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本“邹平县志”小识
张传勇
提要：《永乐大典》残卷引自“邹平县志”的一条资料，能够证明元明之际邹平修过一部县志。该志至明嘉靖间已不为人所知。自嘉靖《邹平县志》以来，遂有邹平有志始自嘉靖之说。这一现象，在方志编纂史上并不罕见。新修《邹平县志》有关旧志的论述，以及地方史志学者的讨论，均值得商榷。
关键词：《永乐大典》残卷、邹平县志、毕琏
方志大家张国淦早年于《永乐大典》（以下简 称“大典”）残卷发现一条注明引自“邹平县志” 的资料：
毕琏，字器之，邹平人。由儒拜监察御史、吏部侍郎，仕至东平路总管。兼能干济，操守谨恪。
这条资料出自《大典》册一百八二、卷二〇二〇五、页十六。张氏将其辑入《大典辑本》，并认定“此条仕至东平府路总管，知是元志”。［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第191页。张氏注明，此条最先收于“蒲圻张氏大典辑本”，该书手稿先由上海图书馆收藏，至2009年方由杜春和整理、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名《永乐大典方志辑本》，但书中没有收录任何邹平县志的信息。］
其后，邹平有元志之说为多种论著采用，影响甚广。有关山东方志的目录资料，如山东省图书馆主编《山东省地方志联合目录》，王桂云、鲁海编《山东地方史志纵横谈》等，均据此著录。［山东省图书馆主编：《山东省地方志联合目录》， 1981年，第61页；王桂云、鲁海编：《山东地方史志纵横谈》，1985年印行，第181页.］一些方志学论著，则在山东元修志书下列出邹平县志。［如仓修良《方志学通论》（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297页。］
1990年代新编《邹平县志》，也采用此说。该志“历代修志述略”追述历修志书，认为所谓嘉靖邑志中的“旧志”，应修于嘉靖年之前，即所谓元志：
邹平有志始于元代。明嘉靖间县志记载，洪武二年张椿修学宫，至嘉靖九年叶林浚白条沟等历史事件，均称引自‘旧志’。由此可知嘉靖年间元志尚存，嘉靖后佚，修志始末无考。［中华书局 1992年版，第959页。］
这段记述，令人莫名其妙。正如该文在其后所记述的，目前所知的（可能是唯一的）嘉靖邑志已在1932年毁于“一 •二八”兵燹。［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嘉靖《邹平县志》，1932年毁于战火。（骆兆平《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宁波出版社，2012年，第94页）该志遂湮灭不传。］ 所谓明嘉靖志引“旧志”一说，不知从何说起。对于元代有志，且嘉靖间尚存的判断，亦为无根之谈。新修《邹平县志》刊行十余年后，曾参与编修的王红先生，对此重加辨析，认为修志人员对“旧志”的理解有误：
“洪武二年张椿修学宫”、“嘉靖九年叶林浚白条沟”，均称引自“旧志”。由此误解为似乎洪武二年以前还有志。其实，洪武二年也好，嘉靖九年也好，编志记叙时间必然在此以后，断不会在此以前。元代若修志，岂能记叙洪武、嘉靖年间之事。“旧志”定是指嘉靖九年以后的，自然是指嘉靖十二年知县叶林所主持编修的县志。［王红： 《邹平县志创修于明代》，收于氏著《解读邹平丛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189-191 页。］
这一辨析，有其道理。但将“旧志”理解为明嘉靖十二年癸巳（1533）邹平知县叶林、邑贡生张松所修邑志，仍不能无疑义。
邹平现存最早的邑志为顺治志，其后，康熙、嘉庆年间两次重修，道光、民国初年依次续修，皆存。这些方志中都有一些内容载明出自“旧志”。传统志书编篓上的一个特点，是不断转录前代所载。通常情况下，如果注明出处，适宜的办法是以不同的名称对前代旧志加以区分。比如称嘉靖《邹平县志》为“嘉靖志”、“嘉靖癸巳志”或“嘉靖叶志”。但翻检邹平历修志书，除极个别的地方标注类似“康熙三十四年知县程素期志”之外［嘉庆《邹平县志》卷九《古迹考二.坟墓》“伏生墓”，道光十六年据嘉庆八年刻版重修本，第3 页。］均以“旧志”标注。其中，就顺治志而言，“旧志”无疑是指嘉靖志。但对康熙等志来说，“旧志”所指，则应具体对待。翻检各部志书，有关“洪武张椿修学宫”及“嘉靖九年叶林浚白条沟”的上载，顺治志与康熙志在记述前者时，并没有标注引自旧志。直到嘉庆志，才在“总纪”中记述了这两条内容，并注明“据旧志”。很显然，没有证据显示这里的“旧志”是指嘉靖志。
王红先生认为，嘉靖志方为邹平县志之始。证据之一是，嘉庆《邹平县志》卷十四《宦迹考》叶林本传，称叶氏主修邑志，按语为“邹平有志自侯始”。 同书卷十五《人物考上》张松本传，按语亦谓：“张 松所修志书，四卷，即嘉靖十二年叶君林所刻也。邹平有志自此始。”［嘉庆《邹平县志》卷十四《宦迹考》，嘉庆八年刻本，第8页；卷十五《人物考上》，第18页。］另一条证据，则来自《梁邹西张氏族谱》张松本传，称“嘉靖十二年创修《邹平县志》，邹平之有志，自此始”。这些证据，毋宁将其作为嘉靖年以来人们的一种“真实”认识：人们的确没有见到更早的本子，所以认定嘉靖志为邹平县志之始。
