打破了另外几个龙山时期的灰坑。且该灰坑出土的具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均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典型器物。因此，刻字陶 片所在的灰坑 H1235的时代可确定为龙山晚期（偏早阶段），其绝对年代约当距今4200-4100年之间。丁公龙山文化陶片文字发现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我们先后邀请了考古和古文字学界的专家研讨与鉴定，得到比较一致的确认。但在某些问题上，专家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相互间展开热烈的讨论。综合起来，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陶片文字的时代。专家们对此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刻字陶片出自有一组打破关系的龙山文化灰坑之中，层位关系确凿无误，这是确定陶文年代的主要依据。而刻写文字的陶片是一山东龙山文化常见的大平底盆之底部残片，同一灰坑内的其它遗物也全部属于龙山文化，因此，丁公陶文属龙山文化无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邵望平先生指出：“虽然陶文是在室内整理时才被辨认出来，但这无妨于它的文化属性。众所周知，在发掘现场，发掘者最应关注的是遗存的层位及考古现象的科学清理与正确判断等项，而对遗物的仔细观察，是可以在室内整理时进行的。一块刻有陶文的陶片现场能发现固然最好，最有利于全面考察，但却非易事，事后发现，只要层位明确，其学术价值并未降低。这是田野考古经验与常识所能理解的。”

        二、文字的刻写问题。绝大部分专家认为文字是陶器烧成以后刻写上去的。由于陶质已硬，一些弧线刻成了折线。笔道边缘多有崩碴，有些明显留有刻划时碰到砂粒所形成的凹陷，都可证明文字为烧后刻成。

        经测定，陶片硬度为2.5°，刻字工具是一种锋锐的尖状器具。有的专家认为属针刻，有的以为是刀刻。细审陶文，有的字竖划较窄，横划较宽。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与运刀和器具尖刃有直接关系，刻字工具可能为扁尖，只有扁尖工具刻出的笔划才会有宽窄之分。

        至于陶文究竟是刻于完整陶器上抑或当时就刻于陶器残片上，则大部分专家倾向于后者。认为文字在陶片上有和谐的布局，且无一因陶器的碎裂而残缺，因此文字应是在陶片上刻写的。从字的行距和间距看，右侧和下侧之外确已不应再有文字。但如前所述，陶片左下角有一刻划短线伸出陶片之外，因此我们认为还不能完全排除文字有刻写在更大的陶片乃至完整陶盆之上的可能。

        三、陶文的结构、字序、书体和笔法等问题。大多数专家认为陶片上刻写有11个字，成 5行排列。有的则认为左上角刻痕极浅的符号也属刻字无疑，陶文共12字。专家们认为文字联系紧密，已具一定章法，显得较有规律。文字的刻写顺序应是自上而下，自右到左，读法亦然。从书写行款上看，正合乎后世汉字书写方法的传统。文字多用回转的连笔，与后代的行草相类。多有专家称道刻写者的深厚功力，认为运笔潇洒自如，笔划连贯流畅，用力匀称，刚劲有力。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高明先生细察其刀锋痕迹，更认为“这块陶片的刻辞，乃出自当时一位刻技非常熟练者之手，绝非一般初学或偶然玩弄者所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学勤先生还谈及陶文的笔顺，认为其和商代甲骨文一样，多与后世的书写习惯不合，笔划刻划都是先右后左。凡从右上向左下运行的笔划都较重，这可能和刻者用右手有关。

        四、陶文的性质与初步释读。首先，专家们一致认为陶片上刻的是文字而不是别的什么符号。但对这种文字的性质则看法不一。李学勤先生及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明先生等都认为丁公陶文已是一种比较成熟进步的早期文字。其中有象形字，但有的字则有更复杂的构造。对此，严文明先生指出：这些字“好像是专为语言中某些难以用形象表达的词而造的字。即使象形字也是以最简练的笔法写出，显得很有章法，这显然比那种像连环画似的图画文字要进步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公柔先生也认为丁公陶文“字形趋向于省简而颇具概念的意义，经是脱离了契权舆于图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学海先生认为这些字似已定型化，有固定的书款，结构合理。他进一步指出∶“字从正书到草书的出现，从草书的出现到草书的定形化以及草书的全面运用，并能在陶器上进行娴熟的刻写，必定经历了一个长过程，也反映出文字使用的频繁和人们记录传送信息的急需。”

