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与伟大导师同年出生而稍长两月有余，亲身经历自晚清至人民共和国的诸多大事变，并参与其中，是思想史和国史研究的极佳个案。从去世后第二年到1993年百年诞辰，山东人民出版社出齐《梁漱溟全集》（凡八卷，2005年更新再版）；全集收入信函498件，准确地说，这一“全集”是“著作全集”，而非所有文字的集结。随后，《梁漱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和《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大象出版社，2009年）陆续出版；2017年，漱溟长子梁培宽编注《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往来书信761件，以重拾文字、再启思考的方式纪念漱溟三十周年祭。该书收录漱溟与政学两界相关人士和师友的私人往来书信，另有家书若干；这些私人书信原是私人交往之用，并无发表之意，公之于众，不是挖人隐私，反倒呈现出一个真正关心中国问题的漱溟。中国学问讲究“知人论世”，“行其所知”的漱溟手书就挂在梁家客厅。结合先前出版的《梁漱溟日记》（上下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立体的漱溟跃然纸上——研究者可以借助日记（写给自己）、书信（写给私交）和著作（写给大众）理解漱溟。

材料既已充沛，该如何理解漱溟？“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039页）漱溟这样教育孩子，也这样自我要求。他既非“学问中人”，也非“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一生念兹在兹的正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1005页）按照漱溟本人的指引，我们应当与他一同思考，追随他的问题意识，才能探寻其思想轨迹和生命历程。

一、未来中国之梦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被认定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然而，关于“新中国”和“复兴”的关切并非今时今日才起；回首百年历程，20世纪初便有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等作品问世。此后，由帝制而共和，虽然国民党政权在1927年形式统一中国，内忧外患更加触发关心中国问题的人构想他们心中的“未来中国”和“中国梦”。

1931年6月，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2年末，应《东方杂志》“新年号”征求梦想，回信谈及自己的“中国梦”：

漱所作未来中国之梦，乃十分清楚明白之梦，换言之即由脚下向前可以瞻见之目的地，现在正自觉地向前一步一步走。若来函所云“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捱摸各自的生命”，在我绝无此感。在我胸中只是充满了希望和兴趣。（《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41页）

漱溟所言徐徐之业，当为正摩拳擦掌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运动就是要“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老中国遭遇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需要新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困扰当时的先进分子。针对当时的诸种新生方案，贺麟先生（1902-1992）将迷信武力的称作“力治”（武力建国），并借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知识即力量”之语称自己为“学治”（抗战建国—学术建国），以“学治”之“法治”取代申韩式之“法治”，又能补充“德治”（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载《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2页）；钱穆先生（1895-1990）也倡导“学治”，含义却略有不同——中国传统政制以考试拔取学人使之从政（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1页）。但两人显然都认为“学术者，乃政治之灵魂而非其工具”。钱先生也提倡“乡治”：

夫五口八口之家，父子兄弟夫妇之至戚，岂有身既修，而闺房之内，骨肉之亲，犹有不齐之理。故知古之齐家即为“乡治”……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亦以县自治成立为宪政开始，而县自治之完成，尤必植本于农村……今以后将以公耕合作之新农村，为建国建政之水泥钢骨，庶乎上符传统文化本源，旁适世界潮流新趋。（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59-161页）

同为学人，漱溟选择乡村建设，因由和方式均与宾四稍显不同。他要以乡村入手（即不从都市入手），构造新的组织。以大小而论，“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而家太小、国太大，不若乡之大小持中。以秩序基础而论，“乡村秩序原来就是靠理性维持，都市秩序原来是靠武力维持；所以从乡村入手，特别适合于理性的发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13、315-316页）。无奈1937年，日军大举侵华，漱溟与师友团体无法继续在山东实验乡村建设；时势紧迫，乡村建设的事业淹没在抗日战争和内战中，漱溟“未来中国之梦”破碎。

二、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

内战的结果是，中共不仅取得了“枪杆子”的胜利，还取得了“笔杆子”的胜利。（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早在1946年3月，漱溟再度访问延安。当年7月，吴顾毓意外到达解放区，“得能对中共的谜”有“打破的机会”，旋即致信梁漱溟，所述十一条之多，逐条对比国共两党，申明中共必胜之理（《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895-899页）。10月，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退出政界，回到重庆北碚，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1949年1月6日，漱溟致信毛周二公：

外患既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其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时局发展至此，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祷。（《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77页）

言辞恳切，虽自我定位为“远方”之“朋友”，但是对于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漱溟回顾1935年1月政协闭幕，恩来转交毛公信函，时光荏苒，14载过去，天翻地覆，漱溟也没有闲下来——对他而言，“新中国”的事业并非就此结束，而是才刚刚开始。他预告两年来闭门写作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行将出版，又将续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待完成后一并提交。漱溟虽然认为这本书也有不妥之处，“且不合于时”，但“只给自己人看，不与外人看也”（《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222页）。“关心国事，关心世界大局，自是应当的”，虽然漱溟曾教育师友“纵有言论著作”，“不过聊尽此心而已，不必期其影响如何如何”（《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243页），但“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并不可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漱溟提议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共成功之内功），并想去苏联学习（中共成功之外力），均未得应允；随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去老解放区采风。迟至1950年10月，漱溟才发表北上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个新中国的开始！”（载《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看到中共的业绩后，漱溟开始反思自己以往与中共的不同主张，逐渐展开自我批评；是年，动笔撰写《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他承认中共有三大贡献：统一建国，树立国权；引进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这其中，作为领袖的毛主席作用重大：

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这两种身份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梁漱溟往来书信集》，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