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6日，梁漱溟结束自己在邹平的乡建工作，离开邹平到济南，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虽然常常想念远在邹平的老朋友、老学生和父老乡亲，但是因为身负众多责任，时间、精力有限，再加上战乱、交通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再回到邹平。这个遗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才得以弥补。
1950年3月12日晚上7时，毛泽东主席派专车接梁漱溟到颐年堂谈话，在场的有林伯渠。在谈话中，毛主席劝梁漱溟到外地参观访问。毛主席对梁漱溟说：“过去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各地搞乡村工作吗？现在这些地方全都解放了，去看看有什么变化。还有东北各省解放在前，算老解放区了，亦要去看看。”
1950年4月10日，按照毛主席的安排，梁漱溟带学生李渊庭、长子梁培宽首先到达济南，然后22日到达青岛，5月2月到达淄博进行参观。在到达淄博以后得到了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教师刘矫非的热情迎接，当时他正担任博山专署秘书长。在结束淄博的参观之后，刘矫非陪同梁漱溟到了邹平。当梁漱溟一行人到达邹平时已经是5月5日晚上9点半，负责接待他们的是邹平县长杨德贵和文教科长张介安。杨德贵县长见到梁漱溟后，热情地对梁漱溟说：“欢迎梁先生到邹平考察。邹平是先生过去从事乡村建设的地方，风土人情都很熟悉，这次来是故地重游，邹平很多人都很想念梁先生，欢迎梁先生对邹平工作多多指教。”梁漱溟回答说：“我这次来是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实际上是来邹平学习和访问。幸有刘矫非先生陪我而来，他亦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这次希望能了解一些基层农民的情况，同时也顺便看望一别多年的朋友。”
5月6日早饭后，梁漱溟由刘矫非、杨德贵等陪同，先至南门里，看望了刘矫非的岳父刘桂文老先生，然后出南门，沿护城河北岸城墙，西行至西南角，来到了准提庵内夫人黄靖贤女士的墓地。1935年8月20日黄靖贤女士因难产故去，暂厝于此，没想到一去就是十五年。梁漱溟等人在墓前举行了简单的祭祀仪式，然后绕城北折，到东门里参观了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旧址。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里的房屋几乎已经全部毁坏，到处堆满了瓦砾，显得有些荒凉，但梁漱溟当年于办公室门前手植的几棵松柏，却长得非常茂盛，郁郁葱葱，似乎展示着昔日的风采！
梁漱溟与众人边走边谈，努力把所见景象和过去进行比较、回忆。当他们走出东关后，忽见一位农民踉跄追了上来，口里喊着“梁院长！梁院长！”大家听步等候。来人跑上去，握着梁院长的手说：“我是老范，管传达的老范，外国人来参观都是我领他进去······。”梁漱溟紧紧握着他的手，脸上含着笑，眼里却浸着泪水，老范先生由于过于激动，也不知什么好。原来在乡建时期，老范先生一直在传达室工作，也一直以这份工作而自豪，直到1937年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们撤离之后，老范先生仍然呆在传达室等待乡建工作人员的回归。从抗日战争一直等到解放战争，直到研究院因为战乱实在毁坏的不能居住，才不得不离开。老范先生的这段经历是我在阅读《梁漱溟往来书信集》一书时，从老范先生的儿子范印龙给梁漱溟先生的信中得知的，当读到这段内容时，我内心深受触动！通情厚道，明理忠信，是中华民族一直倡导的优秀品质，我们邹平的老范先生对于梁漱溟等乡建同人的这份情谊足可以说明邹平人民是真正继承和弘扬了这种优秀品质的！感动之余，又为不知道这位先生的全名而遗憾，这样一位值得我们记住和怀念的人物如果不能记录下他的完整姓名来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信件里并没有提到老范先生的大名，他的儿子范印龙先生也已经于1992年去世，而他的后代又联系不到。我也曾经询问过郭蒸晨、成学炎、刘庆亮等几位老师，甚至打电话向梁培宽先生咨询，都没有获知确切情况，只好以“老范先生”来称呼这位可敬的老人，如果有知道这位先生大名的朋友，盼望告知。
梁漱溟向老范先生询问了邹平合作社、变工队（中国农村旧有的一种劳动互助组织）、农村生活等情况。回到住处后，梁漱溟又会见了乡建时期的老朋友王印楠、田乐亭、石子玉、高少岩、刘一善、张子言等，并询问了各乡学理事的情况。由于研究院撤离后，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和四年的解放战争，原乡建人员变化很大，有的参加了革命，有的参加了国民党，还有很多人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人事沧桑，令梁漱溟感慨良多！6日午饭后，梁漱溟一行返回周村，离开了邹平。1951年，梁漱溟托在济南的原乡村建设研究院同人曹锡候将夫人黄靖贤的灵柩从邹平迁至北京梁氏祖茔安葬。
1953年9月，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主席因为工农问题产生分歧和争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梁漱溟进行批判的高潮。下面依据敖长春所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之研究》一文所提供的资料对这场批判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954年春夏之交，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个小型批判会，对梁漱溟的所谓反动思想进行批判。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的社论，号召“对于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们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诶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西化派“买办资产阶级”胡适的思想批判运动早在1951年11月“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成立时就开始了，由于梁漱溟始终坚持“伦理本位”“职业分立”“阶级缺乏”等基本观点，所以此社论实际上成了大规模批判梁漱溟“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动员令。
