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朋自远方来
1972年，梁漱溟与冯振心（1897-1983）相晤，承蒙振心索书纪念，漱溟记书，但所记时刻却是一场外交事件——当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我国周恩来总理就两国恢复邦交谈判，行将谈定，毛主席接见田中，开口便说“吵架吵完了吧！”漱溟的判断是：“此见主席态度轻松风趣，待人亲切，不落俗套。然亦象征了二千年两国友善关系在近八十年短期恶化之结束，今后将永远和睦相处，并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88-189页）用这场外交事件记录两个私人的会晤时刻不太合乎常理，尤其是“吵架”一事，很容易让人们想到1953年毛梁二人的争吵，只不过结果并不如中日谈判一般，两人再未相见，至行文之时，已二十年之久，漱溟心中是否仍旧期盼重新做回“远方的朋友”？
1976年9月9日，“远方的朋友”去世了，漱溟手书，忆起1922年冯友兰专程由美国寄来的信，其中仔细讨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1973年春到梁家午饭，相谈甚久，临别时诵读《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意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571页；干春松，《1973年的梁漱溟和冯友兰》）。无怪乎冯友兰既为梁漱溟承认的“老同学”（梁漱溟从未就读北大，但1918年为时值哲学系三年级冯友兰诸生讲授印度哲学，参见《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17、168页），却被《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的编者归为“有关人士”而非“师友”。
改革开放那年，国外出版了一本有关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Last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1979）。作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42-）曾在尼克松访华次年作为随团翻译来华，可惜当时因为种种因由无法面见漱溟——终于在1980年实现心愿。1980年拜访梁漱溟的，不只艾恺，还有一位在由威斯康辛大学到南京大学访学的博士生林琪（Catherine Lynch，1949-2015）；而且据漱溟所记，林琪在先（《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297、377页）。日后，二人的作品成为英语学界梁漱溟研究的基本读物，《最后的儒家》书名之意“取孟子说五百年后必有王者兴”，以为梁漱溟正是“圣之时者”（《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630页）。林琪的作品则是她198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梁漱溟与中国的民粹主义选项》（Liang Shuming and the Populist Alternative in China, 2018）。漱溟1980年回复林琪的信中还提及：“曲阜必需一游，此地有孔林即孔子墓地。有孔庙即祭孔子处。有孔府，即孔子后裔住宅。我昔年曾访看，但闻后来被破坏，不知现在是否修缮了，是否有人看护。”（《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58页）言辞之中，耄耋老人对中国文化固有力量的“看护”之情可见一斑。
六、吾生有涯愿无尽
漱溟一介书生，对文化的看护便是写作，以“笔”为“鉴”，所以对书稿尤其看重。在《儒佛异同论》书稿被红卫兵抄走后，漱溟致信毛公，请求他出面归还书稿：
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79-80页）。
文革期间，漱溟“写信致毛主席，说《人心与人生》未完成之稿必请发还给我。这是性命攸关。不发还，无异宣布我死刑。其他一切无所计较。幸此稿不久寻回”（《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399页）。
由书稿谈及生死，这正是读书人的命数。熊十力（1885-1968）致信漱溟，曾提及于省吾（1896-1984）所说，“凡愿力大者，常恐其生之促”，“或者然乎”？（《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685页）十力以此自比，漱溟不也如此？梁漱溟“过去纵一事无成，今日亦何敢自逸”（《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80页），许愿“吾生有涯愿无尽”，只为“心期填海力移山”，面对“人心与人生”问题，像移山之愚公和填海之精卫一样，徐徐用力。
梁子曾放出豪言“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034页），1942年正值民族危亡之际，漱溟此论不是计算个人安危，而是心怀“学术建国”之志，作品未出，身不敢先死；“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035页），是怕后人脱离语境的理解。当时不能死，因为“所负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406页）。他所致力写作的便是《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1975年，漱溟终于完成《人心与人生》，写下书成自记：
生当世界大交通之世，传来西洋学术，既非古人囿于见闻者之所及，抑且遭逢世界历史之大变局、祖国历史大变局的今天，亦非在几十年前的前辈人之所及。当全人类前途正需要有一种展望之际，吾书之作岂得已哉。
书既已成，所以到了1976年，漱溟便讲，“今天事情大致完了”，“负有使命而来，使命既完，便自去耳”（《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405-406页）。
那么在21世纪日益繁盛的中国，还有必要阅读已经作古的漱溟吗？今天流行的是“佛系生活”，而不是吃斋念佛读儒的漱溟；但仔细忖度，今日以“佛系生活”为代表的一类生活方式，实际是在反抗钢筋混凝土所铸成的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却失之于“形式主义”，与其去周游世界或者去配齐现代化设备的乡村聚落安定人心，不如反思漱溟有关乡村的思索，以及人心与中国问题。这里原就有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古今之变，更有关于未来中国之梦的关切。漱溟的乡约之论与明清时期政府强制推行的乡约不同，完全起于民间，甚至成为各级政府的基础。漱溟之学说或可商榷，漱溟之观点或有不章，却为思考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重要视角（吴飞，《梁漱溟：我的“所见仍然没有错”》，载《北京日报》，2010年9月27日）。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中华大地，重新阅读梁漱溟，不是要顶礼膜拜古人，而是与他一起思考华夏大地的未竟之业。
作者董成龙，原载《文汇学人》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