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分北宋和南宋，对于章丘而言，只经历了宋朝的北宋时代。
自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代后周而建北宋至公元1127年“靖康之耻”为金所灭，凡历9帝168年，为北宋。在整个北宋时期，章丘的政治建置初沿唐、五代之制，分属齐州、章丘县和临济县，咸平四年（1001）废除临济县为镇；景德三年（1006年）置清平军于章丘县北；熙宁三年（1070年）废清平军即县治，置军使；政和六年（1116年）升齐州，归大宋京东东路济南府所辖。
北宋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历史时期，它自立国伊始，即强邻压境，自始至终国力萎靡不振，屡屡为少数民族政权辽、金、夏所欺凌压迫。但其文化却多姿多彩，影响甚远，在学术上，北宋理学使儒学真正哲学化，在史学上也是硕果累累，而对于文学艺术中词的建树，更是别具一格，堪称一绝，另外北宋的古文、通俗文学及戏剧说唱艺术也友展迅速，创造了中华文明史上北宋独有的文化特色。在北宋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下，北宋时代的章丘是文人荟萃之地，就文学而言，眉山三苏父子——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杨庭秀、王禹偁、曾巩、范仲淹、祖择之、黄庭坚、王寿卿都曾游历章丘，而章丘，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宋刑部侍郎强干能臣李惟清、不应辟召处士廉复、隐士穆宾、不弃糟糠刘庭式等等，而章丘才俊中之佼佼者当属李格非、李清照父女。
然而貌似发达的北宋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矫枉过正，却是国弱民贫。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也不断尖锐和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先后出现了王小波、方腊、梁山泊等大规模农民起义。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图强未竟，反而引起党争之祸，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已无法调和，公元1127年，内忧外患的北宋最终招来“靖康之耻”而走向灭亡。其后，章丘陷入了伪齐、金与南宋以及从辛弃疾、耿京之后遍如牛毛的起义、割据者的纷争之中。
中国的古典小说，起源于六朝以来的志怪篇、唐以来的传奇及历来之稗史、杂传、笔记及各种白话小说，到了宋代，国家以举国之力编篡了《太平广记》，该书共五百卷，是对宋朝以前文言及白话小说的一次检阅和总结，引小说稗史及释道杂书共四百余种，按题材类别编排。全书志怪气息浓郁，不过也保存了大量志人小说和不少单篇唐人传奇，其中，相当一部分篇幅卷佚是有关章丘的事故，今一一列于下：
卷九十八
卷一百二十六
卷一百四十四
《崔雍》
卷一百四十六
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六十一
卷一百六十二
卷一百六十三
卷一百六十四
名贤
卷一百七三
卷一百七十五
卷一百八十
卷一百八十一
《杜牧·崔郾》
《苏景·张元夫·崔慎由·崔安潜》
卷一百八十二
卷一百八十三
《孙龙光》《崔昭矩》
第一百八十四
卷一百八十六
卷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九十八
卷二百二十
卷二百二十四
卷=百三十六
卷二百三十七
卷二百四十
卷二百四十二
卷二百五十六
卷二十五十八
卷二百六十五
卷二百七十二
卷二百九十五
卷三百二十六
卷三百二十七
卷三百三十
卷三百五十九
《顿丘人》
卷三百六十二
卷三百六十七
卷三百八十八
卷三百九十六
卷三百九十七
卷四百一十
卷四百一十三
卷四百四十二
卷四百四十八
卷四百六十四
卷四百六十九
卷四百九十四
这些文学作品基本上涉及到了章丘人唐代之前生活的全部领域，差不多集中了唐代以前有关章丘的大部分小说，不论其人物、地名、风俗、物种，对于章丘的古代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小说《张长史》中，写了庐州张长史本想骂其女婿唐临济令李回，结果因千里奔骂，误把全节县当了临济县，痛骂了全节令李回的故事，其谬误之甚，读来令人喷饭；又在小说《崔罗升》中，写了清河崔罗什与长白山西夫人墓——平陵刘府君妻人鬼之间的一段爱情故事，缠绵绯恻，读来让人掩卷暇思；在笔记《瓦松赋》中一方面赞扬了全节崔融的文才，一方面又笑他学识未广之事，不一而足……《太平广记》中的这六十则关于章丘的传说故事，若集中起来，应是章丘唐代之前的小说总集。
