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五子爷自己的说法，到今年麦收季节，他就满一百二十岁了。

当然，他没有实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兴许我还能活过一百二十岁呢！”

四十年前那个夏天，在一个燥热的上午，大家都在生产队的场院忙着收麦打场，独自在家的他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什么话也没留给大家。

再过十天，就是五子爷八十岁的生日。

我家是村里迁来的外姓人，跟五子爷不是本家，也不是一姓。

父亲在县城中学当教师，为了离家近些，特地把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从三百里外的老家落户到了那个小山村。父亲为人谦和低调，努力跟村里每个人搞好关系。我依稀记得，每到周末，父亲从三十多里地外的县城骑着他的“国防”自行车回村时，总要带回一瓶高粱特曲或者从学校食堂买的一些熟食、点心之类的。但是，这些令我望眼欲穿的美味，似乎并不是为母亲和我们哥几个准备的。父亲一回家，几位平时不怎么上门的邻居或者大队干部立即会聚拢过来。父亲笑容满面地招呼着这些乡里乡亲，即使母亲给他们端上的只有咸菜条，他们也会喝到深夜，不愿意散去。而我眼巴巴一周的等待，却逐渐地变成了桌上的狼藉。为此，我不知道多少次恨过父亲和这些人，也不知道多少次偷偷跑到院子外边掉过眼泪。

这些人中每次必到的就有新子叔，每次他都要喝到酩酊大醉。

新子叔，是五子爷唯一的儿子。正是父亲和新子叔这种酒友的关系，我才有机会跟着家长经常到新子叔那儿串门，也就认识了五子爷。

在我印象里，五子爷不苟言笑，是个面相严厉到让我这样的小孩子一看就害怕的人。他总是用一种冷冷的目光看着每一个跟他照面的人。稀疏的山羊胡子，一杆超过二尺长的旱烟袋，熠熠闪光的紫铜烟袋锅，这一切都让我把他与儿时记忆中万恶地主老财的形象联系起来，所以，每次看到五子爷，我心中总有一种惴惴的恐惧。

其实，五子爷是父辈们对他的尊称，但在村里，不论辈分，不分大小，几乎人人都这样叫他。每次我跟着父亲去新子叔家串门，父亲总要先拽着我到五子爷面前打招呼。我躲在父亲的身后，怯怯地挤出低得不能再低的“爷爷”两个字以后，偷偷抬头却正好与他那冷冷的目光相撞，我的心骤然因恐惧突突地猛跳，后背似乎也渗出了汗滴，而他那杆二尺长的烟袋，就杵在我的鼻子尖旁，飘散着呛人的旱烟味道，吓得我一动不敢动。

父亲会跟五子爷简单寒暄几句后再去跟新子叔聊天，而五子爷就继续坐在他那把太师椅上，眼睛不再看我们，而是幽幽地望着房门外不再言语，只是偶尔抽几口烟袋，任青烟在房中缭绕。

虽然，我跟着大人们去五子爷家次数也不少，但在我童年的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个令我想起来心里就有一种难以挥去的恐惧感的翘胡子老头。

不过，五子爷却是村里的传奇人物。

每当月亮从东山后升起，晚饭后的人们逐渐聚拢到离我家不远的村东石桥上，男女老幼，天南海北，每天例行的乡村夜谈便绵延开来。但，人群中只要一有人谈起五子爷，这三个字就如磁石般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接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很快，五子爷的各种传闻轶事就成了村民们乐此不疲的夜谈主旋律。

那时的我还是个小毛孩，大人谈论的那些事情，大多听不懂。但是，“五子爷”这个频繁出现在他们口中的人物，却深深地烙在童年的印象深处。

记得当时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五子爷家的三件宝贝，也有说是五件的，但是能叫上名来的就是：八人抬的大鼓、削铁如泥的宝刀和真伪难辨的快枪。当然，还有据传是乾隆爷时候的大瓷瓶、明朝年间的太师椅等等，后边这些孩子们就不怎么感兴趣了。

