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庵在邹平乡师---回忆我的同学刘建庵
孙洪州
1939年10月，黄新波(左一)与黄茅(中),刘建庵(右),廖冰兄(蹲者)合影
一九三三年初，我同建庵一起考入邹平县县立师范。当时县立师范在县城南门里文庙内，校舍多是庙宇建筑，校内松柏参天，环境幽静，真是求学的好地方。我同建庵同学是邻村，早就相识，在师范又同窗三年，朝夕相处，更加了解。尽管自三六年建庵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后，再未吾面，但建庵同学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建庵同学在乡师的活动仍难以忘怀。
建庵同学名殿邦，出生于邹平县西关黛溪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经商，读了些儒书，毛笔字写得较好。建庵瓜子脸，尖下颊，细高个子，推光头，常着布长衫，有点口吃，说话时好上抬下压的打手势。他对人热情，态度和蔼，对事情很负责任，很愿为大家办事，在同学中威信很高，被尊为“老大哥”。他有个小照相机，常到野外、校园义务给同学们照相。当时，邹平照相业很不发达，尽管建庵的照相机是自制的，洗印技术也不高，洗出的照片都是兰色的，但同学们都抢着要，拿到自己的照片都很高兴。
建庵是一个好学多思、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又贪得无厌地进犯绥远、河北，妄图灭亡全中国。中华民族处在困难严重、民族存亡的关头。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成为中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和普遍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学生群众的抗日热潮风起云涌，从大城市到小城镇，从大专学校到中小学，成千上万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游行、宣传，以各种形式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而这时，邹平师范则要求学生关门读死书。当时的校长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毕业生张士舫，教员有郝宝光、侯子温等。老师在精神陶炼课上讲:“君子食勿求饱，居勿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可谓好学者矣”之类的文章，严格要求我们务本---“读书”。对此，有的同学乐于接受，有的同学却十分不满，暗中议论纷纷。建庵同学就是坚决反对的一个。他对同学们说:“现在日本鬼子要灭亡咱中国，东北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京津等地的学生都上街宣传抗日，而学校还让我们埋头读死书，这不是让我们甘心当亡国奴吗!古人说:好男儿当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还葬。我们也应当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我们不能只闭门读死书。”
一九三四年，教育家张宗麟应聘来邹平师范担任了校长，并相继聘来了冷少泉、金步墀、朱抱坚、张立民等进步教师。张宗麟是著名老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党失去关系，一九四六年经吴玉章、徐特立介绍又在延安重新入党。张宗麟校长到任后，大胆改革，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意思就是“教师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做就是学习，实践出真知。他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关心国家大事，反对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张宗麟校长和这些进步老师的到来，一扫师范过去的沉闷空气，象火种一样，点燃了同学们反蒋抗日的革命烈火。
刘建庵、刘怀璞及广大同学对张校长和新老师十分崇敬，(他们朝夕相随，学到了很多革命道理。在张校长和老师的指导下，以建庵、怀璞等同学为骨干，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们订阅进步书刊，学唱革命歌曲，举行时事讨论会等。当时订阅的进步刊物有:《大众哲学》(艾思奇著)、《萍踪寄语》(邹滔奋著)、《永生周刊》、《东方杂志》等。建庵他们天天看报，并把报纸上有关蒋介石追剿“共匪”的报导和地图剪下来，详细研究红军长征的情况和进军路线。当毛主席率领红军渡过金沙江、越过娄山关时，建庵在校园里曾对我们说:“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一次时事讨论会，同学们对“攘外必先安内”和“安内必先攘外”的问题进行了大辩论。通过辩论，使同学们明确了只有停止剿共和停止镇压学生群众爱国行动，枪口一致对外，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达到全国安定团结的目的。否则，不但内乱不止，还会给日寇以可乘之机，使其得寸进尺，灭亡中国。