北宋苏轼畅游章丘，因而留下了吟咏龙山的名篇《阳关词·小秦王》“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断肠声。”曾巩久于历下，对章丘山水也有流连，他对济水与百脉泉的考证可谓精详。
北宋时范仲淹曾读书于章丘长白山中醴泉寺，并在黉堂岭上黉山书院读书发金不取，建成雪山寺，成为章丘一大景观，为其后章丘历代文人所缅怀。
北宋时，河南上蔡人翰林院知制诰龙图阁、集贤院大学士祖无择曾来章丘，因爱明水水树，章丘风光，遂多留咏，其中有咏《明水镇水陆禅院》一诗，是明水镇自五代以来最早见于史册的一首传世七言诗，文日：
“谁卜精蓝若画屏，四边山色与泉声。野僧惯见心应乐，俗客偷来骨亦清。晚吹乍回香篆破，晓云才散蜡灯明。吏人莫怪徘徊久，自得闲情减宦情。”
其诗描写了明水的山色、泉声、精蓝、野僧、晓云、晚吹，语句清丽，风格明快，至今为明水文人所传诵呤峨。
北宋时章丘隐逸文学名士有二：一是女郎山下穆宾字庭秀，一是明水湖山之麓廉先生。穆宾没，洛阳王寿卿（祖无择外甥）、洪州黄庭坚为其题神道碑；廉先生没，章丘绣江李格非为题碑记并序文，这些人皆北宋时中国一流之名士，文学、才艺冠于当朝者。
北宋时章丘名进士刘庭式，字得之，文章词赋皆精妙，与苏轼曾同官于密州（见《宋史·刘庭式传》）二人相交过往相厚。刘庭式不弃糟糠之高风亮节，风华绝代，曾令苏轼钦服。后刘庭式弃官学道，隐迹于庐山太平观，以高寿九十余岁而羽化。
北宋时章丘名士李格非，为苏轼门“后四学士”之首，（苏前四学士为：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与苏门名学士廖正一、李禧、董荣以才名著于世。李格非苦心于词章，精理于经史，幼而好学，长而博学，文章辞赋成就与汉晋名家相并，宋人尹少稷赞之“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宋韩滹《涧泉日记》）李格非一生著述极富，名录《宋史·艺文志》者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辩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名录于《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有：《李格非集四十五卷》；录于《涧泉日记》上有：《李格非济北集》；录于张邦基《墨庄漫录》有：《李格非·历下水记》；录于《章丘县志·金石》有：《廉先生序》；录于南宋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有：《李格非·书战国策后》；另外尚有：《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牍》）；《傅尧愈疏》（《中州金石录》）《破墨癖说》（《墨庄漫录》）《李格非论文章》（彭乘《璺客挥犀》）及《祭李清臣文》《杂书》等等，其诗传世于今者仅三首：《哲宗幸太学唱和集》《过临淄》《试院》断句有《挽鲁直》，皆见于章丘《绣水诗钞》。李格非在其《过临淄》诗中道：
“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
词句婉雅衰悯，淡泊怅惘，令人读后荡气回肠，颇生怀古之思，兴衰之叹。
李格非之妻为状元王拱辰孙女，亦有文名。
就终北宋而言，宋代章丘诗词成就最高者为李清照，她是绣江李恪非的女儿，历北宋、南宋两朝。
李清照（1084-约1156年），少年好有诗名，十八岁嫁给金石学家赵明诚，北宋亡，她辗转南逃，只身漂泊吴楚旧地。她是中国文学史上诗词成就最大的女作家，她曾写过一篇《词论》，把北宋名家一一点名批评了，而她自己的词，的确已臻化境，几近完美无瑕。她最显著的艺术特征是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指意尖新而委婉感人，但其词以“靖康之难”为分界有前后风格、内容的不同：前朝词主要写爱情相思，风格清婉明快；后期词则写乱离之情和故国之思，变得伤感甚至凄历。如名篇《声声慢》，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叠字咏叹耸动词坛，传誉千年不衰，历代中国文坛将其推崇备至，她独创的“易安体”婉约词风，使她成为一代词宗，她在文化史上的显要地位和影响，使她又成为享誉中外的女性之豪。李清照的著作很多，存于《宋史·艺文志》的有：《易安词》六卷；《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存于焦弦《国史经藉志》有《李易安集》十三卷；传世者有《漱玉词》一卷流行；其文传世至今者犹有《打马赋》《打马图序》《投翰林学土綦崇礼启》《金石录后序》《祭赵湖州文》《词论》《汉巴官铁量铭跋尾注》《贺人孪生启》，其诗流传者有十八首，其中以《乌江》绝句最有名：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而中国历来对李清照著作的研究评论文集，林林总总，则已难计其数了。
