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改革的始末
既敷
王荆公（安石）所支持的熙宁变法，是宋代历史上，同时也是中国整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所以后世知道的人很多。但北宋在熙宁以前，革新运动，也不是没有人去努力做过的;只为规模较小，影响较微，并且时间很短，就归于失败，因之遂少有人注意罢了。这次革新运动，我们称它为庆历改革。
原来北宋自太宗初年,国运已走到隆盛的道路，当国的人们乐得眼前无事，逍遥自在，做个太平官儿，少有居安思危，去作远大的经营和久长的计划。到了真宗，又是个没有什么大起色的官家,于是臣僚们更是敷衍塞责起来，这样，各种弊端，自然要一天多起一天,直到仁宗时候，遂弄得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军备废弛，边防空虚。至于士习浮靡，那更不用提了。在这种情势之下,有伟大抱负的人,试问怎能够熟视无睹,怎能够不大声疾呼，想方设法去改革呢！
范文正公（仲淹）是个有伟大抱负的人。他的品学识度，在宋代实不愧为第一流人物。他在作秀才的时候,就要“以天下为己任”。他的一生，所言所行，可以用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话包括起来。他有这样的气魄，而偏遇上了一个萎靡不振的仁宗时代，这叫他怎能够看得下去！怎能够与世浮沉，安于缄默呢！所以,他是一个小小大理寺丞的时候，便不顾地位的卑微，不顾罪祸的降临，于仁宗天圣三年上书朝廷，畅言物久则弊, 弊则应革的道理,请求改变文风，整饬武备，裁抑冗滥,澄清吏治……书是上了，但并没有发生效力。他依然不死心。隔了一年，他在居母丧的时候，又向执政们上了一道条陈，痛述当时各种弊端，请求择举县令郡长以苏民困，取缔游散冗僭以裕财源,慎选举敦教育以养人才，育将才实边郡以防万一……他这道条陈说得激切详明，比前次所上的封章还要具体，还要动人。执政们见了，有的摇摇头，认为他所说的，好些是迂阔难行;有的虽知道他所说的很对 很是当务之急，但因为怕事，怕得罪人,也没有勇气出来说话。于是他这次举动，又是石沉大海。他觉悟了,他知道再说也是没用，倒不如静静的候着，等待机会的来临。
庆历三年四月，夏人请和，西方事少，仁宗因为文正公守边功大，又为人望所归,便破格升擢，内召为枢密副使。继而有人说他才堪宰辅，不应当局于兵府，所以于八月中又改为参知政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二十年来蕴蓄于中的改革计划，好不容易得到施行 的机会了。他任事不到一个月，便趁仁宗垂询治理的时候，上了一道奏章,建议：
一、明黜陟。宋初，百官升黜，多是看政绩的好坏而定。后来有了所谓磨勘的方法，不论贤愚,不论治绩，如果任内没有罪过,文官到三年，武官到五年，便予迁转。因此,就有好些人不肯实心任事，而卖力气的人，不但没有好处，反倒招人嫉妒，受人排挤，说不定还要惹出祸来。又有更坏的现象，凡是势家子弟,为贪恋京师的繁华,京官的安逸和钻营的方便,多不肯去作外任。于是，在京诸司百务，过半都为一般纨绔把持着，作奸犯科，弄得一塌糊涂。偶然有肯就外任的，又多借口候缺,在家里住个一年两载,然后上任。到任不久,就是三年磨勘的时候，毫没有劳绩，便能升转。结果,人人学会了因循，个个学会了敷衍，这种局势，政治上自然不会有清明的一天。打算救济这种弊病，只有改善磨勘的方法：（甲）大臣们非有大功大善，不予迁转;（乙）普通磨勘，必须任事三年期满；（丙）凡陈请留京任职的，磨勘期限增为五年;（丁）才具优良，政绩卓著的，可以随时升擢，磨勘不限三年；（戊）昏聩老病，治绩不佳的，不适用磨勘迁转的办法。
二、 抑侥幸。宋初，臣僚们奏荫子弟为官，规定较严，到真宗时，才渐渐地滥了起来:每逢到了国家有大庆典或皇帝生日，品位高一点的，就要奏举子弟充京官，试衔官或是斋郎。日子久了，自然要冗官充斥，仕途拥挤，俸赐浩大，财政支绌。这样，政治上哪能有好的成绩! 打算救济这种弊病，当然要限制这条幸进的道路。方法是:（甲）宰相执政和职位较尊的，遇大典礼许奏举子弟。皇帝生辰，不许再有乞请;（乙）外任官，如各路转运使郡守之类和职位较低的京朝官，必须在任二年没有遗阙方许陈乞奏举子弟。又，馆阁职事，也应当取缔大臣们奏荐子弟，以免滥竽充数，妨碍真才的进用。
