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出处语默

出处语默，指出仕和隐退，发言和沉默。语本《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儒家是特别讲究“出处有道”的。《论语·微子》曰：“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述而》曰“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孟子·尽心上》：“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范仲淹作为宋初新儒学的开山人物，对儒家的这些观点肯定是非常清楚的，但因为他“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语），“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朱熹语），再加上个人性格的原因，所以在他的一生中，在对待出处语默的问题上，范仲淹主要是以“出”和“语”为主的。

我们先看他对待“语默”的态度。在这一方面，范仲淹是宁语而死，奋不顾身的。1026年，因母亲去世，范仲淹丁忧南京。其间，应晏殊之邀，在应天府书院任教。按理说，一个人在服丧期间是不必关心政事的。但范仲淹目睹当朝吏制腐败、兵备废弛的现状，实在沉默不下去了，便于1028年冒哀上书，极论国家大事。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改革建议。对此，林逋曾写《送希文寺丞》诗赠范仲淹，其中有“马卿才大能为赋，梅福位卑数上书”的句子。梅福是西汉时人，因王凤当道，外戚专权，以县尉之微官上书朝廷，指陈政事，被朝廷斥为“边鄙小吏，妄议朝政”，险遭杀身之祸。这里林逋是赞扬范仲淹像梅福一样，虽身处卑位而能关心国家大事。

三出专城的经历，更表现了范仲淹是敢于说话，奋不顾身的。1027年，仁宗要率百官在会庆殿为皇太后祝寿。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但没人说话。可现在范仲淹在朝廷，他就站了出来。其理由也很充分：“（皇帝）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之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但太后未加理睬。还是在这一年，范仲淹以仁宗皇帝已满20岁为由，上书请太后还政。专横贪权的太后依然未加理睬。范仲淹觉得京城不好呆了，主动请求外任，结果到河中府做了通判。1033年，皇太后死，范仲淹回到了京城，任右司谏。这年十二月，皇帝要废掉郭皇后，另立新后。他与几个大臣一起谏止此事。但仁宗并没有给他更多说话的机会，第二天便一纸诏书把范仲淹贬知睦州。他作《谪守睦州作》诗说：“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看得出来，这一次范仲淹的心情是很凄凉的。1035年，这些事逐渐平静，范仲淹又回到京城，任礼部员外郎。不过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总是闲不住的。1036年，他又上书论朝政，批评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结果被指为朋党，又一次被贬，出知饶州。三次被贬，都是为了主持正义，所以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最能体现范仲淹见义忘身精神的，是他弹劾阎文应。范仲淹任礼部员外郎不久，又判国子监。这时候郭皇后暴死。人们怀疑其死与内侍阎文应有关，因为郭皇后是在阎文应探视之后死去的。阎文应与吕夷简关系很亲密，郭皇后被废，他们都是出了力的。范仲淹对阎文应一向不满，因为他以内侍之便，干涉朝政。郭皇后之死，他更是罪责难逃。谏官们开始弹劾阎文应，范仲淹更决心向皇帝揭发他的罪恶。为此，他甚至留下遗嘱，安排了家事，对长子纯佑说：“吾不胜，必死之！”阎文应终被贬逐岭南，死在路上。对此，梅尧臣曾作诗赞扬：“山水番君国，文章汉侍臣。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但同时又写了一篇《灵乌赋》劝范仲淹少说话：“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你累。”但范仲淹不愿意结舌钤喙，也作《灵乌赋》以答，态度却和梅尧臣截然相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我们再看范仲淹对待“出处”的态度，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出处有道，进而知止。圣人之训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范仲淹生于宋初，自认为是“天下有道”的，所以他便以积极出世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基调。范仲淹是从小就有大志的。据说他随继父在淄州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和小朋友们到庙里求签问卜，希望自己将来能做宰相或良医。为什么少年范仲淹会这么想呢？后来别人曾经转述他的话说：“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相为然。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入仕后，范仲淹不管做什么官，都是尽心竭力。范仲淹初入仕途，被任命为广德司理参军。司理参军是州府的判官，掌狱讼之事。任职期间，范仲淹审理案件，常与上司争论。他从不屈服于上司。回来后把争论的问题和焦点写在屏风上，卸任时屏风都写满了。范仲淹的尽心，有时甚至超出他的职责范围，因为他心里想的，只有国家和生民。1021年，范仲淹监泰州西溪镇盐仓。到任之后看到原先挡海护田的海堤坏了，就建议修复捍海堰。经过努力，终于修成。百姓感激，称之为“范公堤”。这时候的范仲淹才只有31岁。