李格非（约1045~约1105年）北宋文学家。字文叔，山东章丘人，女词人李清照父。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二首》诗序中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可知其父祖辈皆为“蚤有盛名，识量英伟”（《宋史·韩琦传》）的学士韩琦的门下士。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著《礼记说》数十万言。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初任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试学官，后为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
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为自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著名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证其为人，传其不朽。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官太学录。他专心著述，文名渐显，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俱有文名，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元祐四年（1089年），官大学正。[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10卷，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富弼）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谢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绍圣四年（1097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内排挤元祐旧臣。李格非因名列“元祐党”，被罢官。《宋史·李格非传》：“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见《宋史·徽宗纪》）。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但禁止到京师及近钱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当时的齐州知州梁彦深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题名曰：“朝请郎李格非文叔”（乾《历城县志》）李格非卒年不详，《宋史·李格非传》仅载：“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刘克庄评论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然亦多佳篇（《后村诗话》续集卷三）。《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南宋楼昉谓其文“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崇古文诀》卷三二）。也能诗，《过临淄》、《试院》等篇清朗雅洁，为人所诵（《后村诗话》续集卷三）。著有诗文四十五卷，今已佚（同上书）。其《洛阳名园记》自宋时即有单刻本行世，今存《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全宋诗》卷一○三一录其诗九首。《全宋文》卷二七九二收其文一卷。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只可惜各书皆佚，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
李格非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犊》）、《傅尧俞疏》（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墨庄漫录》、《人冷斋夜话》）、《李格非论文章》（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
齐鲁书社出版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家石头上的文献——曲阜碑文录》，第169页可见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上面写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二十八日率褐、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
