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忆马耀南同志
刘矫非
马耀南同志是山东省长山县人，天津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七七”事变前任长山中学校长，在学生中积极宣传爱国主义和抗日主张，同时容纳进步教师。当时在长山中学任教的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邓甫臣等都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冬，他同廖容标、姚仲明等一起发动了黑铁山起义。起义后，先是以长山中学的进步学生为骨干，成立了长山抗日游击队，不久部队得以扩大，并容纳了邹平张景南所属的一部分地方势力，遂将部队番号改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马耀南、廖容标、姚仲明、赵明新等同志领导下，在长山、邹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深受当地群众的拥护。
我在“七七”事变前，曾在邹平梁漱溟先生主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任军事教官。那时马耀南已是当地的知名人士，但我并不认识。后来为了糊口计，我又到滕县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很快侵占了北平、天津，又沿津浦线南犯，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侵占济南。一九三八年初，滕县沦陷。我这时已不可能继续教书，眼见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真是满腔悲愤，但又深感报国无门。这时传来了黑铁山起义的消息，使我的心情为之振奋。于是我决心北上，寻找黑铁山起义的同志，想参加抗日的队伍。一九三八年初，我从滕县到了邹平，住在一位亲戚家里。马耀南同志的队伍驻在邹平，我就很想见见他。这时有位同事叫怀焕文，他和马耀南的二弟马晓云是旧交，通过怀焕文的介绍，我终于见到了马耀南。就在那年三月初的一个晚上，马司令热情地接见了我。他很朴实，以礼待人，先是问到我的经历，没有很多客套就转入正题。当他问到我对抗日的看法时，我就毫无顾忌地将从滕县到邹平一路的见闻和观感说了。大意是说，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只要广泛发动和组织他们，抗日队伍就能不断扩大。但也有少数不纯分子口头上喊抗日，实际上是拉自己的势力，对这些人要警惕。马司令听后赞许地点点头，并说：“现在国家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要联合一切力量抗击日寇，只要这个大目标一致了，就可以抗日一家嘛。”接着他畅谈了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最后说：“咱们是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既然刘先生有志抗日，希望到部队里来，咱们一块干吧！”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教益，正是由于他对我的开导，不久我便参加了他所领导的队伍，被安排在司令部当参谋。
那时候，队伍初建，有些人思想不稳定，特别是一些下层干部，顾虑较多。马司令经常叫我了解一些情况，并让我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那时部队中有几个队长，其中两个是来自“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另一个是我的内弟刘树青，他们和我无话不说，我得以知道他们的顾虑是怕局势不定，担心国民党投降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再次反共。我就对他们讲抗战的前途，从而打消了他们的一些顾虑。
有一次，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一个姓李的委员来找马司令，述说了国民党所谓“安内攘外”的一套道理，马司令听不进去，就直截了当地对那人说：“国难当头，抗日一家。自家不抗日又反对别人抗日，那一套行不通了。”那人走后，马司令对我谈起了这件事，他说：“把朋友得罪了，可是没有办法，观点不同嘛！”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抗日的信念是十分坚定的。
马耀南同志对待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穿着很朴素。身为司令，没有官架子，大家都乐意和他接近。他到部队，战士们把他围起来，说长道短，如同家人。他在社会上层，常有一些社交活动。但他讨厌吃喝拉拢那一套陈腐作风，有时他出去做社会人士的工作，后勤部门准备些钱让他带着备用，他不但不带，却反而说：“咱不搞那一套，省下几个钱改善战士的生活。”
马耀南同志对生活条件从不计较，对自己和对周围同志的学习却要求很严格。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一些书刊，一有空就坐下来翻阅，常常是废寝忘食。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休息的空间，他拿出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阅读，见我走过去，就指给我说：“现在就是应该好好学习，不学习眼界就窄。过去我光知道要抗日，打鬼子，不懂得什么是统一战线。现在通过学习，才知道了抗日统一战线的许多道理。”