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西夏人屡犯宋边，夺地掠城。1040年，范仲淹除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以文臣之身承担了卫国戍边的重任。上任不久，范仲淹就到延州视察，并兼领州事。到那儿他发现寨破军残，士卒缺乏训练。范仲淹的前任范雍曾有诗描写这种情形：“承平废边事，备预久已亡。万卒不知战，两城皆复荒。”这是大宋王朝骨子里的病，因为它先天不足，又不修兵备。在这种形势下，范仲淹开始了他的戍边工作。他训练士卒，修复城寨，筑造新城，联合熟羌，进行持久防御。一个文臣，在国家危难之时，却成了带兵打仗的将军，并且赢得了军心民心，连西夏人也惧怕，称“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好欺。”边上也有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文臣戍边，能有这样的成就，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但范仲淹并不是一味地蛮干，更不作无谓的牺牲，经常表现出很有弹性的人生或政治谋略。1044年，因为庆历新政的实施严重影响了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仁宗听信谗言，又以朋党责之。范仲淹知道，皇帝对他的信任已经变味了，如果他的改革得不到皇帝的支持，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行的。于是范仲淹就想避开锋芒，主动请罢参知政事，再度出守西北边关。皇帝也顺水推舟，让范仲淹宣抚陕西。其间范仲淹拜访了隐士魏疏，作诗曰：“我亦宠辱流，所幸无愠喜。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早在此之前很多年，即两谏太后均遭冷处理的时候，他主动请求外任，也是表现了这样的人生智慧。因为范仲淹深知官场险恶，他时刻都有挂帆远去的思想准备。

范仲淹为什么能做到这样的进退自如呢？主要就是因为他淡泊名利，不恋官位。如果一个人总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私利，就会在关键的时候患得患失，就会在大是大非面前直不起腰杆。宋朝官员与历代相比其待遇之高是非常有名的，俸禄大约是前代的五倍，还有数不清的补贴和赏赐。因此能够获得一个相当级别的官职是非常诱人的。但即使如此，范仲淹也经常在高官厚禄面前不动其心。1042年，朝廷为了“正其名使之总戎，厚其禄使之抚下”，命范仲淹等四人任观察使。在文臣中，观察使相当于秘书监，但俸禄却高得多。秘书监是四十五千，观察使却二百千。面对如此厚禄，范仲淹连上三表，坚辞不受。范仲淹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自己是文臣，现在来戍边是勉强为之，所以在表中一再申明：“臣自知孑孑惴惴，非将相之才，岂了大事？但国家急难之际，边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虽知屡困，日勉一日，将帅得人，臣即引退丘园，歌咏太平。虽多难之夫，有全归之乐，此臣之所期也。”

范仲淹之所以有这样的行止，与他的思想修养和处世观念有着很大的关系。从小就有志于天下的范仲淹，到晚年还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儒家思想在他的一生中占着主导地位。但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也很容易看得出来，在他的思想深处，既有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出处之道的影响，也有深深的隐士思想的影子。

范仲淹被贬知睦州的时候，来到了当年严光在富春江隐居垂钓的地方。这时候的范仲淹似乎在严光身上找到了共鸣。他为这个著名的隐士作《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最后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后来，人们经常用这些话赞颂范仲淹。对隐士能有这样的评价，如果不是从内心里仰慕，会有这样发于中怀的赞语吗？1036年在饶州时，道士程用之为范仲淹画像，范仲淹题诗其上：“无功可上凌烟阁，留取云山静处看。”1037年知润州，那正是因屡次进谏而导致三出专城的时候，范仲淹给皇帝有《谢表》：“进则持圣政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1043年知越州，那里的翠峰院相传是范蠡的故居，范仲淹题诗曰：“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山水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这不明显地要学范蠡功成身退吗？1044年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时，范仲淹与张焘同行，常常说到家乡江南的山水，曾作一绝句曰：“数年风土塞门行，说着江南意暂清。求取罢兵南国去，满楼苍翠是平生。”这位“进亦忧，退亦忧”的志士，在历尽宦海风波之后，终于在地分胡汉之处，发出了对江南的思慕之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但又随时准备望阙引退，寄身山水田园。

最能体现范仲淹有隐退思想的，是他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词：“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调子虽然低了点儿，但颇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

范仲淹与常人一样，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他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胸怀，这使他勇于出世，奋不顾身。同时他也有澹泊从容的一面，这使他在官场的沉浮中能够不计名利，进退自如。

（转载自会仙老友的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