李清照（1084年3月13日～1155年5月12日）号易安居士，山东省济南章丘人。她生于神宗元丰七年二月初五日（公元1084年3月13日），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公元1155年5月12日），是北宋最富盛名的女词人。
李清照的成长，与她所处的自然环境也是分不开的，她的父亲李格非是北宋名士，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后官至提点刑狱、礼部员外郎。李格非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而李清照的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也很有文学修养。
李清照幼年，大部分时间是在风景如画，人文荟萃的家乡章丘渡过的。大约在她五六岁时，因父亲李格非作了京官，她便也随父母迁居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她是在东京长大的。由于家庭的原因，特别是父亲李格非的影响，李清照少年时代便工诗善词。
那时候，北宋统治阶级享乐成风，东京表面上仍极繁荣。李清照作为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大家闺秀，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不可能像男子一样走出家门。接触整个社会。但她毕竟出身于城市，不像乡村地主家里的女子那样闭塞。她不仅可以划着小船，嬉戏于藕花深处，而且可以跟着家人到东京街头，观赏奇巧的花灯和繁华的街景、这一切，陶冶了她的性情，丰富了她的精神生活。李清照爱好自然的性格和描摹的自然的能力，说明了她曾经受过故乡章丘百脉泉的涵育，而她在爱情描写上的"毫无顾忌"，显示了都市社会风气和文学气氛对她的熏染。
十八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婚后，清照与丈夫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夫妇擅朋友之胜”。李清照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赵父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官右丞相。婚后，她把整个身心都放在文学艺术的深造和金石文字的收集研究上。她同赵明诚互相砥砺，进行词的创作，技法日臻成熟。一年重阳节，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当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据《嫏环记》载，赵明诚接到后，叹赏不已，又不甘下风，就闭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日三夜，写出五十阙词。他把李清照的这首词也杂入其间，请友人陆德夫品评。陆德夫把玩再三，说：“只三句绝佳。”赵问是哪三句，陆答：“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然而好景不长，朝中新旧党争愈演愈烈，一对鸳鸯被活活拆散，赵李隔河相望，尝尽了相思之苦。而到了公元1127年，北方女真族（金）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南逃，李清照夫妇也随难民流落江南。飘流异地，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给她带来沉痛的打击和极大的痛苦。后来金人铁蹄南下，南宋王朝腐败无能，自毁长城，最终没能重整山河。
同年，赵明诚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在一次城中叛乱中，赵明诚缒城逃跑，使得李清照对其心灰意冷，并于第二年逃亡江西途中，行至乌江时写下有名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讽徽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表达对宋王朝的愤恨和逃亡者的遗憾，李清照称赞项羽，一边也暗讽明诚，赵明诚自感羞愧，心情郁郁，后死于上任湖州知事途中。
在李清照孤寂之时，张汝舟（一作张汝州）为骗取李清照钱财，趁虚而入，对李清照百般示好。李清照当时无依无靠，便顶世俗之风嫁给张汝州。婚后，二人发现自己都受到了欺骗，张汝州发现李清照并没有自己预想中的家财万贯，而李清照也发现了张汝州的虚情假意，甚至到后来的拳脚相加。之后，李清照发现张汝州的官职来源于行贿，便状告张汝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妻子告发丈夫，即使印证丈夫有罪，妻子也要同受牢狱之苦。李清照入狱后，由于家人收买了狱卒，入狱九天便被释放，这段不到百天的婚姻就此结束。
