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名校毕业的晏阳初在内忧外患的中国腹地引领、实施平民教育，不仅大批海归和学者跟随投身其中，且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人皆受其感染和启发，也从东到西践行“上山下乡”，分头实施乡村建设试验，复兴濒临崩溃的中国乡村。这四位知识分子，领头合力推进的乡村建设实验，不仅为挽救面临溃败的乡村社会立功甚巨，还为中华民族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经济基础，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而载入史册。

游学识“苦力”，

晏阳初大规模实施平民教育

1928年，北伐胜利，中华民国取得形式上的统一，但军阀混战依然此起彼伏。就整体而言，直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依旧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在权贵资本和军阀的挤压下，中国乡村陷入愈来愈深的衰败，百姓贫困不堪，整个乡村社会濒临溃败的边缘。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农户总数3.11%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份额达41.47%，占比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占比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占比61.4%的贫雇农则只拥有20.77%的土地。

晏阳初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审时度势，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他认为，中国自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本不固，则邦不宁。他主张，救国必须从平民教育开始。

晏阳初，祖籍四川省北部的巴中市，出生成长于晚清一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辛亥首义后的1913年，他23岁，在父亲支持下到香港求学，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赴美转入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欲求解国弱民困之道。1918年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后，27岁的晏阳初横渡大西洋，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法国华工营，成为一名志愿者。他教华工识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365个法郎捐给你办报。这封信，引燃了晏阳初头脑里理想的火种。他后来回忆，“一切都因为我当年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潜伏力。苦力教育了我！”博学慎思的晏阳初在深入思索着。当时，中国四万万人口中，2/3是苦力，世界上2/3的人口都是苦力，而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90%以上的人口也皆是苦力。这封1918年的信，让晏阳初开始渐渐认识这些中国的“苦力”：他们虽然心身皆“苦”，但脑子同样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只因缺失受教育机会，这种能量，没有被开发得不到发挥。晏阳初用“脑矿”来形容他的这一发现。这对青年晏阳初来说，其惊喜不亚于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般。他认为，中国的劳动阶层，长久以来被天然地隔绝在知识之外，被古今众多的劳心者认为是“无用的人”；这种观念沁骨入髓，甚至连劳动阶层本身也看不起自己，总是渴望一个“救世主”来解救自己；而以士大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则高高在上，总是以一种“解救者”的姿态出现在劳动阶层面前。热血青年晏阳初，在这些“苦力”的身上，不仅看到自己未来的道路，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1919年，他又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在1920年从美国回中国前，这位既有深厚儒学功底又充分吸纳西学营养、特别是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学子，就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

当时，一般留学欧美国家及日本的“富二代”青年，回国后不沉下心做考察研究，不熟悉中国基本国情，只想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结果“救国”无门者多。晏阳初经过一年多游历全国19个省进行的调查，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要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8000万学龄儿童，只有700万就学，90%以上的儿童失学。此外还有1亿多青壮年，因为战乱和家庭贫寒等原因，从小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12岁以上不识字，以及虽然识点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进行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80%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地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要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1922年2月，晏阳初离开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舟车劳顿地奔赴当时还很落后的湖南长沙，身体力行，开展平民教育，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揭开了全国平民教育实验的序幕。3月，他又组织起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不久，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再次奔走于浙江嘉兴、山东烟台等地，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两地分别招收千人进行扫盲试点，先后招生人数多到25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其教学手段和方式，可谓追赶国际潮流，国内最先。在嘉兴的学校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幻灯教学，可谓开国内电化教育之先河。甚至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人，都慕名前来参观，对幻灯教学表现出极大兴趣。这种不懈的努力，使晏阳初发起的第一次平民教育大规模实验—全国识字运动，在当时取得了重大影响。

1923年，晏阳初到北平，在一些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在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下，梁启超、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等不少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都被吸引、陆续加入。胡适还拉上儿子胡祖望，一起做起教员。郑锦曾是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好友。当时晏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心灵深受触动的郑锦毅然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

