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役制部队中的邹平连队
韩永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社会风云涌动，美国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逐渐形成。1964年美国又悍然出兵越南，发动了入侵北越的战争。为了开发大西南、建设大后方、保卫西南边陲、更好地援越抗美，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国务院决定从山东、河南等省征集一批优秀青年，组建中国工役制部队，去云南、广西支援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主要任务是修筑公路。中国工役制部队（首批）中的邹平连队便是在此种背景下组建而成的。
中国工役制部队是一支近似于兵役制部队而又不同于兵役制部队的特殊队伍。兵员的选拔条件和兵役制相近：18至25周岁的青年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进行体检、政审、经县人事局审查合格后，发入伍通知书。工役制部队还适当招收了部分退伍军人，年龄条件适当放宽。工役制战士转户口，生活实行供给制。战士的服装不是黄色军装，而是蓝色制服。工役制战士也叫工役制工人，又被称为支边青年。
工役制与兵役制不同的地方：
1、工役制部队带有民工的性质，不受中央哪一个部门的直接领导，而是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如山东省组建的3个团，约10000人的队伍赴滇后直接受云南省交通厅的领导。
2、工役制部队的组建带有区域性。如山东省组建的工八团的3300多名干部战士，全是由惠民、临沂、淄博、聊城等地市的人员组成，带队干部也全由山东省政府从上述地方抽调任命。再如惠民地区（现在的滨州市）邹平县组建的邹平连队，共有干部、战士199名，其中干部9名。连长牟光，邹平县林业局原副局长；连指导员纪焕夏，县农业银行保卫科原科长，其他财会、管理等6人，也是从各单位所在职工中抽调的。连队战士190人来自于好生、长山、明集等10个乡镇，编成4个排，12个班，另加上1个炊事班。各班、排长暂由连部从战士中任命，等工作一段时间后，根据工作能力，优者上，劣者下，随时由连部进行调整。
1965年5月18日，邹平连队的199名干部战士在邹平县招待所集结完毕，经3天的学习整顿，于5月21日，肩负着全县人民的委托，泪别夹道欢送的亲人，告别故乡，去张店会合大部队，乘上南去的专列，途经山东、河南、广西等九个省、市、 自治区，行程10000余华里，历时11天，到达了春城昆明。在昆明受到了云南省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云南省委、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当时的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同志在欢迎大会上热情激动地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云南的建设需要你们。希望你们立志扎根边疆，云南人民欢迎你们……。”
部队在昆明进行了整编。山东省赴滇的3个团，分别编为工七团、工八团、工九团。惠民、临沂、聊城、淄博等4个地区的被统编为工八团，全团干部战士3300多人，编为4个营，13个连（后来解散了博兴连，还有12个连）。邹平连被编为工八团二营四连。整编完毕，部队立即开赴了施工现场。
工八团赴滇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0501工程，即从昆明至河口（与越南搭界）的国防公路。这条路大部处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云贵高原上，沿途崇山峻岭、狭谷深壑、原始森林，而四连施工的碌差塘路段地势更加险要。那里人烟稀少，隔几十里甚至上百里没有村庄。碌差塘这个村处在山顶，仅有3户住家。战士们住宿在云层以上半山腰的茅草棚中，睡的是竹皮床，吃的是红米饭，喝的是南瓜汤，粮食、蔬菜要靠马拉驴驮从50里以外的界边县城运来。一旦遇雨，物资供应无继，吃饭都成问题，那里的气候又怪异多变，阴天潮乎乎，晴天热乎乎，地上湿乎乎，四季无寒暑，落雨便是冬。由于气候太潮湿，大部分同志患上了关节炎，天气多雨，茅棚大多漏水，棚内大雨大滴嗒、小雨小滴嗒、无雨还滴嗒，故每张床的上面都要挂上一块防水的塑料布，人们的茶缸、水盆也都当作接水的工具。那里毒蚊成群，甚至白天都会咬人。人被蚊咬，便留下一个大疤，进而化脓成疮。原始森林里猛兽成群，经常在战士的营地周围出没。夜里野兽的阵阵吼叫声，使本来就阴森的营地，显得更加恐怖，使人毛骨悚然。
条件再困难，难不倒英雄汉。四连的同志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战士，雷锋、王杰的精神感染着他们，他们努力克服生活、环境、气候等方面的困难，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煤油灯下学《毛泽东选集》，月亮底下谈心得。当时的口号是：为了建设大西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献出生命也心甘。六十年代，我国工业还很落后，特别是筑路系统，根本无机械化可言。四连的工地上，没有挖土机，没有装载车，连一部汽车也没有，有的只是铁锤、钢钎、推车、土筐、扁担。开山放炮靠铁锤钢钎打出炮眼，移山填壑靠的是土筐扁担。石工班的同志们开山劈石打炮眼，锤把、钢钎磨破了手、磨起了泡。战士卢令胜招钢钎时被飞锤打落了3颗牙齿，崔传升被飞锤砸伤了胳膊，但他们不叫苦、坚持不下工地……。搬运土方的同志们，车把磨破了手，鲜血顺着车把流。扁担压破了肩，鲜血湿透了衣服，染红了扁担。工作在悬崖上的同志们，身系安全绳，悬挂在半山腰挥动钢钎，排除险石，其工作之艰险不言而喻。就这样，他们不知磨尽了多少钢钎，不知压断了多少条扁担，不知搬走了多少土石方，不知建起了多少涵洞桥梁，日夜奋战在工地上。