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李清照“虽处忧患穷困而志不屈”，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晚年，她殚精竭虑，编撰《金石录》，完成丈夫未竟之功。金兵的横行肆虐激起她强烈的爱国情感，她积极主张北伐收复中原，可是南宋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偏安一隅，使李清照的希望成为幻影。多年的背井离乡，她那颗已经残碎的心，又因她的改嫁问题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诟渲染，受到了更严重的残害。她无依无靠，呼告无门，贫困忧苦，流徙飘泊，最后寂寞地死在江南。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罕见的才女，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而尤精诗词。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一样令人崇敬，她既有巾帼之淑贤，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她不仅有卓越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而且有高远的理想，豪迈的抱负。
她在文学领域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同代人中，她的诗歌、散文和词学理论都能高标一帜、卓尔不凡，而她毕生用力最勤，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则是词的创作。
李清照的词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多写其悠闲生活，多描写爱情生活、自然景物，韵调优美，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潭秋》等；后期多慨叹身世，怀乡忆旧，情调悲伤，如《声声慢·寻寻觅觅》。李清照的词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她不追求砌丽的藻饰，而是提炼富有表现力的“寻常语度八音律”，用白描的手法来表现对周围事物的敏锐感触，刻画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达丰富多样的感情体验，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词作中，真挚的感情和完美的形式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她将“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发展到了顶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易安体”而独树一帜，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以致赢得了婉约派词人“宗主”的地位，成为婉约派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她词作中的笔力横放、铺叙浑成的豪放风格，又使她在宋代词坛上独树一帜，从而对辛弃疾、陆游以及后世词人有较大影响。她杰出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赞扬。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美誉。
李清照亦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李清照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等著作，但久已不传。现存诗文集为后人所辑，有《漱玉词》一卷，《漱玉集》五卷。代表作有《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醉花阴》、《武陵春》、《夏日绝句》等。
廉复（约994～1084），河南祥符县人，北宋时期齐鲁著名隐士。为避朝廷征召，宋天圣年间(约1032)从河南祥符迁到今章丘明水街道办事处西的绣江河源(胡山北麓)居住。