一批博士下乡，

举家迁入农村投身民族再造

从1926年开始，晏阳初选择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试验，并扩展到以农民教育为重点实现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批“海归”博士受其感召下乡，举家迁入农村、投身民族再造。

晏阳初主张，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不教会他们运用这些技能进行乡村建设是毫无助益的。他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扩大到农村治理，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于小处着眼：为减少饮用水途径传染的疾病，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仅短短两年，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就开始有很大起色。

为了全力投身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于1929年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及襁褓中的婴儿离开繁华的北平，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农村。他“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且一住就是八年。这在当年，是极其罕见的。对此，他有一段真诚的自白：“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晏阳初还说，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他作揖磕头让那些中外企业家、慈善家拿出钱来一起完成使命。晏阳初说，“我一生在事业上的交游甚广，与事业无关的至好并不多”。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李景汉、教育学硕士汤茂如、瞿世英（字菊农，美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刘拓（美艾阿华大学农学博士）、郑锦（字耿常，画家，留日十年）等一批“海归”博士，受晏阳初这种脚踏实地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精神感召，果断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举家迁居定县，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开展义务扫盲活动和乡村建设，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的景象。

直系军阀冯玉祥、奉系军阀张学良等，耳闻目睹定县“乡村建设实验”的成就，并受晏阳初复兴濒临崩溃的农村的执着精神感召，也看到他能身体力行做大事，都十分支持他，还邀请晏阳初给其军官训练班和“平教班”授课。

1929年12月21日，初出茅庐的《大公报》青年记者徐铸成，受命到定县采访。短短几天，他感到，定县试验区办事处差不多已成了一个小小的新村，生活极简单、有规律，而极富有兴趣，有极简单的运动场、小小的医院、简单的图书馆。定县所见，让徐铸成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过去，徐铸成认为，用教育和社会下层改良的办法来救垂危的中国，太纡远、太空泛了；眼前的所见所闻，却让这个以前在大都市求学的单纯青年，立即改变了极其幼稚的观点。他相信，晏阳初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以及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才是“最前线之革命工作”。像晏阳初的这种试验工作，一步一步虽走得很慢，但进一步便是一步，得一分便是一分。

徐铸成寄回来的通讯《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从1930年1月8日到12日，在《大公报》连载了4天。《国闻周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通讯。1月10日，《大公报》配发了社评《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对于定县的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还与晏阳初的“平教总会”合作，于1934年1月4日开始，创办了《乡村建设副刊》，每月两期，后改为周刊，共出刊70期，为乡村建设事业搭建起舆论平台。

晏阳初在定县平教村治，泽被后世。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

1936年，日本的侵略步伐逐步加紧，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37年，晏阳初接到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的邀请，在湖南实施平民教育和村治实验。此时，已人到中年的晏阳初，以完备的规划、过人的胆略，将村治稳步推进到县政府这一层级，实施新政。他撤销了将近2/3的县级官员，招募了近5000名学者和科学家来参与政府工作。

筹办乡村师范，

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就在北方的平民教育开始起步时，早前追随晏阳初的陶行知，则在南方开始筹办乡村师范，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后辗转杭州学医，但因为不是基督教徒而受歧视并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此间，他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撰写《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赴美留学。他先是学市政，半年后便追随在同是胡适导师的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的门下学教育。回国后虽然走进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甚至都干到教务长的职位，但这位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一直心绪难宁、苦苦寻觅，期望寻找一条能有效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教育途径。

他早在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时，就敏锐地发现中国乡村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他将从西方教育思想中学到的理论，和国内惨痛的教育现实结合起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时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兴起，他决心教育救国，改变只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办学方式，用平民教育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1917年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推动教育改进。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他们在全国18个省、32个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在他的努力下，1925年3月，还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为农民发行的报纸《农民旬刊》。