三、精贡举。宋代科举，是用词赋取进士，用墨义取诸科。结果，进士们只知道文辞，诸科仅会记章句,士子们虽然济济盈庭，但求有真实才艺的，十个中也找不出两三个来！人才这样缺乏，自然不是好的现象。打算救济这种弊病，惟有：（甲）有学校的州郡，应当用通经有道的人，专事教授;（乙）进士先考策论，后试诗赋，诸科必要通达经旨；（丙）进士等第要以策 论的好坏定高下，诸科则看经旨通到什么地步，然后规定名次的前后；（丁）外郡发解进士和诸科人,先要察考他的素日行为，然后再考试艺业,都好的才得解荐。旧日弥封试卷的办法，也应取消;不然，举子的姓名不知道，自然难知道他平常的行径。
四、择官长。宋初对地方官考察很严，太祖太宗两朝，因赃污或犯事不举而诛戮或罢黜的很多，所以州县长吏，多半不敢殃民自肥。真宗以后，吏治日坏，当县令的有的志在金钱， 有的心存苟且，“一邑之间，簿书不精，胥吏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而知州事的又多与县令是一丘之貉，他们只知道“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而 “以狱讼稍简为政成，以教令不行为坐镇”，甚至“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至于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之流的监司们又每多故意相护，或有所顾忌，对部中不法不职的官吏不敢举劾，结果，倒霉的只有命里活该的老百姓了。打算救济这种弊病，惟有施行保举连坐法:令大臣们保举监司知州，监司们保举知州县令,知州们保举县令。以保主多的人优先任用；被保举的人若犯了罪过，保主自然连坐。
五、均公田。宋初官吏人少，物价低廉，作官的薪俸所入，足可以维持生活。真宗以后，物价既贵，官多缺少，至有守选一二年才得官,候缺一二年才得事。候补的时候，生活窘迫，借贷度日，好容易盼到了差事，于是为还贷和预备没有事情时候的生活费起见，多是要贪赃枉法,从老百姓身上揩油。长官如此，胥吏们当然也不会好的。老百姓们虽然化好些血汗钱,但仍旧得不到好处，还是“理不得直,冤不得诉，徭役不均，刑罚不正”，而“比屋受弊，无可奈何。”打算救济这种弊病，惟有加厚职官的正当收入，使他的生活有保障，不致因饥寒再去 冒法殃民。真宗以来所行职田制,把公田以等级分配外官,叫他们除了俸禄之外，还多一笔收入，是很可推行的。应当把职田分配不均地方,重新分配一下,没有职田的，应当从新赠给0
六、厚农桑。宋初对农田水利是很注意的，知州事的人多半都兼着管内劝农的名义，而中央每年也要下令注重农事。不过日久弊生，重农的功令，到后来遂等于空文，所得到的成绩，并不是生产加多，地利垦开，乃是“每于春首则移文于郡，郡移文于县，县移文于乡；乡矫报于县，县矫报于郡，郡矫报于使”的几篇公文！这样重农，岂不是笑话！哪里会使地无遗利，岀产增多呢！在以农立国的中国，这样下去，岂不要大糟特糟！打算救济这种弊病，自然要切实整顿，认真考核:每年秋季叫各路转运使，令部内州军吏民,讨论农田水利兴革等事，择要施行,将来列为任内考绩的一种。
七、修武备。唐代府兵，寓兵于农，一年中三季耕稼，一季习武，实在是一个好的制度。 不幸，开元以后，府兵制废,而招募的兵,多是市井无赖，因之流弊丛生，到宋代依旧不能完全改正。仁宗时候，因为西夏骚扰，禁军多半调去边防，京师不免空虚起来。假如一旦有事，危险实在很大。但再招募兵士，花费觉得太大，不是当时财力所能支持，并且利少害多,不妨仿唐代府兵法,先从开封府和附近几个州府办起，召募五万壮丁,于农闲训练，以备非常。
八、减徭役。宋代承五代杂乱局面，人民徭役十分不均。有的县份，人户很少，而出役人数，往往和人户多的县份相等。例如仁宗时候，西京所辖巩县，不过有七百户的人家，偃师县不过有一千一百户的人家，而应出役人的数目，每县都要有二百！这是多么重的一种负担! 要打算减轻人民这种重负，惟有并省户少县份，裁减役人数目。这种办法,应当自西京起，等到办得有了眉目，然后再推行到其他州县。
九、覃恩信。宋代定制，每三年举行一次郊天大礼，礼毕,照例肆赦，并下诏宽赋敛,减徭役,恤孤贫……不过降诏随你，执行由我，州郡完全按照诏文施行的,并不多见。这样，朝廷恩泽，自难实惠及民。打算救济这种弊病，必要：（甲）州郡长吏，凡敢不遵诏旨施政的，立加 贬黜；（乙）每次郊赦之后，要派精干臣僚,分往各路安抚，以考官吏的政绩，使赦书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用以取得百姓的信任。
