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教育思想初探

 

凌文凯 徐锦魁

 

        我们在研究范仲淹政治、军事思想的同时,不能不对其教育思想加以研究,尤其对他教育思想的独特性和开拓精神,更是不应该忽视。

         范仲淹一生在多处任官,他每到一地,不论任期长短,都努力提倡教育,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这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具体实践之一,也体现了他有着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实干家的务实精神。

        当前,全国上下兴办教育之风日盛,提高全民素质成为兴邦之根本性举措,此时我们研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对于学校,对于教育事业,是不无裨益的。

 

范仲淹说:“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 莫先劝学。”“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

 

        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思想的实践之一,体现了他有着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并成为他一生中光辉历史的突出业绩之一。

        范仲淹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岀“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把得人才看成是兴国治天下的关键。三代之所以能“王有天下各数百年”,就是“长养人才”的缘故。他举秦汉、隋唐为例,比较得失成败:“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亡,汉得之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兴。”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认为得一贤才胜过拓地千里。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力劝仁宗皇帝不要使“天下英雄失望于时”,而应该延揽俊才,像唐太宗那样使“天下英雄落吾彀中”。惟其如此,“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才能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范仲淹认为“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然而国家所需的各类人才,天生不得,必须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加以培养。他说:“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强调要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兴办学校,选择师资,然后招集学生,教以正道和治理的能力。造就了这样一批有用之才后,选拔他们去充任各级官吏。这样,“举县令、择郡守”,才是“固邦本”的良策。通过教育,提高各级官吏的政治素质和治理地方的能力,“劝天下之 学,育天下之才。”

        我国学校很早就有了。《孟子》说,夏代称为校,殷代称为庠,周代称序。秦汉以后,首都听在地有太学,东汉盛时太学生三万余。西晋以来,有国子学,但这些学校都是为贵族子弟设立的,一般百姓无法问津。直至北宋,范仲淹才使学校向民众敞开大门。

       设立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任用能人,是范仲淹参与国政以来摆在第一位的工作。范仲淹对学校教育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一生中,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担任地方官,先后到过广德军、泰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延州、邠州、杭州、越州等地,每到一处都大力兴学,以此为己任,历久而不衰。无论是在饶州、润州、还是在邠州、延州,都有他亲手办起来的学校。在邠州,他早就提出兴学育才的思想,他认为今人不下于古,其所以感到人才缺乏,是由于“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注意了兴办学校,人才就会培养出来了。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他一方面要对付西夏入侵,采取御敌措施,另一方面仍致力于兴学育才。他在城东南修建了嘉岭书院,并培养出了张载、狄青等优秀人才, 辅国安邦。

        北宋初期,京师虽然设立了国子监为全国的最高学府,但地方上办学却是极为罕见的。范仲淹以为,国家之患,没有比人才缺乏更严重的了,而培养人才则在于学校。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范仲淹在出任苏州知府时,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建住宅,看风水的阴阳先生说:“这是块宝地,今后你家中一定有公卿相继出生。”范仲淹听后便寻思:“我家独占贵地,倒不如让出来建立学校,使士人都能在此接受教育,公卿将相不是就更多吗? ”第二年,他就在这里建造起了苏州府学。

         范仲淹大力提倡兴学,屡次上书,建议在郡县开办学校。他认为,正常的良好的教育应当“本于学校”,由学校来承担教育、培养人才的任务。庆历四年,范仲淹参与国政时就正式提出要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主张。他说,只重科举考试,不重视教育,是只管收获不管耕耘。 国家应首先注重教育,只有育人才能使国家治理得好,因此,力主在州、县立学,并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朝廷为此特别组织了一次讨论,参加的有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有才识的大臣。讨论结果,一致支持范仲淹兴学的意见,宋祁代表这些人在写给皇帝的奏章中说:“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 学者皆自修饬矣”。不久,朝廷即发布诏书明令州县立学。诏书中强调了儒者应当“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原”。朝廷还规定,地方办学,划用官田百5亩,并可以在所属官员中选用教授,不足之数,可“由乡里宿学有道业”的人充当。学生在学300天,才能参加秋试,等等。

        办学诏书颁行后,全国各地办学的热情很高,州学、县学差不多都办起来了。后来,范仲淹罢相,庆历新政半途夭折,但各州县的学校却像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范仲淹的兴学育才思想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由此可见,范仲淹的兴学育才,不仅高瞻远瞩,而且是一 种无私奉献,也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崇高境界的生动体现,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范仲淹心目中的人才应具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崇髙精神境界

 

      范仲淹针对官吏的腐败无能、素质低下,科举制度的弊端百出,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应具有“先忧后乐”思想、清正能干的素质,以提高各级官吏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治政能力。因此,他十分重视德育,并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