随着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的快速发展，师资短缺成了最大问题。陶行知与金陵大学乡村教育教授赵叔愚，调查研究沪宁沿线的优良乡村学校，筹办试验乡村师范。乡村师范学校得到批复时，恰逢1927年元旦。而这也就成了最好的新年礼物。陶行知无比振奋，在《我们应当向谁拜年》中动情地写道：“我们吃的喝的穿的无不来自乡下，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吗？”而下乡拜年，最好的礼物就是乡村教育。

1927年3月，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成立，陶行知明确提出培养：（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开学典礼当晚，陶行知与其他几位客人就睡在稻草铺就的“地毯”上，同卧的竟还有一头大水牛，他戏称为“牛大哥”。这个留美学生，开始了脱下西服、穿草鞋和师生一起开荒的生活。后来，他还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并开展了“小先生”运动。1939年7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量难民涌入四川，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示范作用彰显，

乡村建设运动遍地开花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分别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其乡村建设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

梁漱溟曾应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在同时期也效法晏阳初、陶行知，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实验”，以在山东邹平所从事的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最为成功。1931年，他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后，出版《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世以来，由于战乱不已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他在邹平实验县着力建设各种组织，将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同时，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并成立了农村金融流通处、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面对面地为民众服务。为宣传推广农业改良技术，梁还自撰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当年随同梁漱溟来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不下百余人。他们穿粗布衣服，吃家常便饭，跋山涉水，在农村执着地播下理想的种子。其中运作最为成功的，当属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该合作社为农民提供贷款或贷良种棉籽，收棉时还款，“科农贸”结合，造福一方。当时吸引了大量前去参观的外宾和要人，能得到其一捆棉花或一包棉籽，都被视作极大的荣耀。

比晏阳初小3岁的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效法晏阳初，在重庆北碚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2月，卢作孚被任命为四川省江（江北）、巴（巴县）、璧（璧山）、合（合川）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短短三个月左右时间内肃清了峡区匪患后，决心摸索出一套治理峡区的根本之策。鉴于峡区范围内山多田少，土地所出仅敷农家三个月生活所需的现实，卢作孚经过细致调查与缜密思考，提出“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方案，发起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初步目标是将“这乡村现代化起来”“经营成一个灿烂美妙的乐土”。建设主要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到1935年，北碚有统计的植树量即达7万余株；二是大力兴办各种实业，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等。20世纪30年代初，黄炎培在《蜀游日记》中写道：

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两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编辑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有北碚。……在八九年前，（北碚）满地是土匪，劫物掳人，唤做家常便饭，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现在鼎鼎大名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施展他的全身本领，联合他的同志，把杀人放火的匪巢变成安居乐业的福地……把地方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建设得应有尽有。

北川铁路1934年建成通车后，不仅孔祥熙、冯玉祥、刘湘等大人物纷至沓来，且有英、美、加、澳等国使团和国内外报社记者关注。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北碚，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滑翔机表演，还去乘坐天府煤矿小火车。德国人傅德利也不远万里而来，担任西部科学院的昆虫研究所主任。1943年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北碚，曾不无感慨地说，“最大科学中心无疑地是在一座小镇，北碚……这里的科学和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大多数都很具重要性”。抗战时期内迁并在北碚居住的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高度评价了卢作孚的北碚试验。

晏阳初引领，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等分头实施，众多知识分子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推进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改造试验，不仅受到当时政府高层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毛泽东在延安说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还曾对陶行知以“甘当骆驼”的精神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投身平民教育多次称赞，其去世后毛泽东送挽联称：“伟大的人民教育家”。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与其谈话有六次之多，且将梁漱溟送的40万言《乡村建设理论》连夜通读，摘录批注达1500字，对其独到之处不无肯定。对卢作孚，毛泽东后来也念念不忘，两次在公开场合提到是个“人才”。

晏阳初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访谈时说：“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他还曾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参考资料：

1.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吴相湘编《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

4.马东玉编《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5.清秋子编《卢作孚传》，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