        中文系教授裘锡圭先生和高明先生看法大体一致。裘锡圭先生认为从遗物的时代和符号的形成来看，于公陶文不可能是成熟的文字，而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且“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他认为∶“汉字这一类意音文字的范围内，如果想使一种原始文字逐渐发展成为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决不能让字形变得如此草率难辨。”而丁公类型的文字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原始文字出现之后，由于社会或其他条件的限制，不能正常地向成熟的文字体系发展，只为极少数人所使用，并且只使用在一些较特殊的场合，威了一种行业'文字'或秘密'文字'。在这种情况下，'文字'符号完全有可能变得为一般人所难以辨识。”高明先生认为丁公陶文是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他指出∶“汉字的起源绝不是只经一次试验即走向成功的，而是经过无数人的探索，若干次的试验，经过反复创造、使用、淘汰;再创造、再使用、再淘汰.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失败过多少次，最后才找到能适应汉语特点和要求的象形字体。”而在历史上类似丁公陶文这种被淘汰和废弃的文字，恐不仅已被发现的几种，今后还会有发现。

        多数专家认为丁公陶文联系紧密，章法有致，显然在表达着一定文句的意义，而超出了简单的标识功能，应是一件完整的文书，或可称为“陶书”。有的学者进而认为它是“成文历史时期”的产物与标志。

        在对丁公陶文的释读上，专家们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指出几个象形字可能分别像人形（或猿形）、鸟形、蛇形、兽形及陶两等;有些可能为会意字，分别与甲骨文中的"见"、"复"、"父"、"戊"等字较为相近。但由于笔画简省，形声多不具备，书体与已知商周文字有较大差异，尚无法做进一步的释读，内容则更无从考见。深入分析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

        五、陶文与甲骨文及其它上古文字的关系、陶文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在这一问题上，专家们的意见分歧较大。

        一种意见认为，丁公陶文与甲骨文等早期古汉字不是一个系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研究员指出∶丁公陶文“和商代甲骨文之间既然有那么远的距离，难以识读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对于同一种文字来说，八、九百年的变化，似乎又不至于那么缺乏形体上的联系。因此，有理由认为龙山文字和商代的甲骨文，即使有某些相似处，却不见得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龙山文字和商代甲骨文，很可能是两种文字。”裘锡圭和高明先生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走入歧途、被人们淘汰的古文字，与甲骨文及其它地点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文符号也无共同之处，现在还无法断定它跟包括甲骨文在内的早期古汉字有关。

        另一种意见认为，丁公陶文与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甲骨文都可能同属汉字方块字体系，代表了古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张学海先生所言∶“丁公'辞章'式陶文的发现，为探索大汶口文化晚期文字，提拱了重要的比较、考证资料;而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文字，则为丁公'辞章'式文字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陈公柔先生也认为，丁公陶文“实际上是上承大汶口文化中所谓的'日月山'陶文，而下接二里头、二里冈、桑城陶文的一系列属于殷商文字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邵望平先生指出，“在以象形、表意为主的方块字系统发展中，丁公陶文恰处于大汶口文化单体意符与甲骨文的中介位置上。正与其赖以产生的龙山文化社会具有相当的中介性质。”

        我们认为，多连笔的丁公陶文与作为宫廷占卜文字、书写较为正规的甲骨文的确差别较大。这应与甲骨和陶器质地有异、书体不同有关。从一些字的结构看，丁公陶文与甲骨文的某些字较为相近。前者有可能是甲骨文的前身之一。当然，也不排除丁公陶文有属于单独一个系统（东夷系统）的可能。

        李学勤先生指出，后世文字有正体、俗体之别，也许在上古已有其萌芽。丁公陶文或许就是当时的俗体。这是很有道理的。

        六、龙山文字产生的背景及陶文发现的意义。龙山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已有的考古学材料表明，生产力水平的空前提高，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明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进步，导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贫富分化加剧，阶级产生，早期城市出现，国家诞生。尤其是龙山时期，可以认为已进入文明时代。丁公龙山文化陶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发现，更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的推论。诚如邵望平先生所言，“不论社会的大分裂还是城邦间的联盟或对立，都已产生了用成文来表达意志、沟通思想的社会需要。丁公发现的成行成串的陶文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正在于此。”

        谈及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及陶文的发现，专家们都认为它对于深入研究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探索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文字起源乃至中国文明起源等课题，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992年1月12日，

② 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邹平丁公发现龙山文化文字》，《中国文物报》993年1月3日。

③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