廉复自幼饱读诗书，颇富才华。但时值北宋王朝守内虚外，积贫积弱，朝廷内无能冗员充斥朝廷，党争纷起，廉复憎世仇俗，无意于官场。定居明水后，他谢绝与官吏来往，独心研究《易经》，研读之余便带领儿孙在眼明塘北、砚池山南的一片荒坡上创建家园。不几年功夫，就开垦出良田百亩，把一片荒坡治理成“茂林修竹、溪深水静、生活富足、人丁兴旺”的美丽庄园，人称 “廉家坡”（现在明水镇廉坡村）。
四五十年后，已近90岁的廉复鹤发童颜，以至于有人怀疑他是食仙丹度日，有点石化金之术的神人，一些不事劳作的人竟向他求学法术。廉复对他们说：“治家必先‘诚于家’，诚则生爱，爱家才能理家、发家。治国和治家是一个道理，就是有人问我治天下的方法，我也同样回答他。”他的朋友王文恪公成为高官显宦后欲推荐他到朝中作官，因了解他的脾性，怕他不可屈就而中止了这个打算。
宋治平年间，宋英宗赵曙下诏求贤，当时的齐州刺史王才叔发现了廉复，力促他入朝为官，廉复却私下安排他的弟子胡鄢代顶。
廉复的博学多识、高风亮节得到了明水镇当朝官宦李格非的祟视，每次回乡探亲，必与其兄李和叔带领子侄去廉家坡拜访他，向他求教经学文艺，畅谈时政国事，礼尚往来，遂成莫逆之交。宋元丰七年（1084），90岁高龄的廉复无病而死。
为表达对这位隐君子的怀念，李格非于宋元丰八年（1085）九月十三日亲自撰写了《廉先生序》一文，颂扬廉复淡泊清白的一生“以记名实”。当时的太学诸生曾把这篇序文奉为经典而传诵天下，一时廉复竟被儒者尊为先师。宋宣和五年（1124）正月，廉复的孙子廉宗师、曾孙廉理把李格非所撰序文刻之于石立碑祭祖，又请李格非的侄子李迥为碑文写了题记。明弘治以来，《章丘县志》皆对廉复有记载，明末隐居学者张光启曾多次寻访廉复遗踪，以表示对他的深深悼念和敬意。
在清代章丘名士焦毓栋为康熙三十年《章丘县志》所作的序中，曾大赞章丘“川岳之灵、名贤辈出”，其中提到了章丘北宋名士刘庭式，云：“周璆、刘庭式之亮节，百余年宁讵无其独行？”文中的刘庭式，即是北宋的章丘名贤，以高风亮节卓异之行而名标《宋史》，云：
“刘庭式，字得之，齐州人，举进士。苏轼守密州，庭式为通判。初，庭式未第时，议娶乡人之女，既约，未纳币。庭式乃及第，女以病丧明，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岂可负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数子。后死，庭式丧之逾年，不肯复娶。
苏轼问之曰：‘哀生于爱，爱生于色。今君爱何从生，哀何从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为妻也耶？’苏轼深感其言。
庭式后监太平观，老于庐山，绝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飞，以高寿终。”
刘庭式不弃糟糠的故事，还见之于《东坡全集》第九十三卷，中有一篇《书刘庭式事》，文中记叙的便是章丘名士刘庭式这段遵约守信、进士及第后不负盲女的感人故事，正与《宋史》记载相吻合。
原来，眉山苏轼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时，章丘刘庭式以殿中丞通判密州，而苏辙则在齐州(治所在今济南)任掌书记。当时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其间少不了要谈到各自身边的一些同僚，其中即包括刘庭式。苏辙曾在信中告诉苏轼：他从济南当地老百姓的言谈话语中了解到，刘庭式是位懂得礼仪的人。在未考中进士之前，刘庭式曾“议娶乡人之女”，有了婚约，但尚未送聘礼订亲(按古代的礼制，这种情况并不能算订婚)。后来，刘庭式考中了进士，而那个女子却因病而双目失明了。由于女子家务农为生，而且非常贫穷，所以就不敢再向刘庭式提婚约的事，也有人劝刘庭式娶盲女的妹妹为妻，刘庭式听后笑着答道：“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于是，刘庭式最终娶了盲女为妻。
婚后，刘庭式和盲女十分恩爱。在调任密州通判后，他还把盲妻接到了任所。后来，盲女在密州去世，刘庭式十分悲伤，哀痛之情经年不减，一直不肯再娶。
有一次，苏轼问他：“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子娶盲女，与之偕老，义也。爱从何生，哀从何出乎？”
刘庭式回答说：只是因为我知道死去的是我的结发妻子而已，她有目是我的妻子，无目也是我的妻子啊！如果我因她容貌俊美才生爱恋之意，因对她有爱恋之意才生哀痛之情，那么随着她逐渐变得年老色衰，我对她的爱恋之意就会越来越少，她死后也就不会有哀痛之情了。如果那样的话，那些站在大街上挥舞衣袖、用眼神挑逗男人、卖弄风流的女人，岂不是都可以娶作妻室了吗？
苏轼听了刘庭式的这番话后，深为赞叹，并且说：“子功名富贵人也。”
当时有人笑话苏轼的这话有点言过了，苏轼遂以三国时羊祜(字叔子)的例子来为自己的断言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羊祜娶夏侯霸女后，当夏侯霸叛魏入蜀、“亲友皆告绝”时，羊祜却能一如既往地对自己的妻子恩礼有加。后来，羊祜最终成为了西晋的开国名臣。然后，苏轼说：刘庭式的品行和羊祜差不多，因此，他如果不能大富大贵，就会得道而成正果。在座的客人听完苏轼的话后仍不相信。