五子爷家的大鼓，我的确见过。有一年春节，村里人过节赋闲没事，天天就是串门子喝酒聊天。那天不知道是五子爷喝了几杯高粱特曲高兴了还是怎地，忽然主动招呼在他家闲玩的几个年轻小伙子从他家的南屋中抬出了一面大鼓，我顿时就看呆了。那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一面鼓，鼓面阔有一丈，因年代久远，鼓皮泛着一种神秘的青光，鼓周边的木头也是一种泛着土黄的青灰色，上边还写着一些我不认识的字。我曾问过旁边的大人，他辨认了半天，告诉我那是一些老字儿，他也不认得。我很想问问五子爷那些字是啥意思，但是看到他因酒气而泛红的脸，以及那翘得更高的山羊胡子，我的心又打怵了，只好作罢。

村民们听说五子爷的大鼓摆出来了，院子里很快就聚集了来看宝贝和凑热闹的人们，于是好事者就去问五子爷，能否敲敲鼓热闹一下。那天五子爷也非常爽快，点头示意可以。村里那几个喜欢锣鼓家什儿的叔叔大爷们立即摸起鼓槌，围着鼓肆意敲击起来。

我现在依然还能感受到当时自己站在鼓旁，那撼人心扉的鼓声仿佛要把我从地面上震起，抛向鼓面，然后颠上天空的感觉，五脏六腑都在随着鼓点颤动，再加上当时密密匝匝的村民们围着大鼓，我竟然感觉到有些神情恍惚，呼吸困难，就像那面大鼓中有个妖怪，要用这摄人心魄的鼓声把我吸进去，吞噬掉……

我就只见过这么一次大鼓的面。

至于削铁如泥的宝刀，我只是听村里的大人们讲过，没有见过五子爷的这件宝贝，而且村里好像也只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跟五子爷关系不错的人见过宝刀。据说，只要见过他那把刀的人，没有不羡慕的，恨不得立刻卖房子卖地也得弄过他那刀来。

那刀啥样，我想象不出来，但是听老人们说，还有专门与此刀配套的刀法，都是五子爷早年在南山里学武艺时师傅传给他的，只有学得最好的人才能继承。不过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这把宝刀，总是追着村里的老人问宝刀的样子及下落。

如意爷与五子爷关系最近，他说五子爷学成武艺下山后，那把宝刀一直秘不示人，江湖上却总有人慕名而来，要么求宝，要么求艺，结果都被五子爷以师命难违为理由给挡回去了。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地五子爷家被绑匪给盯上了，半夜里来了十几个人，围着院子指名要宝刀，否则就要脑袋。但是最终那帮绑匪却被五子爷和五子爷的父亲以及几位邻居给打跑了，那次宝刀还见了红，绑匪中有两个人重伤逃走，估计性命也难保了。

如意爷说，那一夜全靠了五子爷的武艺和那把宝刀。此事之后，五子爷对外宣称不再涉足武林和江湖事端，那把宝刀也被他藏得更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了。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日本鬼子占领我们家乡的第二年，有一次日本军队大扫荡，有一个日本兵失踪了。鬼子把我们邻村包围，非说是那个村的村民杀死了失踪的日本兵。鬼子在村里放火烧房子，强奸妇女，还把村民都聚集到村头，威胁要用机枪扫射。村里四位义士奋起抗击，想抢夺日本鬼子手里的枪支，结果却被日本人当场刺死，其中一位握着鬼子刺刀夺枪的村民就是五子爷当年在山里学习武艺的师兄。

五子爷听说了这个事后，一夜没有睡觉，一言不发地翻出他珍藏多年的宝刀，恨恨地磨了半夜刀。要不是五子奶奶和五子爷的父亲拼死抱着他的大腿不放，恐怕五子爷就要趁夜色去找日本鬼子拼命，让他的宝刀二次见红了。

关于五子爷的快枪，我曾经多次问过村里的老人。但是，似乎没人能说得清楚。要么说哪有什么快枪宝贝，要么说不记得有这样的事情。偶有人提起，也只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大多不愿意再讲下去。这后面似乎藏着一个不可与人言说的秘密。