嘉靖志已不传。其内容多为顺治志引用，并标注为“旧志”。顺治志记户口、田地、赋税之数，均始于嘉靖年，注明引自旧志。并说“嘉隆以前，户丁、田、赋，前志载录未详，无从考证”。［顺治《邹平县志》卷三《户口土贡田赋赋税》，顺治十七年刻本，第1、3、19、26页。］从这里应该看出，嘉靖年修志时，并无志书可资借鉴。
但《大典》所录“邹平县志”表明，嘉靖志修成之前，还曾修过一部志书。虽然只有一条资料，我们却不可以想当然地考虑到误记的可能。有关《大典》的研宄，发现《大典》征引方志时，并非照录原文，对方志篇目有所改动，朝代、地名等内容也有更改，在著录书名上也不尽统一。［见黄燕生《〈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 3期。方健《〈开庆临汀志＞研究一一残本〈永乐大典〉中的方志研究之一》，《历史地理》第21辑，2006 年。］不过，即便《大典》残卷所引“邹平县志”或为“邹平志”、“邹平邑志”之误，其为邹平一地志书，则应无疑义。据至正《金陵新志》卷六《官 守志》，毕琏记为济南人。［（台湾）成文出版社影 印元至正刊本，1983年，第1835页。］邹平于元至元二年（1265）由淄州改隶济南。可为一证。
不过，这样一条仅有的资料给我们判断其成书年代，带来极大困难。《大典》残卷所引“邹平县志”，未提及毕琏生卒年，尤其是卒年。给人的印象是，修志之时，毕琏可能尚在人世；且毕琏所任职衔很清楚地表明他是元人，则修志时代也应是元代。但这样的推理，有武断之嫌。毕琏的生平，目前所知的只有如下几点：据至正《金陵新志》，至正元年（1341）,毕琏任监察御史。［（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元至正刊本，1983年，第1835页。］至正《金陵新志》记事至至正三年（1343）。毕氏后来的行踪不详。至正六年，《宋史》修成，提调官中，有奉政大夫、中书左司都事名毕琏者，［脱脱等：《宋史》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40 册，第14260页。］不知是否即邹平毕琏。
方志中以三言两语记述人物小传，不载生卒年是极为寻常的现象。仅凭《大典》残卷这样一条资料，只能说该志修纂时间最早应在毕琏任职东平路总管之后，最晚应在永乐六年《永乐大典》修成之前。［据张升研究，《大典》收有永乐中所修方志。见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研究》第六章有关“《永乐大典》是否收有永乐方志”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6-209页。］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顾宏义《金元方志考》审慎地提出，“细察《永乐大典》所引录《邹平县志》文义，难以确指其为元末或明初所撰，存疑待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页。］
一部修于元明之际的地方志，至嘉靖间修志时，竟然一无所知。这样的事情，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毫不奇怪。清人全祖望《钞永乐大典记》云：“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釐然具在。”［全祖望：《亭集外编》卷十七，嘉庆十六年刻本，第12页。］讲明一种历史现象：早年所修方志，由于散佚或流传未广，后世修志时没有看到，很可能未加著录，在当地方志纂修史上没有留下位置。但是，从幸存的一些典籍比如《大典》，还是可以知道一些蛛丝马迹。元末明初所修《邹平县志》，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但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大典》残卷引“石城县志”一条，知永乐初年以前石城县曾有志书。但现存石城邑志，自顺治《赣石城县志》以降，都认为本县志书首修于弘治间。［易平主编：《赣文化通典•方志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04-605页。］ 有关《大典》残卷江苏佚志的研究中，《上元县志》（《上元志》）、《江宁县志》（《江宁志》或为同书）、《江浦县志》、《盐城志》、《宝应志》、《江都县志》、《江都志》、《海门县志》、《茅山续志》等志书的情形，也与《邹平县志》极为相似。［崔伟：《〈永乐大典〉本江苏佚志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 63-66、 72-74、 85-86、 106-108、 193、 195-196、 202、257页。］
《大典》残卷所录地方志书为我们考察一地方志源流提供了宝贵资料，但对一些方志而言，由于存留的资料太少，留给我们一些难解之谜。同样，如要确切知道这部《邹平县志》的编修情况，也许只能寄希望于将来更多《大典》之类的资料被发现。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
转载自《梁邹文化》总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