一九三四年，在张宗麟校长的支持下，学生自治会曾组织了一支露营队，自带蓬帐，食物和炊具，到全县各乡宣传抗日救亡和募集抗日资金。建庵是这次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他具体负责写标语、印传单。一路上，建庵和同学们一起，大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流亡三部曲等革命歌曲，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进行抗日演说。这次活动历时近月，有力的激发了全县人民的抗日热情，同时使同学们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
建庵酷爱美术。那时，师范教学改革后，我们班分成教育、社会、自然三个学习组。教育组由金步墀老师负责，社会组由郝宝光老师负责，自然组由大学毕业的冷少泉老师负责。课外活动又分书画组、音乐组、木工组等。我和建庵都在自然组。课外活动，建庵经常到书画组刻苦学画，精心临摹各种画谱字帖。他的字画在同学中是最好的。在自然组，他把冷老师编写的植物学讲义刻板油印发给同学们。讲义字体清晰美观，所有植物插图的根、茎、叶、花都形象逼真，叶脉和雌雄花蕊跃然纸上。每个同学分到讲义都十分高兴，爱不释手。建庵还用木炭棒在纸上画了达尔文、爱迪生、富兰克林等科学家的头像，下面用秀丽的小楷注明每个科学家的事迹。画象贴在教室里，形象的宣传了科学家们刻苦认真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理论，对同学们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帮助很大。在学校，建庵和张玉山、宋明超同学负责办墙报，一般报头都是建庵画的。墙报办的很活跃，受到同学们的称赞。
建庵还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一九三四年，建庵导演了《老画家》一剧，并扮演了剧中的主角老画家。同时，他还积极组织演出了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为内容的爱国话剧。为潘一尘老师领导的女子训练班演出的《雷雨》、《日出》绘制道具，以文艺为武器宣传革命道理，激发人们的爱国抗日热情。
一九三五年北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之后，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要求蒋介石政府积极抗日。在此影响下，我校同学在刘建庵、刘怀璞等同学的直接组织下，也举行了罢课、印传单、写标语，开大会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指责蒋介石对日妥协和镇压学生爱国行动.张宗麟校长和张立民、朱抱坚等老师，都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但是，这些活动却吓坏了邹平县府和研究院当局。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师范里有共党分子，同时软硬兼施，一面派便衣警察跟踪革命师生，密令县警备大队到我校操场，借出操为名，威胁监视革命师生。一面由县长徐树人偕同首善乡乡理事刘连英出面，召集全体师生在西教室开会训话。徐树人在会上大唱攘外必先安内的烂调，说什么当此国家危亡之际，全国各界人士应该顾全大局，安守本分，各尽其责。抗日是政府与军队的事，学生应该安心读书，停课胡闹，耽误学习，对自己是不利的，也是没有好下场的。要立即复课。首善乡乡理事刘连英是刘建庵的叔父，又是部分同学在高小时的老师，他以家长和老师身份，用“关心爱护”的口吻重复着徐树人的陈词烂调，再三督促同学们复课读书。但是，在刘连英讲话之后，刘建庵首先站起来激烈的反驳了他。接着刘怀璞、石宗玺等同学也纷纷发言批驳了他。最后张宗麟校长用严竣的态度，讽刺的语气，深刻地揭发批评了徐树人、刘连英。徐、刘二人未达目的，在同学们的反对声中灰溜溜的怀恨而去。
首善乡乡理事刘连英回去之后，感到侄子刘建庵竟敢当众顶撞，使其大丢脸面，真是大逆不道，于是恼羞成怒，大打出手。当晚建庵回家，他便关上大门，拧起麻绳，沾上水把建庵打得皮烂肉破，随后把建庵锁在屋里，不给饭吃。次日，张宗麟校长被邹平县县府和研究院当局联合用汽车押送出县，同学们随车送至东关，洒泪而别。接着师范被解散，勒令学生回家。建庵被关在家里，不让出门，但是他抗日救亡，追求光明的心并没屈服。一天，他趁叔父不在，逃出家门，随同进步老师到了上海，参加了革命。
从建庵同学在大会上批驳县长徐树人与其叔父刘连英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可亲可敬的同学。后来听说他离家后曾在上海、武汉、广西、越南等地，以画画为武器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在中央文化部工作，在“文革”中不幸去世。一时隔五十年重新回亿乡师的生活:我更加怀念建庵同学。我为有这样一位同学而高兴，又为他过早的离开人间而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