在文章的最后，苏轼写道：昨天(苏轼的这篇书事作于元丰六年七月十五日)有人从庐山来，说刘庭式现在在庐山监太平观，面目奕奕有紫光，上山下山，往返六十里而步履如飞。
苏轼听到这一消息后特别高兴，因为它证明自己八年前的预言是正确的。于是，苏轼立即写信，把这则消息告诉了密州的乡贡进士赵杲卿(字明叔)，因为赵杲卿与刘庭式是好友，亦有行义，而且当年苏轼说刘庭式是“功名富贵人”时他也在场。
由于苏轼在当时文坛和政坛上的重要地位，刘庭式遵约守信、不负盲女的事迹很快随着苏轼的这篇文章而流传开来，比如宋代的李昌龄在《太上感应篇注》、吴曾在《能改斋漫录》、谢采伯在《密斋笔记》、祝穆在《古今事文类聚后集》、章定在《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王称在《东都事略》、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都据苏轼的这篇书事转述了刘庭式的事迹。
因苏轼的这篇书事，刘庭式的故事不胫而走，最终名垂史册。在元代脱脱等人所修的《宋史》第四百五十九卷《列传第二百一十八·卓行》、明代李贤等撰的《明一统志》卷二十二《山东布政司·人物》、清代乾隆年间所修的《钦定续通志》卷五百二十八《独行传》和明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十八之二《人物二》、《列传八·孝义》中皆有其传。
关于刘庭式，苏轼在熙宁八年(1075)所作的《后杞菊赋》中还提到：当时他和刘庭式经常一起沿着古城废圃寻找杞菊充饥。刘庭式亦能诗，《全宋诗》中即收有其诗作。
李惟清，字直臣，本夏邑人，其父仲行为章丘薄，遂而家焉。开宝（宋太祖赵匡胤的年号，公元968——976年）中，为涪陵尉，撘巫觋，变民医，药宦官，督术不法奏杀之。改御史，清减盐价，復察酒耗，充盐铁使，累官刑部侍郎。子永锡，光禄丞相，永德殿中丞。（以上见嘉靖《山东通志》）。以三史释褐，赠户部尚书，为人有钩锯，临事峻刻，所至称强干（以上见弘治《章丘县志》）。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历史源远流长，其上可推于上古三皇五帝时代，萌生于黄帝天人一贯之际，胚胎于三代，充实发展于周末先秦，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而至于今，曾对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民俗、文学、天文、历算、医学、地理、物理、化学、科技等诸多领域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章丘有着与中华民族同步的文明传承，道教在这里经历了其产生衍变的全过程，在章丘的名山胜水间，与许多名胜古迹一起演绎着一段段历史故事和传奇。从邹衍及其弟子创立方仙道以降，历来出过很多道德高流，如秦汉的白兔公、晋代的元阳子、瑕丘仲等等，唐代的司马承祯在其《洞天福地天宫地府图》中，更把章丘北部的长白山列为七十二福地之一，迄于宋初，章丘的道观就有龙山太清观、女郎山三清观、文祖三官庙、水寨水母庙、埠村鹅庄老君观等等，由于李唐王朝的推奉，当时的老君祠遍及全境。
宋初立国，关于宗教的信仰及政治地位，多承袭唐代旧制，三教并崇。在章丘长白山中，隐栖着许多道门清流，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厌倦了五代十国的战乱，更有些人是不愿做官出仕，自甘淡泊，炼丹修炼以求长生。
宋太宗淳化、至道，宋真宗咸平、景德、祥符年间，范仲淹读书于章丘长白山醴泉寺，曾发金不取，助梵僧在黉堂岭上建雪山寺。当时长白山中隐栖着一位道士，范仲淹与其相厚，道士姓洪，名星桥，别号渔庄，原是淮阳人氏。洪星桥在长白山中，用毕生精力，研究黄白之术，造诣高深。其仙逝后，将其术及方书托给了范仲淹，范仲淹与洪星桥之子将书中妙道记录下来，便成了道教丹派的一部重要经典《渔庄录》，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书作序，一时大行于天下。其序云：
“《渔庄录》者，乃金丹玄语也。先君（指范仲淹）少时，入长
白山，潜心志学，常与一术士游。其术士善炼水银为白金。临终时，
其子幼无所托．见先君笃诚，嘱以后事，将死汞一斤，并其方书，投
于先君怀中而卒。先君得其旨要，参诸丹经，无不符合，而试之果成。
但先君宦游中外，不暇为此，欲闻于人，又恐惊世骇俗，故还给其子。
其子见别人为此皆妄相传授，乃再与先群谈玄，因录其玄妙之语也。
大宋元祐七年春二月尧夫范纯仁序”
此书传到清朝，又有李保乾再序云：
“宋淮阳隐士洪星桥，别号渔庄，年八十，精黄白术，素与范
文正公善，及病，告公日：‘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奈不能待药成，一
子甚幼，不堪相托，请以付公。’即以方书一帙，白金一块，投公怀而
卒。公藏之，及其子长成，乃召而告之曰：‘汝父有玄术，因汝幼，故
托我，今汝成人，当以付汝。’出而授之，封缄如故，遂名其书为《渔
