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团体与人心
中共政权使人们过上团体的组织生活并透出了人心。根据漱溟对“老中国”的诊断，这正是中国新生的关键。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建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建设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识得问题所在，则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谈！（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大纲》，《乡村建设是什么？》，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68、375页）
在中国以前的士人，没有团体，只有朋友，其原因甚多，但根本还在一点：即中国士人理性开发，喜出己见，从吾所好；而不信仰一个对象，与宗教正相反……在中国只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难有党团的组织。然依现在的社会运动言，亟需要有组织。所以现在组织团体，一面须合现社会的需要，一面又须无背乎中国人的心理。（梁漱溟，《谈组织团体原则》，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112页）
漱溟认识到这一问题，便要“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梁培宽，《辑录者前言》，载《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4页）在二十世纪古今之变的时刻，将古代本土优秀资源和近代西来先进资源结合为一，帮助中国人过上团体生活。
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多数人也是这样；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载第一卷，第539页）
漱溟想通过乡村建设组建团体未成，也没能起到真正的宗教作用。或者说，唯有透出人心，才可能真正过上团体生活。漱溟完成《中国——理性之国》后旋即转入致力于筹谋多年的《人心与人生》，他自承“《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第七章《理性——人类的特征》”大致可以代表《人心与人生》，由此关节可知，“理性”一词十分关键。漱溟《中国——理性之国》的书名“本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有关理性的言论而来”。“理性之最可见者，莫如吾人之不甘心于错误”，“此自觉地向上心最为可贵”。漱溟所说“理性”，并非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和“逻辑”，而是一种“情”。“理智”是“知”的一面，“理性”是“情”的一面。“物理”的是“理智”，“情理”的是“理性”（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63-365页）。
中国社会文化以周孔种原因，至秦汉而收其果。特殊的中国社会结构愈见形成，人们头脑心思之用愈向社会人事用去；二千年来读书人总在说人事，说情理，偶及物理亦不深入，不成系统。（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第366页）
理性就是“平静通晓而有情”（《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4页）乡村是理性的，而都市秩序却被利与力萦绕。“理性早启”的中国过上了某种日常生活意义的自由，反倒阻碍了现代科学—经济—城市的发展（许振洲，《源于生活的自由》，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第88-104页）。
在人生的晚年（1986年），漱溟还致信转给勉仁文学院的学生，认为吾人在世只当“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545页）。“谦虚谨慎”便是“恕”（漱溟次子“培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民服务”便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忠恕而已”正是“夫子之道”（《论语·里仁》）。“忠恕”之间，“恕”尤为重。“恕”者何？“如心”、“如人”，“凡真能了解自己者，才能了解他人；同样，了解他人亦即了解自己之一助也。”（《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062页）漱溟凭借忠恕形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团体（《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中的“师友”），漱溟分享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梦，纵然关于中国梦的设想未必与共产党安全一致，终究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志不同而道合”的朋友。
四、道统建国与治统建国
漱溟认为人类社会时时与三事为缘：“货利之利”、“武力之力”和“义理之理”。他一生就中国问题的方案面临三次挑战，正是这三事的体现：一次是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次是走国民党俄国化的道路，一次是中共的路。在他看来，以利相接（西洋道路）和以力服人（俄国道路）终究不适合于中国，唯有中共开出新路，带领人民走向“新天地”。利与力皆身之事，唯有理是心之事（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369、373页）。与之相应，他关于“建国运动”的论述，先是选择了逆转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又以赞扬中共接续而非割裂传统的方式构建了中共建国论，最后则落脚于在传统伦理与中国无产阶级精神之间寻求契合点的文化尝试（董成龙，《梁漱溟的“建国运动”》，载《跨文化对话》第37辑，第270-286页）。
何漱溟一生两次使用“建国运动”，一次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次指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既然新中国已经成立，为何再谈“建国运动”？不妨转向同为二十世纪新儒家的牟宗三（1909-1995），他在谈及汉朝立国与立教的问题时指出：“高祖集团是材质上的开国，而贾生则是精神或理想上的开国。”（牟宗三，《历史哲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版，第231页）引入王船山的“治统”与“道统”之论，便能理解这两种“开国”：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拆、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蠥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中华书局，2013年，第339页）
牟子所谓“材质开国”和“精神开国”，实际就是“治统”和“道统”，或立朝与立教，如此便可以理解漱溟的“建国运动”了，它既有“治统建国”，又是“道统建国”，并非只是盯着建立新政权的历史时刻——那不仅仅是某一段历史的终结，更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时间开始了”）。立国而不立教，则只能穷尽智力，终究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梁漱溟，《政教合一》，载《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670-678页）。
1951年12月，梁漱溟致信远在香港的唐君毅（1909-1978），告知一言以蔽之，国内情形是“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310页）君毅回信：“赐书言对中共成功之处新有所悟。以毅推知，中共之成功盖在其为中国人之故。由齐而变至鲁，并能识取数十年社会浮层之下之民间之力量与农民朴厚精神之故。”要“自觉的肯定”这一点，而非“归功于外”，才可能长久（《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889页）。君毅所谈无外乎提醒时人时刻记住“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今日接续这一思考的杰出代表当属作为读书人的老编辑钟叔河先生，在推动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同时，他的写作却是《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在这个意义上，唐牟梁三人便不谋而合了。
漱溟自1953年9月以来，至完成《中国——理性之国》（写成于1970年，参见《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219页），二十年未能与毛公相见，1972年请托章士钊将书稿转呈毛公，有一附件虽未寄出，却足以表露心迹：“拙稿大旨在申论今日中国之所以巍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先导者”，“其根柢力量固在中国民族自身”（《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19页）。12月，漱溟取回书稿，26日亲往中南海西大门，“径送于最高”，显然是要以此献给毛公八十大寿——漱溟关心过寿者能否被理解，而不愿意接受“泛泛颂祷”（《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34页），自然也要以同样方式为他人过寿。此时距1949年献礼新中国已二十三年。可惜送出后并无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