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随父亲在日本名古屋的岁月

王玉凝

 

1928年的秋末冬初，我的父亲王辑五风尘仆仆地从日本归来，那年我才7周岁。

以往我常常听大人说，父亲是在外地挣钱，所以我在朦胧的记忆中知道父亲是在遥远的地方挣钱发财。当这个衣履整齐、风度翩翩的陌生人，提着一个不很沉重的黑皮箱，突然跨进了家门时，由于家里人的惊喜和来人举止谈吐，我似乎已意识到这是我久别家乡的父亲回来了。虽然我对着来人木然地呆望，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亦感到了意外的惊喜，因为我终于看到了想象中的父亲。

父亲的回来，给我们这个较大的家庭带来了阳光，祖父喜欢，母亲、伯父母们都很高兴，一家人热乎乎的笼罩在欢欣的 气氛之中。

转眼到了春节，家里较往年过节热闹了许多，乡亲及朋友们前来探视，熙熙攘攘，人来人去。但时令不佳，家乡正处于一个荒乱的年月，遭受兵匪之灾的百姓，生活如煎如荼。生长在这个偏僻的农村，我还不懂得外面社会之广大和世局的混乱。但知道家乡到处有土匪抢劫和绑票、掠夺钱财，人心惶惶，不论穷富都不能安稳地过日子。父亲的回来，一家人只是暂时的欢聚，不久祖父就忧虑地说，这个年代青年人是不宜在 家的，你又是从国外刚回来，长住下去，免不了要受当地兵匪的骚扰，还是再出外谋生为好。

父亲回家原为探视亲人，本无意留在家乡，只是因祖父年老不便说明心意罢了。现在祖父提出，也正是我父亲再次外出日本求知和创业的缘由。

提到再次出国，母亲执意要跟父亲同走，父亲对此并不感到重要。他所想到的是女儿的命运，不愿让孩子留在这个千贫万苦、落后又愚昧的农村生活一辈子。他踌躇再三，考虑得失，便决心带我们母女一齐出国。二伯父、二叔兄及同村的几个年轻人也受够了家乡的苦难，也愿意出外谋生，要求和我们一块外岀，父亲同意。那个年代，出国手续并不很难，只要家乡有户口证明，有关部门即可发给卡片，填写出国护照，到海港码头，就能买上船票。我父亲有往返护照，更方便携带家属。

我们出国的一行10人，选好日期，决定起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我们告别了家乡，辞别了年老的祖父，整装上路，此时，我感到对祖父及乡亲们的依依难舍之情。

我们乘家里的大牛车，到了周村车站。当日下午便搭上火车东驰，路经张店直达青岛。我在火车上看到了拥挤的人群，很多人破衣烂衫，面黄肌瘦，拖着破旧的行李，疲惫不堪。 我们随着父亲在青岛下车后，暂时住在距离码头不远的一家客栈，晚间父亲就买了去日本的船票。

第二天的凌晨，我们去了海港码头，上船后因我们是穷客，路资不足，只能乘坐海轮的三等舱。这是一艘日本客轮，我还记得轮船的名字叫“日内瓦”。三等舱内中国人较多，有少数的朝鲜人，间有不多回国的日本人。舱内设备简陋，食堂的饭菜只有米饭和几种日本口味的小菜。卧铺比舱底板稍高，按照舱身的长短，平铺了两行草席铺，乘客就此置放衣物和被褥，就地休息。有几个日本人盘坐在草席上的小方桌旁下围棋，两行草铺的中间是行人小路，朝鲜人在小路上走来走去，还有卖零吃的小贩，出出进进。

三等舱的上面是二等舱。二等舱则较阔绰，有游艺室、图书 室，食堂的饭菜多种多样。三等舱因为是在船的最低层，要看海景必须登船梯到二等舱的甲板上看。我常常从三等舱爬到二等舱上面看海水，所以能看到二等舱上面的一切情况。不过船的最高层是看不到的，据父亲说，那上面是一等舱，乘客是些有钱的阔绅们,他们待遇优厚，有服务员跑上跑下地照应。有时上面的乘客下来买东西，看到他们是西装革履，气派昂然，有的女人华服烫发，洋气十足。我看后感到十分惊奇，世间会有和我们差别这么大的人群。