1965年冬，越南战场上，美帝国主义发起了旱季攻势，加紧了对物资补给线胡志明小路的轰炸，北越告急。为了保证越南战场的物资供应和重型军事装备的通过，0501工程指挥部命令，0501工程必须在1966年元旦前提前完成。于是各大工程团加紧施工。战士们取消了星期天，没有了节假日，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石工班的同志们更是昼夜苦战。同志们累瘦了，累病了，但为了提前完成任务，仍顽强地奋战在工地上。 到了12月中旬，路基完成，下一步的任务是铺路面，工地上既无沥青、又无水泥，于是战士们在筑路专家的指导下，就地取材，取山坡上含铁质丰富的红土，放在大锅中搅拌，成浓粥状后，去渣留油，放入砸碎的石子充分混和，再把混和均勻的浆石倒在路面上，用耙荡平；然后用压路机辗压，这种中国独有的公路，既坚固、又经济，且质量丝毫不逊于沥青路。在路面 施工中，全部使用人工，苦和累且在其次，溅起的泥浆，洒满了战士们的身上、脸上，战士们个个成了红脸的关公，简直没了人形。就这样迎着朝霞上工，踏着星光归营，连续半个月，赶在1966年元旦前提前完成任务，保证了援越物资的运输和重型军事装备的顺利通过。
三年中，四连的战士们跟随工八团，从滇南的红河谷转战到滇西的澜沧江畔，以“敢叫高山低头，敢让河水让路”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在崇山峻岭、深山老林里修筑了从建水到石屏、昆明至河口、昆明至缅甸，总长1000余公里，质量上乘的钢铁运输线。由于四连成绩突出，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1966年，连长牟光、指导员纪焕夏先后被调往一营，分别任营长、教导员，原副连长张承平升任连指导员，原四连管理员张绵忠升任连长，四连其他干部也各有升迁。
四连的战士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处处深人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只要有可能，便利用星期天、休息日，有组织的去苗寨、彝乡帮助群众割稻、插秧；节假日则把自己编演的文艺节目送到少数民族的村寨，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赞扬。工役制战士的到来，传播了山东人民的友谊，架起了鲁滇人民友谊的桥梁。边疆人民对四连战士也像亲人一样，在滇南的塔古湾，彝族的老爹给同志们让出最好的竹楼，在毛毛头，苗家阿妈在战土们生活困难、蔬菜无继时，给连队背来了新鲜蔬菜， 并经常把甘甜的桃子、李子送到工地上；在大平滩，傣族的姐妹经常去连队为同志们缝补衣裳。热情好客的白族老乡，在节假日时则成群的把战士们拉到家中，共饮那飘香的米酒 ……。鲁滇人民的友谊神圣淳朴，就像那横断山脉的苍松翠 柏，万古长青。《云南日报》曾以《修一条路，红一条线》为题, 报导了工八团筑路中的事迹，歌颂了战士与边疆各族人民的 友谊。
云南边疆，这块神秘的土地，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交通不便、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直至六十年代中期，个别地区还没进行土改，有些法律在部分地区还不能实行。为了更好地开发建设云南，云南省委、政府与山东省政府协商，欲从工役制部队中选拔一批有知识、有能力的优秀青年提干转往地方工作，永远留在云南。于是出台了《滇、组字1966(196)号文件》，经中央批转后实施。文件规定，提干的条件是：须政治可靠、思想进步、贫下中农出身；必须是连队中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必须具有初中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且身体健康。根据条件，工八团共选择转干青年150名于1966年8月被调往滇南的建水、石屏两县，被分配到教育、金融、政府等部门。四连转干的20名青年全部调到建水县的文教系统，被分配到城 里、城关、南庄、西庄四个乡的完全小学任教师，这些同志被分配到地方后，发扬四连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克服教学中的障碍，虚心向当地教师学习请教，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在不长的时间内，便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与教学环境，与广大师生达成一片，很快创出了优异的教学成绩，受到单位领导与当地人民的好评。原四连的20名从教的教师中当年就有15名被评为优秀教师。
