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梁漱溟在山东乡建院时期与工作人员合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
基于以上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简言之，就是搞乡村建设。
邹平乡村建设的开展
1931年3月，梁漱溟等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前梁漱溟曾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到山东则改称为“乡村建设”。之所以选址邹平，是因该县靠近胶济铁路，离济南又不远，县本身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条件有利于乡村建设实验。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建设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该部招录大学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40名，二年毕业，主要教材是梁漱溟著《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招录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每期一年结业，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炼、武术等科目。学员由每县招考10―20名，结业后各回原县，担任各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工作。第三部分是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邹平县为实验地。实验区有县政府，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1932年邹平由乡村建设实验区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县。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5年还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师范，地址在研究部内，梁漱溟曾任校长半年。课程除乡村建设理论、乡村教育和精神陶冶外，其他与普通师范课程相同。
邹平实验县的行政区划经过撤并，整改为14乡。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梁漱溟说:“我们乡学村学的组织，如能发生作用，乡村真正活起来，则对于中国地方自治问题的解决，不啻发明了一把锁钥，找着了它的诀窍，岂不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业吗!……我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作乡村建设实验，什么时候才算成功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乡学村学真正发生组织作用，乡村多数人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均行启发，新政治习惯培养成功而完成县自治，研究院实验县的大功就算告成。”
梁漱溟特别强调，发挥传统伦理精神在培养农民新政治习惯时的作用。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是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做到连锁密切融合无间的地步。中国从前有五伦之说，现在再添一伦，就是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彼此互相尊重，互有义务。梁漱溟通过自己编定的“村学乡学须知”，来要求大家各尽自己的义务，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情谊。梁漱溟还认为，今日乡村组织必须是一教学组织，最根本的是要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梁漱溟废掉乡镇公所而成立乡学村学，用意即在此处。乡学行政上受县政府的领导，同时接受研究院的指导，是“政教合一”的机构。全乡组织董事会，推出乡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龄较高的人当学长，学长由县政府下聘书，实际大都是地方乡绅学者名流担任。乡学里还有教导主任一人，负责管理教育工作。再有研究院直接派来的辅导员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学生)，负责指导协助乡理事和教导主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理论思想。乡学内设以下组织: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各村的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乡学村学中的成员，包括全乡全村的农民，统称为学众。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主要为农民做些什么呢？梁漱溟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即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这个方面邹平做得很好，影响很大。“科学技术”即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等。梁漱溟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八个字精神的具体体现。“大家齐心向上”是提倡团体精神，其中“向上”指道德礼俗，“求进步”指生产技术和良好风尚。中国农村长期存在一些陈规陋习，如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乡学村学教育就是要纠正这些陋习。梁漱溟主张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事实证明，确实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
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质与评价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由此可见这一历史的现实意义。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这里明显有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因此，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可以充分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乃至在今天仍有很高价值，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本土精神遗产。
（资料来自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