庄录》……但是书流传既久，抄藏者每多互异，其为盲目方士妄加删改
无疑，……因见其言言真谤，语语惬心，不忍使隋殊和璧没于尘埃，而
渔庄老人嘉惠来学之苦心，就足以长垂不朽也。
时同治元年岁次王戎蓉城复初子李保乾识”
按此书，见收于《道藏·渔庄邂逅录》、《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影响甚巨。
宋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契丹犯境，逼宋降迁，时大臣多建议迁都，唯寇准主战，并力谏真宗亲征，遂于澶渊大败敌军。宋真宗本应恢复失地，乘胜前进，但他消极厌战，竟与契丹人订了澶渊之盟，割地赔款，一时举国民心大丧。真宗失意之余，怏怏不快，便留心于宗教，听从枢密使王钦若之言，以“神道设教”大搞麻痹、愚弄天下人的“天书运动”，并改元为“大中祥符”，又效仿当年李唐推老子为道教教主，推出赵姓神仙赵玄朗为道教教主，奉为圣祖，并因此改了孔子谥：由玄圣改为至圣，以“玄”字犯讳。然后诈言天下人说：“神道圣祖降天书，实国家之瑞祥，可以封禅泰山了。”然后在泰山上又搞了次“天书下降”活动，并为此建了岱庙的大殿“天贶殿”——即今天的宋天贶殿。
宋真宗这种掩耳盗铃的活动大大推动了道教的发展，道士的地位扶摇直上，宫观的数量一时大增，时章丘道士王中正，幸遇隆宠，被封为道门仙师，左武卫将军，见于宋史云：
“（大中祥符）二年，已酉，以方士王中正为左武卫将军。……得龙图阁，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
王中正得宠后，主持督造了泰安宋天贶殿，并任岱庙主持。同时奉敕重建了位于章丘埠村的通真观，易名三清观，自居首庙阁。一时章丘埠村三清观成了远近驰名的道教中心。
章丘埠村三清观由于皇封敕建，规模宏大，与泰安天贶殿是同一设计者，同时施工集中了当时皇家建筑水平，计有真武、三清、四御、三官、对峙、老君、关帝、城隍、土地、赵公元帅等庙宇殿堂三十六座。香烟延续到明洪武年间，形成为天师道传布中心，出了唐义松、苗智泰、陈智德、赵智安、李殿臣、王本霞、马仁镇、牛仁满、杨义和、卢礼文共十大仙师，其徒众遍及山东及全国各地。
按：有章丘埠村老人传说，埠村三清观建于宋乾道九年即1165年，因宋孝宗皇帝夜梦太上老君，特颁旨天下，广修道院而造，有误。因宋孝宗乾道九年时，章丘早已是金朝地盘（金大定十三年），宋孝宗的敕命不可能在金朝施行。且宋孝宗乾道年间，起用朱熹，又以虞允文、梁克家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举国以儒政主治，奉行修身、务学、恤民、抑侥幸、摒谗吉的修治之策，并不一味崇道。事实上，历史记载以夜梦太上老君、赵玄朗，并封赠太上老君为“混元上德皇帝”，赵玄朗为“圣祖司命天尊”的皇帝是宋真宗，是他以此颁旨天下，广修道院，且王中正也是宋真宗时人。所以，埠村三清观应建于祥符年间为准。
王中正是天师道的领袖人物。“正”是其辈谱，其同辈人张正随在祥符八年秋九月(1017)。还被宋真宗封为“天师道贞静先生”，可见当时他们一支道派是相当得宠的。
宋真宗皇帝以神道设教为政治目的，假托梦寐，捧出神仙赵玄朗为道祖，利用群众心理，使举国上下，醉心于道教情愫，藉此来掩饰军事外交之失败，其最终后果，是导致道门泛滥，发展到徽宗时，沉缅道术，并自号“道君皇帝”，追求清虚，迷信鬼神，异想神道救国，终遭靖康之变，国破家亡，身为囚俘。历史又一次警世：凡利用宗教作为愚民政治的治术，其后果必亡。
宋神宗熙宁年间，河南人穆宾，字庭秀，羽化于章丘女郎山之阳。先是，穆宾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出口成章，但无意仕途，淡泊清虚，性喜黄老之学，所以中年以后，即由家乡河南云游来章丘，隐栖于女郎山之阳，清修寂定。自康定年间至熙宁初，道名颇盛，著述极富，门下求道者络绎不绝。羽化后，洛阳王寿卿为其题墓志铭“字画臻妙，可嗣阳永”。神道表端有黄庭坚题跋。
穆宾碑书法精奇，作为章丘名碑，曾被清康熙年间御制《佩文斋书画谱》收入，（同时被收录的还有醴泉寺志公碑）。因为此碑集两位大书法家之真迹，是难得的艺术珍品，惜已失其所终。考《书史会要》云：“王寿卿，字鲁翁，洛阳陈留人，祖择之之外甥，奉召至京师，使篆字说辞以兴王氏之学，书法得阳冰笔意，绝妙异常，非章友直、陈唏毕所能管摄也。”而黄庭坚书法，亦绝妙。为宋时巨笔，《山谷集》云：“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举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精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自号山谷道人。”
穆宾没后能得黄庭坚、王寿卿这样的大家为其作墓志铭神道表，足见其生平名望极重。
田浩，字豫，宋人，俗家历城人，隐修道妙于嵩山，后因爱明水山水，遂移来卜居，后仙去，事迹见载于康熙年间《章丘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