        范仲淹非常注意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他应晏殊的邀请,到应天府府学任教。他管教学生很严格,学规定得很细致。什么时间读书,什么时间休息,什么时间用膳,都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他自己常常吃住在学校,对学生的学习、生活进 行检查督促,及时纠正不良行为。有一次,还没有到休息时间,他去查夜时发现有个学生已经提前休息了。他问这个学生为何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学生说:“有点疲倦了,想歇一歇。”范仲淹问他休息之前在读什么书,学生随口说了个书名,范仲淹就这部书的内容提出几个问题要学生回答,学生瞠目结舌,一点也答不出来,因此,受到了处罚。

        有个姓朱的学生,晏殊为他起了个名,叫从道,字复之。范仲淹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以为一个人不努力学习,就像一块没有雕琢的玉石,学了,便如“金之在铸”,成器了。

        范仲淹非常重视有道德之人,竭力帮助他们成才。有一天,府学里来了个秀才,求见范仲淹,请求帮助,范赠以一千。过了一年,秀才又来了,又赠以一千。他问秀才:“你为什么这样仆仆道路啊?”秀才回答说:“家有老母,无以赡养。假如每天能得百钱,也就够了。”话说得十分凄凉,不忍卒听。范仲淹便在府学里为他谋了一个职务,一月三千。这位秀才便跟范仲淹学习《春秋》,学得非常认真。范仲淹离开南京,秀才也就回了故乡。十数年后,秀才已能在泰山脚下开讲《春秋》,教授学生了。

        范仲淹当了三十多年官,举荐人才总是以德为重。范任枢密副使时,向朝廷推荐许元,说这个人有知识,明事理,是理财专家,不做“侵刻”的事,能关心老百姓疾苦,可以担任江淮两浙荆湖制置发运司的判官。许元从此负责漕运工作,由判官至发运副使、发运使,前后13 年。从江南漕至京师的粮食,年年必满600万石,每年总有100万石的储蓄,以备非常。

       杜杞是一位能吏,住的地方仅能庇风雨,但他在那里一住20多年,不谋迁徙。京西民变,商州、邓州、均州、房州和光化军都受到影响。范此时担任执政,杜杞便被命为京西转运、按察使。宰相说杜杞学通古今,京西民变,很短时间也平定下来。

        范仲淹推荐的人还有如章岷、尹源、张换、王益柔、吕士昌、苏舜钦、楚建中、姚嗣宗、孙复等,他们有的“文词雅远”,有的“经术精通”,他们共同特点是品德高尚。

 

范仲淹将有师德、有责任心、懂专业、
会教学生作为“择师”的标准

 

        责任心、懂专业、会教学生作为择师的标准。他请李觏到越州去讲学,请泰伯到润州去讲学。在苏州期间,又两次差人到湖州特地聘请胡瑗为教授,后来举他做学官。胡瑗:世称安定先生,是位有德有识之士,人品学问,人所共知。他对于教育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致 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所本者在学校。”他在办学中“立学规,以身示范。”在教学方法上,因材施教,在苏州府学创“分斋式”教育,即在授课时分经义、治事二斋。 经义斋的对象是“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有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斋则根据学生的特长,教其“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正是这种因人而教,学以致用的教学法,苏州府学培养造就了一批有用之材。

        根据文献资料,从北宋端拱元年至南宋绍定二年止,历时240年,苏州共出了 448个进士。从南宋建炎二年至嘉定四年,历时83年,苏州共出了 462个文武进士。府学能迅速取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当然是与范仲淹的首创建学以及胡瑗等教师的教学有关。人 们这样评说:“吴郡有学起范文正公,而学有教法起安定先生。”

 

范仲淹十分重视“环境育人”,

苏州府学规模虽然不很宏大,

但环境却相当清幽,具泉石林木之胜,

这正是先贤重视优化环境教育的开创性实践

 

        苏州府学初建时,已经十分注意布局与结构的合理,有利于教育活动。府学中间大厅为讲学堂,东西各设两处书斋,南边开阔地用来植树、种草、养花,供学员们休憩、散步,最南边是演武、艺文两厅,最北处则为厨房及众生员的宿舍。规模虽然不十分宏大,但是环境却清静幽雅。府学建于南园故址,这里本是五代钱元璙的野墅,后又为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祗所筑,府学中尚留有辛夷、百杆黄杨、公堂槐、鼎足松、双桐、玲珑石等名木珍石,“高木清流,交荫环酾”,颇具泉石林木之胜。

        由此可见,范仲淹在建府学的选址、设计、布局、营构、管理等一系列环节上,十分注意学校的环境,努力加以优化、美化,使之成为熏陶学生高尚情操的重要教育手段之一。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环境课程”的一个方面。现在,环境育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创建。一千余年前的范仲淹却早予以极大的关注,其预见性和敏锐眼力,令人钦佩。

        先贤范仲淹的教育思想明晰、系统,因而也是卓有成效的。他不但有理论,还亲身实践。 他把教育从京师解放出来,推广到全国的县郡,把教育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让广大平民百姓也能享受教育的权利,不能不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具有开拓的性质。总之,范仲淹的教育思想是不可磨灭的,我们在研究他政治军事等功绩和经验的时候,切不可忽视他对我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的、开拓性的贡献。

                                          (原载《范仲淹研究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