十、重命令。宋代政治上有很坏的一点，就是轻于下令，轻于追改。往往因为一个人的请求，不加思考，便就颁行。等到又有一个人说这种办法不好,便又不加审核，收回成命。弄得执行的人莫所适从，人民对政府也失了信仰。这在行政上，效率自然好不了。打算救济这 种弊病,必要:凡有人呈请什么事情，先交宰相和执政们细细参详，若关于刑名的，更须请深明法律的人精心考核。等到认为可以施行了，然后再下诏颁发。颁发后，就不要轻易更改，免得百官玩忽功令，百姓信不住政府。
这条奏章，所建议的共有十条,大体说，都是偏重于剔除积弊的。我们拿这十条建议来和他从前上书朝廷执政所请求的几桩事情比较一下，就知道有好几条是差不很多，或竟全无二致。可见，伟大的人物,凡是作一件事体，都是早有成竹在胸,决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等到事情来了再想办法，才胡乱对付的。
仁宗接到他的奏章，便叫宰相和执政们去详细审核。结果，除了第七条，大家认为府兵制的恢复，问题太多,没有通过外，其余的九条,全大致赞成了。于是由那年十月起，先下诏施行他所建议的第四条,接着于十一月，施行第一第二和第五条,又于庆历四年三月施行第 三条，九月施行第八条。其余如第六第九第十等三条，只须随时办理，自不必特下诏旨了。
自从这几条建议分别施行以后，真是生气勃勃,朝野上下,顿改旧观。而文正遇事也都要认真追求,毫不宽假。有一次,因为有几路的监司们,全不称职，他决意去掉他们，另委新的接替。旁边有人劝道:“不要这样办罢！你取消他们不打紧,他们一家都要哭了！”文正毫不迟疑的答道:“一家哭比一路哭怎么样!”终于把那几个人去掉了。他这样实事求是地干, 这样为国为民不避劳怨地干，得益受惠的人，当然不在少数,但怨恨诅咒的人也就多了。
北宋九位皇帝,仁宗虽然是其中一位好的,但仁厚有余，英毅不足。他用文正入参大政，并不像神宗之用王荆公是抱着绝大的企图的,他不过觉得文正才具不错，又是人望所归，才俯从舆论，把他从边疆调回罢了。这样，他对文正，自然不能像神宗之对王荆公,信任很专， 有若一人，因而谗言就容易发生效力。
文正这次主持改革，政府诸人，并不是全都心悦诚服的。肯真心帮助他的，只有次相杜祁公（衍）,枢密副使富郑公（弼），而首相章得象,枢密使贾昌朝，则遇事暗中阻挠，俟机排挤。 在这种曲高和寡势力薄弱的情形下，文正要想站立得住,真是谈何容易！况且他所行的，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和饶幸奔竞的人，又十分不利，怎能够叫他们不散布流言，不肆情诋毁，不设法进谗摇撼呢！
仁宗听到了好些不利于文正的坏话，心里疑惑了，文正随之也不安其位了。庆历四年六月，文正以参知政事出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不到两个月，他的帮手富郑公也以枢密副使岀为河北路宣抚使。这时朝廷中，只有杜祁公是文正这一边的人,势力更孤了。进既不能争, 只有退的一途，于是文正上章请罢参知政事。他的请求还没有得到允许，而谏官中有个叫钱明逸的，首先迎合章得象的意旨，上章弹劾富郑公和文正,说他们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进荐，多挟朋党，请早废黜，以安天下。钱明逸的弹章上去了,罢免文正和富郑公的命令也随着下来了，而杜祁公隔了一天，也得了免职守郡的处分，文正这一派的人,于是一网打尽。这是庆历五年正月的事。可怜文正自受命参知政事，因忠于国，忠于民,不到一年便不能安于庙堂之上，又不到七个月，便不能安于其位,原来真心做事的人不易活动于政治舞台,在宋代就如此了。
文正去国了,反对他的人全弹冠相庆了。他所主张的改革，既然纷扰了国经，自然不能不再改回来了。于是从庆历五年二月起，先罢磨勘新法，继罢贡举新制。又因为诸路按察举劾太严，不是圣朝仁厚之意也给取消。而因减徭役所合并的州县，也都恢复了旧日的区州。 这庆历的改革，从生到死，首尾不到两年，便烟消雾散，成了后人所不很注意的一个陈迹。
（本文系参考《范文正集》卷七至卷九,卷十九，《范文正公政府奏议》，《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宋史•仁宗本纪》,《杜衍传》，《韩琦传》,《富弼传》,《王拱辰传》，《范 仲淹传》,及《范文正公年谱》,《年谱补遗》,《范文正公言行拾遗录》等书而成。）
（原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24期1935年5月10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