一九三八年六月，杨国夫同志来到这支部队。在此以前，廖容标同志带了部分队伍到铁路以南开辟根据地，就是后来的四支队。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正是抗战一周年纪念日，我们在邹平城城隍庙召开大会，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副司令员杨国夫，政委霍士廉，政治部主任鲍辉。但是在部队改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原来的“第五军”，包括长山马耀南和邹平张景南所属的两支队伍，名为一体，实属暂时的联合。马司令胸怀大局，襟怀坦白，在部队改编时，积极推动，张景南则心怀鬼胎，迟疑不定。由于地域观念和政治立场等原因，张景南对改编工作一直持消极态度。在酝酿改编的过程中，常流露出不满情绪。马耀南同志出于团结抗日的动机，针对部队改编问题对张景南做了很多工作，却始终未能改变他的立场。这期间我曾向马司令建议：“此人骨子里反动，实在争取不过来，就不如把他除掉。”当时马司令不同意这样办。就在这天夜里，张景南只身潜逃。
这之后不久，张景南就作为顽固派的八大司令之一，与一些顽固势力相勾结，联合起来围攻三支队。上级调来马保三同志领导的八支队，将他们赶跑了。后来，我们在东范庄又包围了张景南，因为走漏了风声，又让他跑掉了。这时我又对马司令说：“当时您听我的话就好了，留下这个祸根，以后少不了找麻烦。”他郑重地说：“当时张景南的行迹还没暴露，我们那样做，群众不理解，不利于团结抗日。如今他不抗日，反人民了，怎么惩罚他都行，群众也不会埋怨我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
部队拉到淄川，驻在佛村时，国民党淄川县长来拜访他。县长走后，我问马司令：“这个县长怎么样？”他说：“我给他讲了不少抗日道理，我要他下定团结抗日的决心，负起地方抗日的责任。我们就是不要放过任何机会，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他讲统战，不仅扩大到国民党上层，还注意到日本军队。一九三九年春，一个日本兵，带了一把刺刀，化装成农民模样从鬼子青杨店据点逃出来，被我们的哨兵抓获。经过盘问，他说是日共党员，要投奔八路军。当问到他们的党纲党章时，却一点答不上来。虽然对他有些疑问，还是把他留下来。后来经过教育，曾积极地为我军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马耀南同志不但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而且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接受考验，努力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三八年八月，部队开始整训，支队成立了一个干部教导大队，任务是训练排、连、营干部。任命我当大队长，鲍辉同志兼任教导员。训练期间，曾组织部分优秀干部学习党的知识，为以后党组织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
不久，我调中共山东省委（驻沂水堤岸）所属的参谋处学习，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耀南同志也在那年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一九三九年春，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成为中共后补党员。我入党以后，即回三支队任参谋处第一科科长。在和马司令一起过组织生活的日子里，我发现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学习更刻苦，同时也严格要求部下奉公守法，对人民事业必须高度负责。
一九三九年春，在邹平西，我军遭到鬼子的突然袭击，仓卒之间，马司令员临阵指挥，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表现了高昂的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使被动局面得以扭转。战斗结束，他得悉支队参谋长玩忽职守在家打“麻将”时，非常生气，命令警卫员把参谋长绑起来，非要按军法处置不可。经司令部几个同志的劝说，才给他松了绑。但马司令怒气未息，坚持不要他当参谋长了。他说：“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作风，我们八路军不能有丝毫的沾染。这样的参谋长，只能贻误军机，别说当参谋长，当战士也不要。”过去他和参谋长并无成见，这次却一点不留情面，也很少见他这样激怒过。从中也可看出，他嫉恶如仇，对于那些不负责任，拿战士生命当儿戏的人是何等严厉。这个参谋长姓郑，曾在东北地区干过国民党的公安局长。抗战初，在太河一带组织“红枪会”，后参加抗日队伍，由于这次战斗中表现恶劣，受到了马司令员的严厉惩罚。
一九三九年五月，“太河惨案”发生后，三支队所属部队在邹平刘家井集中。六月六日，在刘家井与日寇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敌我双方各有兵力三、四千人，仗打得很激烈。我军民联合，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使鬼子伤亡八百余人。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因敌人具有优势装备，并在不断增加兵力的情况下，为减少部队损失，司令部决定撤出阵地。撤出时，部队被冲散了，形势对我很不利。为分散目标，马司令与杨副司令分兵两处，马司令向周村一带运动，杨副司令向临淄苇子河一带转移。这次战斗中，我是作战科长，因走的较晚，与司令部失掉了联系，几经辗转，才到了长山八区根据地。离开部队以后，我们各自为战，和几个失散的同志一起，建立了一支小部队，就是以后的八大队。
一九三九年八月，马司令员去临淄，途经桓台田庄时，遭到鬼子的伏击，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壮烈殉国。同时牺牲的还有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吉泽永藏。
（障天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