儿时的我对这样的事情也抱有极大的兴趣，越是没人告诉我，就越激起我探究的欲望。于是，有次趁着新子叔在我家与父亲喝酒喝得酒酣脸热之际，我凑上去询问关于五子爷的快枪下落。正喝得眉飞色舞的新子叔突然停顿下来，脸色竟然变得有些难看，用一种像极了五子爷的凶狠狠的眼光盯着我半天没说话，转而厉声地训斥我道：“小毛孩子，知道啥？哪有什么快枪？乱问！”

那晚新子叔竟然没把酒喝完就回家了。懵懂中的我似乎也明白了，我可能向一个不该问的人问了一件不该问的事。

从那之后，这个问题被我藏在内心深处不再提起，而村民们也越来越少有人提及此事。

我参加高考那年，我们村里小学的老师到城里办事，顺路到我家做客。言语之间他与我的父母偶然谈及了五子爷以及传说中的那些宝贝。那时，五子爷已经离世八年，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也已经淡出人们的话题，但是那天我内心深处的记忆被重新唤醒。在我的请求下，那位老师给我讲了五子爷和快枪的故事。

前几年，我还专门就此案曾查阅过当地记载这次绑票案的历史文献，上边记录的清清楚楚，赎金和枪支“不知所踪”。

除了五子爷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三宝”之外，别人口中他那些稀罕东西，我多数曾经目睹过。

比如那乾隆爷时候的大瓷瓶，是一对，就放在他住的房子八仙桌后的条几板上，一边一个，造型奇巧，色彩艳丽，我记得上边的彩釉画好像是百子图之类的，满是光屁股小孩，瓷瓶中插了好几个鸡毛掸子。趁着五子爷不在屋内，我曾经偷偷地摸过瓷瓶，手感滑溜溜，冰冰凉。

比如人们口中的太师椅，就天天在五子爷的屁股底下，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了。那时候人们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几百年的东西就那样坐下屁股底下。我仔细观察过那把椅子，上边的雕花特别精细，特别逼真，木头摸上去特别舒服，但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做的。

我还见过五子爷收藏的一大套古书，用布函盒子装着，高高的一厚摞，那种黄黄的纸，大大的字，上边还有些我不明其意的图画。可惜我当时不认识那些古字，也不知道书名。只是记得，每当秋高气爽的日子，五子爷就捧出他的古书，摆在房子中间的桌子上冷晾。每当这个时候他是不允许任何人摆弄他的图书的，更不让我们小孩子接近。

至于五子爷家很多的事情，现在的我已经基本上没印象了，就像现在村里很多人已经对五子爷没有任何印象一样。但有一样东西，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四十多年来，就像一个隐形的谜语，诱惑着我，让我把关于五子爷的一切糅合起来，重新去审视思索，每当我想起五子爷，它就如影随行般溜进我的思绪。

那就是五子爷家的花窖。

五子爷家院子西南角有两棵大槐树和几棵枣树，树荫下，早年就修建有半间屋见方大小的花窖。花窖，是一种半地下的建筑，地面下挖一人多深，然后深筑地基。听新子叔说地窖的地面都是用那种很大的青砖铺的地面，然后又在地窖的四周用青砖和条石搭建起类似碉堡的穹顶，窖顶修建得极为结实，并且夯实了厚厚的一层泥土。上边由于年久，每年都长满了厚厚的草丛，再加上五子爷在上边摆放着几盆花卉，就像一个电影中战备坑道的入口。

在我们那儿从没在其他人家发现过这样的地窖。因为那时候偶有家庭在院子里挖有几米深的井窖，那是用来储存地瓜、萝卜、白菜等，但是从没有人建像五子爷家这样奇怪的地窖，而五子爷家的地窖的用途也与其他人家的不一样，那地窖是他存放他养的各种花卉的地方。当严冬来临时，他就会把他那些形形色色的花花草草都搬到这个地窖中。所以，每年过年的时候，在五子爷的家中，也总能看到几盆盛开着鲜花的反季节花卉。

据新子叔说，这个花窖颇有些年头了，是五子爷年轻的时候自己建造的，也就是摊上二师父快枪绑票案后半年，他身体恢复后，就坚持要在自己的院子中修建一个这样的地窖，用来养花种草，说是要修身养性。家里人当时都非常反对建这么个奇怪的东西，五子奶奶一直说这东西太像个坟了，不吉利。然而，谁也没拗过五子爷，他自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建成了这个花窖。