在这水天一色、一望无际、波浪滚滚的海洋中，我们度过了7昼夜的航程，夜晚到了日本国境的海港长崎市。进码头停泊后，乘客们通过海员的指引，有序地下了轮船的扶梯。出了码头口，只见海岸上一片灯光辉煌，似乎到了天堂。前行不远，马路宽广整洁，街市井然，马路的两旁停列着接人的小汽车，也有出租车。灯光明亮处，有荷枪的岗哨，几十步一个岗位，站立不动，因是夜晚，到处显得格外寂静。我惊骇这里的宁静和肃穆，完全不像家乡。

通过一条马路，不远的地方就是火车站，我们又搭上了火车。车厢里也是静悄悄地，乘客们都在正襟端坐，哑然无声。

约有一个时刻便到了无鹤车站，下车后，我们转租汽车，一直到了名古屋市的市中区岛退町二十四番地，这里有我们自己的住所，也就是我父亲原赁的宅屋。父亲回国期间，他托一个同乡朋友照管。我们一家人来后，不几日，父亲的朋友便搬走了。

这是一所三大间的房屋，上面有两间小楼房，房屋的建筑 80%是木材构成，标准日本式的普通市民住宅，坐落在东西大街的路南。

日本市民的住宅多半是木板隔壁，很少见到砖石垒墙。 据他们说，日本国四面环水，由四个大岛和几十个小岛组成， 多火山，火山爆发，就要发生地震，为了防险，所以市民的房屋多用木材建筑。

我们住的这条街很整齐，户户鳞比，家家玻璃门窗，门窗明朗，庭院整洁，住宅的后院是一脉青山，山坡上草竹森森，紧靠宅院，给住院增添了清幽的景色。大门外是条通行大街，顺街中间有一条清澈到底的小河，河的两旁是街道，每户人家的门口旁放一个不很大的方形垃圾木箱。一天清除的垃圾，清 晨7时便被清道夫用大马车拉走。

这条街不很长，西首是十字街口。清晨人来人往，有上班的职工，有上学的学生以及其他行人。街的东首有值勤的巡逻警察休息室，警察们一天都在街上走来走去。查视行人丢失财物和保护行人安全，秩序很好。

我们家和邻居们相处得还融洽，他们晚饭后常在我家门口外边和我家的人交谈，还特别关心教我学日语，态度还是很客气的。

日本人比较迷信，多信奉佛教，每家住户的屋门口内侧上面，都安置一个小小的神龛，我常见邻居的妇女在此祷告。

我们一家4 口（包括叔兄），住在这里生活既舒适而美好。家里有架缝纫机，母亲每天在家除料理家务外，兼做中国当时的上海时装。父亲则清晨出门，操持生计，有时也带叔兄上街，熟悉一下生意门路。我初到此，感到陌生，不懂日语，只好待在家里，陪伴母亲消磨时光。

身在异国，同乡们分外亲切，因此我的仁伯仁叔很多，每天常有人来我们家。有时他们一坐半天，也有的在我们家的楼上住几天。但住的时间都不长，他们都是走街串户做小生意的，不能固定住所。他们喜欢我，我也欢迎他们为我们家增添热闹。所以也不感到寂寞了。

我父亲是个爽快人，对同乡们亲如一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论是钱财或吃饭，都及时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因此，同乡们都愿意来。

在名古屋市，侨胞们很多，许多人是邹平同乡，有的人干小炉匠，有的人卖玉器首饰等，也有开小饭店的。那些干小生意的用自行车带货品走街串户，行踪漂荡，今天去大阪，明天到神户，不知那一天又来到名古屋，因此我们家就经常有同乡来住。

在名古屋因同乡们没有固定住居之处，不能互相照应，父亲就和同乡们议定组织侨商委员会，也就是同乡会，并建立一个共济食堂和侨胞公助会，以便利同乡们有个稳定的住所和吃饭适宜的地方。

公助会作为同乡们互相照应互相支援的组织，使侨胞们在名古屋有所依靠，能及时地帮助或解决困难。因我父亲带头倡议，所以他就被推选为公助会会长，兼共济食堂经理。副经理是邹平县明集乡马庄村人马登云，他负责食堂经营。

我们家隔壁住的是九户乡成氏一家人，夫妇俩带有一个刚满两周岁的男孩，据说是收养的一个日本人的孩子。成大伯为人很好，忠厚老成，成伯母是九户镇人，和我母亲同样是中国封建式的家庭妇女。1932年，成大伯一家和我们一同回国。

当时，我们在名古屋生活很稳定，经济上也颇宽裕。父亲为了事业和家计早出晚归，也销售服装和首饰类的货品。他除了和同乡的来往联系，还结交许多日本朋友，有工人，有大学生，还有警务人员。这些人也常来我们家玩，他们好像是些爱好和平的人，每谈到战争话题，都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反感。