有谁能想到，六十年代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把工役制部队搞得四分五裂，把工役制战士推向狭谷深渊。那场“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搅乱了党政军、搅乱了公检法，也搅乱了正奋战在横断山脉深山密林中的工八团。派性狂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工八团团党委被炮轰，团长、政委被揪斗。他们破坏生产，以革命压生产，昔日那热火朝天的筑路工地变得冷冷清清，一片废墟，祥和的连队生活被搅得乌烟瘴气，他们制造谣言，混淆视听，利用战士们对毛主席的敬仰，欺骗蒙蔽群众。1967年9月，被蒙蔽的工八团的同志们，放下手中的锤，撂下肩上的扁担，大部分被裹挟，去了风城下关。四连的同志们除了24名留守工地外，其他战士干部也一律开赴下关。昔日那苍山下、洱海边如诗如画的风城，如今变得人心慌慌，形势严峻，满地沟壑路障，到处断壁残垣，处处留下武斗战场的痕迹。两派双方各自调兵遣将，一场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四连以指导员张承平为首的连队服务组（干部战士相结合的连队临时权力机构），分析了当时的严重形势，认为必须马上带领全连同志离开下关，如果不及时撤离，一旦武斗发生，将危及战士们的生命安全。四连有责任唤起全工八团战士一齐迅速撤离下关。9月21日，四连服务组起草了《紧急呼吁书》、《致工八团干部、战士的一封信》两篇文章，发至全团。四连的行动立即得到全团各连队的积极响应，各连队派出代表来四连商议撤退办法。四连的服务组及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下关的四十二师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助。四十二师决定立即派岀50辆军用卡车，分两次将八团同志们运往形势较为平静的弥度县。由于个别人的挑拨，部分当地的群众躺在公路上阻拦军车，围攻司机，只有四、五、六三个连队的300多人离开了下关，其他干部战士未能撤离。不出所料，几天后，下关发生了一场大型武斗，双方死伤惨重，八团也有几十名战士伤亡。在少数人的策动下，留在下关的2000名同志，被裹挟又去了形势更加严峻的昆明。
四连去弥度县的93名同志，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在弥度县的苜力区安顿下来。除了学习之外，还有组织地帮助附近群众干活，并成立了几十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了《红灯记》、《收租院》、《三世仇》等剧目和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为当地群众演出，且多次与当地驻军联欢。演出的成功，受到当地领导与群众的好评，好多几十里外的公社领导和山寨老乡也来聘请他们前去演出，他们很快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
“四人帮”在云南的黑爪牙，对工役制部队视为眼中钉，随着“造反派”掌权，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在昆明工八团的一个群众组织——“滇西挺进队”，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鉴于工役制部队在云南的筑路任务已经完成这一事实，中央颁发了工役制部队予以退役的文件，根据文件精神，从1968年2月，工八团的干部、战士，陆续离滇返鲁，到1969年4月，邹平连队的197名同志（有两名战士在云南牺牲）全部回到邹平。提干转地方工作的20名同志是最后一批回山东的。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赵健民同志平反昭雪，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滇西挺进队”也得到彻底平反。政府对在云南受伤的战土和阵亡战士的家属、亲属作了妥善的照顾、安排，并为在云南省已提干的同志落实政策，重新安排了工作，原四连转干的20名同志，被分配在邹平县教育、工商、电业等7个行业。原工役制部队的同志们历尽沧桑，如今都已年近花甲，但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感召下，发扬当年的支边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自强不息，抓住机遇办工厂、开商店、跑运输、搞基建，有的成了种田大户、养殖专业户，有的成了厂长、经理，有的成了校长、主任，在各自的岗位上，爱岗敬业，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为振兴邹平经济，发挥余热。
中国工役制部队的组建，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需要，是开发大西南、建设大后方的需要，是党中央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其在滇所修筑的国防公路，接通了云南境内的公路网，对沟通国际关系，发展对外贸易，搞好民族团结，繁荣西南经济和进一步开发建设大西南都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0501工程的完成，对六十年代的抗美援越和八十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转载自邹平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