除了屋子里的太师椅，这个花窖就是五子爷最喜欢待的地方。而且，五子爷从不让外人靠近这个花窖，从他建成起就是这样，谁要靠近这个花窖他就跟人家急眼，只有他自己才能进去捣鼓那些花草什么的，并且他还在窖门上挂了把大锁，钥匙他自己拿着。

只有一次，因为突然的大雨雪，五子爷才允许新子叔帮着他向窖里搬过一次花草。那次爷儿两个在地窖里待了很长时间，五子奶奶也不知道他们在里边干啥。可是，新子叔从地窖中上来后，却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三天没说话，从此再也不靠近那个花窖了，就像是着了魔道。那时新子叔还小，刚满十七岁。

关于这个花窖还有个故事。那是文革期间，村里也兴起了“破四旧”的“革命”行为，村里有几个愣头青满村转着找“四旧”要破坏掉。有人提出说五子爷家有“四旧”，有花瓶、太师椅，还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地窖，里边盛满了资产阶级的“四旧”，于是他们就天天嚷着要到五子爷家“破四旧”。刚开始五子爷没当回事儿，以为他们是说着玩的。可后来，他们竟然集中了七八个人，拿着镢头、铁锨要冲进院子来真的。

五子爷铁青着脸，把太师椅摆在院子中央，椅子前边的桌子上摆了三把菜刀，他就一动不动地坐在太师椅上，用那种我最害怕的冰冷的眼光盯着大门的方向，一下午，那帮愣头青们进了院子三次，看着五子爷的样子，都没敢再前进半步，他们的“革命行动”也只好作罢。

我还曾多次看见五子爷独自坐在花窖的前边，一坐就是半天，尽管窖门紧锁，他依然是盯着花窖凝望着，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事情。有一次，我竟然看见一向以严厉待人的五子爷，自己在摩挲着花窖的砖墙，嘴里还哼唱着一支不知名的小曲，就像在哄着哭闹的孩童睡觉一般，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的温柔。

还有一次，五子爷坐在花窖旁，与我的父亲闲聊天。

我的父亲问他：“您今年快八十岁了吧？”

五子爷说：“七十九岁，明年就八十岁了！”

我父亲说：“真好呀！高寿，高寿呀！”

五子爷说：“过了明年，兴许我还能活过一百二十岁呢！” 

五子爷离开人世的那个夏天过后，我跟着父亲到城里上小学去了。从那开始，就很少再回到那个山村。

十五年后，五子爷唯一的儿子新子叔因为常年喝酒烧坏了肝脏，早早地去世了。新子婶和两个女儿继续住在那个老院子里。再后来，两个女儿先后出嫁，寡居的新子婶也最终离开了那个破落的老院子，跟着大女儿去城里住了。

五子爷的大院子败落了。关于五子爷，关于五子爷的那些传奇故事，关于五子爷的那些宝贝，也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出了周围人的话题，淡出了村民的回忆，淡出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前几天，我因事路过老家的村子，顺路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因为这几年旧村改造，原来的村容村貌荡然无存，很多人家已经搬到县城的新房或者镇上统一盖的社区新房去住了，只有不多的几户还坚持住在村子的老房子里。

我转到记忆中五子爷的院落处，发现老院落早已不在，原址上堆满了建筑垃圾，还有许多临时存放的建筑材料和铁塔设备。

我记忆中的院落、大槐树、花窖都已经不复存在。

那传奇般的八人抬大鼓、削铁如泥的宝刀、乾隆爷时候的大瓷瓶、明朝的太师椅、不知道年代的古书，这一切也都不知所踪。

还有，那语焉不详的19条快枪，那5000枚现大洋赎金的迷案，都湮灭在这一片废墟中。

我问身边陪着我的村里侄辈的一位年轻人:

“你还知道五子爷是谁吗？”

“五子爷？是谁啊……”

（作者：杨学平  本文原载滨州文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