父亲当时是国民党驻日本名古屋市党支部常务委员，所以时常有党务工作人员来谈些祖国的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等。 我虽是一个不足10岁的孩子，但有时也会听到心里。因此我知道当时日本政局，内部也有派别倾轧之事，日本首相滨口的民政党和犬养毅的政友党正在相互诋毁、摩擦。但昭和天皇在日本人民的心中，仍然是无比的神圣。

家中订有祖国的上海《申报》，祖国的消息，也能及时地知道。国内时局的混乱，经常在报纸上披露。所以我也稍微知道国内军阀们在互相争权夺利。

在日本值得我回忆的是一年暑期，我报名进人了日本的初级小学，开始了求学。我学习很用功，从第一册到第四册的日文成绩，都是甲等（日本初小学生成绩不用百分数以甲乙丙定优劣）。

父亲有些儒学底子，他熟读祖国的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以及名哲学说等。不过他也喜阅新的书籍，他所有的书多半是从国内上海商务印刷馆寄到的。家中订有上海《申报》，也有日本的《朝日新闻》报，新旧知识兼有，知道的事情颇多。

父亲好学，他在百忙中尽量督促我多学多知，希望我将来能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可惜我不材，辜负了我父亲的一片苦心，百事无成。

在我开始上日本初小的时候，也同时在家学习中国文学。

家中的墙壁上，挂了一块小黑木板，父亲每天用粉笔写上3-5个中国较简单的日常应用字教我念、背、写。久而久之黑板上的字就越来越多，一直增添到密密麻麻的一黑板。一年多的时间，我能阅读报纸，能看家中的中国旧小说，还有时代新白话文小说，有时还要看《三国志》、《东周列国志》等，不过生字、不理解的词句也很多。

父亲虽不是什么名士，但不失为一个有志之人。他发愤读书，刚强自立，爱好结交，乐善好施，民族观念深，爱国爱家意识重。在异国他乡为同乡们解忧排难，侠肝义胆，令我深深地敬爱。因而也启发和助长了我热恋家乡和国家的心情。

1930年，日本朝野开始酝酿侵华，我在学校听课时，老师经常讲说中国的土地广博，物产资源丰厚，是个好地方。当时我不理解他们的意图，还以为是他们在夸赞我们中国的美好。1931年的春天，在日本侨居的朝鲜人，开始对中国侨商冲击，不时无理地打伤中国人，干扰中国人的行动。侨胞们都担心受朝鲜人的伤害。父亲也托了一个日本朋友便衣侦警叫伊藤的借工作之便护送我去学校。其实，朝鲜人冲击中国人，完全是日本政府对朝鲜人的利诱和鼓动，以此挑动侵华战争。因此侨居日本国的同乡大部分都想回国。日本本是军国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渐强盛。他们的人民从小学生直到高中、大学，进行一系列的学习军事知识和军事训练，一到侵略战争时，要求人人都要上战场，所以他们的人民都有必须服兵役的义务。

因此在1931年日本反动军人鼓动朝鲜人冲击中国侨商，以此挑起战争。

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每登载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生活情况。并蔑视中国人，说中国人民愚昧、无知、野蛮、文化落后。用他们的话说：“中国应由日本国来帮助整顿和开垦，使大东亚共和共荣。他们呼中国人谓支那人，又叫东印度人, 意思是歧视我们是未开化的落后民族。

由于日本国的狂妄，于1931年秋，便大举进兵东北沈阳。因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撤到了山海关内，日本国内的报纸，大肆宣扬大日本神圣的战争，说他们占据了支那大地。日军的侵华，使在日本侨居的同胞，生活处境越来越受到威胁。感到祖国的国土岌岌可危，身家性命难保，身居敌国感到耻辱。有的侨胞们提岀抗议，结果遭受伤害。有的舍弃了多年的经商积蓄，携眷回国，也有的因日本妻子而因此分手。

父亲向来以民族利益为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在敌国忧愤难竭，决心回国献身于抗敌事业。

1932年的春天，我们全家回到了家乡，在家乡开始了他的具体救国行动，先以开拓文化、设立“志成醒民书社”，普及文化教育，借以提高当地农民觉悟。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兵中国内地，父亲率群众投入了抗敌救国的战斗，不幸于1939年10月被敌伪包围，壮烈殉国，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每想起父亲，我便回忆起随父亲在日本名古屋那段不平凡的岁月。这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