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年谱》转引《家录》的那段话：“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氏兄弟不乐，曰：‘吾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谢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语之故，期十年登第来迎亲。”

　　这段话为我们提供的信息量很大：

　　其一，楼钥将它系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范仲淹离开长山去南都（今河南商丘）求学之时。其时范仲淹已23岁，说明此事对他刺激很大，成为促使他“感愤”而离开的契机。

　　其二，“朱氏兄弟”可作两解：一是单就朱氏而言，既曰兄弟，说明不止一人，其生母应皆为初氏；二是就范仲淹而言，如果其中范仲淹有的称兄，有的称弟，那就可以证明谢氏到了朱家之后，初氏还在继续生育，由此可以断定谢氏仍为侧室无疑。

　　其三，朱氏兄弟之所以敢于当面抢白揭短，无非出于两种可能：一是其生母初氏尚在，他们有恃无恐；二是朱文翰已经去世，他们失去管束，才会如此出言不逊。在笔者看来，两种情形应该都有。

　　其四，由范仲淹之“感愤”，其母子此时处境之屈辱和艰难，可想而知。

　　其五，这位“告者”为何多事？他之所以将隐私道破，很可能是出于同情，对于范仲淹母子的境遇已经看不下去。

　　其六，“期十年登第来迎亲”，这一立誓承诺，不可小看。当时朱文翰如果尚在，或者谢氏已经成为家庭主妇，范仲淹断断不会如此发誓。如果是那样，范仲淹发誓单单要把母亲接走，岂不是既拆散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又拆散了一对老夫老妻？由此恰可反证，一是谢氏并未成为朱家主妇，二是朱文翰已经去世。

　　四是认祖归宗与复姓更名的关系。两者密切相关，顺序有先有后。就是说，范仲淹必须首先提出认祖归宗的意愿，并且征得苏州范氏家族的同意，而后才可复姓更名。范仲淹提出的时间，据楼钥《年谱》：“祥符八年，年二十七岁，举进士礼部选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广德军司理，后迎侍母夫人。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至天禧元年，为亳州节度推官，始奏复范姓。”楼钥记述的这段曲折经历，与前揭“期十年登第来迎亲”相呼应，正可反映范仲淹认祖归宗的迫切心情。

　　五是范仲淹自己的表白：

　　其一是范仲淹的奏表。在中国，认祖归宗、复姓更名，是件大事。作为朝廷命官，还必须得到朝廷核准。《年谱》曾摘录范仲淹这道奏表：“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于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用事最为亲切。”对此，我们难免会引起好奇：奏表究竟说了些什么?其文集为何不加收录？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象：奏表既然专为请求朝廷批准他复姓更名之事，那么，他当初离开范家的原因、经过以及认祖归宗的理由，就必须向朝廷报告清楚。这就必然要涉及范仲淹身世方面的那些隐私。请想一想，这些隐私，除了不得不向朝廷如实报告之外，他会以此“苦出身”作为向世人炫耀的资本吗？所以说，不论其奏表写得多么工巧典雅，哀感动人，范仲淹也决不会将它收入文集。这里所应留意者，还有“偶效”、“遂称”两个词语。作为文言虚词的“偶”“遂”，都含有“为时不久”之义，也可说明范仲淹入仕不久即向朝廷提出了报告。据此也可推定，范仲淹认祖归宗的时间，不大可能拖延到十多年以后。

　　其二是范仲淹写给范仲仪的信。据其《尺牍》卷下《与仲仪待制》第三帖云：“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因思高、曾本北人，子孙幸预缙绅，宜构堂，乃改卜于洛。”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坦陈了他当初考虑如何安葬母亲的心路历程。就是说，昔年持服期间，他不是不想把母亲安葬于苏州范氏祖茔。只是由于那里“风俗太薄”，才不得不改葬洛阳。对此，我们必须考虑办事的顺序：按照常情常理，范仲淹必须是认祖归宗之后，才有可能提出安葬母亲的要求，而绝不可能是相反。由此也可断定，范仲淹必然是在其生母在世之时、在他担任亳州节度推官之时，即已认祖归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