1955年5月11日，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北大学生冯友兰首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接着，吴景超、徐宗勉、千家驹、袁方、艾思奇等数十人先后在《人民日报》《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设》《大公报》等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他的一些社会活动。从中央级报刊到地方报刊，都纷纷刊载数量惊人的批判文章。1955年12月北京三联书店选举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整理为《梁漱溟思想批判（第一辑）》论文集出版。1956年批判梁漱溟之风继续发酵：3月，李紫翔发表《梁漱溟的四十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梁漱溟思想批判（第二辑）》论文集出版；4月，艾思奇发表《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7月，李达发表《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等等不可胜数。
北京的这场批判也影响到了远在千里的邹平县。1953年以后，中央马列学院、山东省委宣传部曾派专人来到邹平，对梁漱溟三十年代在邹平的乡建活动进行调查了解和资料清交工作。后来，这些被查交的资料一部分送交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一部分存于本县文化馆。所幸存于省城的资料保存完好，而存于县文化馆的资料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毁坏。（写到这里，笔者既为这些无价的资料可惜，又感到有些汗颜。）同时，建国之后不少乡建工作人员的命运也在历次运动中发生了变化，这需要另外作文以记录。
1960年，中国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这一年春夏之交，全国政协委员按照惯例要到各地视察，梁漱溟由李渊庭陪同前往山东济南、菏泽、郓城、邹平，了解农村生产情况和农民的生活情况。梁漱溟到达邹平的时间大概是1960年春夏之交（依据郭蒸晨老师著作《梁漱溟在山东》的记载，这次抵邹时间是1960年秋；依据李渊庭、阎秉华著作《民盟历史人物梁漱溟》的记载，这次抵邹时间是1960年春夏之交；依据梁培恕著作《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的记载，这次视察时间应该是1960年初冬。本文酌情采用春夏之交的说法）。在视察邹平的四天时间里，梁漱溟的主要行程有：参观邹平县城的三八水库，视察西董由家河滩人工喷泉和西董农业中学，会晤几位乡建时期的老人，参观唐李庵等等。
据曾经访问过梁漱溟先生的王忠修老师讲述，在1960年之后，梁漱溟的几位学生曾经拜访过梁漱溟，这几位学生就是乡建时期的“延安七君子”。原来为了更好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先生广揽贤才，其中就包括曾经追随陶行知先生办教育的教育家张宗麟先生。张宗麟先生其实是中共党员，当被梁漱溟先生聘到邹平后，他在从事乡建活动的同时，也发展了一部分邹平当地的同学从事革命活动，然而张宗麟所开展的革命活动与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路毕竟是不一致的，因此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在张宗麟走后，原来追随他的不少学生留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些学生以刘瑄、罗琪、戈华、李振江、苗柏杰、霍万侠、张玉山七人最为活跃，这就不可避免的和梁漱溟先生的乡建观念产生冲突，还好梁漱溟先生包容了这些学生。到了1937年底，这七人经过艰难曲折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因此他们被称为乡建运动中的“延安七君子”。在梁漱溟先生政治上靠边站以后，极少有人与他来往，但是这些学生忘不了自己的老师，加之他们在北京也比较方便，于是相约找了一个合适的日子看望梁先生。师生相见，梁漱溟自然高兴，但是除了畅叙感情，这些学生也不可避免地谈起了政治，这就出现了一些尴尬，不过梁漱溟先生并没有在意。
据我向梁培宽先生求证，自1960年梁漱溟第二次回邹平以后直到文革结束相当长的时间里，梁漱溟与邹平再没有其他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再一次显示，自乡建结束之后，我们邹平人民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态度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中国人自古讲仁义为先，通情达理，梁漱溟先生也把“仁”之一字理解为“敏锐易感”的内心品质。只有相交之人互有敏锐易感的内在品质，才能达到心相通、心相亲、情相通、情相亲，也只有在互体互谅、相亲相爱的基础之上，才能和谐地沟通交流，各自把道理讲明白，讲清楚，从而实现合作、团结和统一，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当然实现合作、团结和统一，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并不是生活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人类更为重要的使命还是在要充分发挥自己所特有的在意识和劳动方面的伟大创造力去探索、改造自然界，去发挥人的创造兴趣，展示人的创造才能，体现人的创造本质，这才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最终意义。这也是梁漱溟先生所给予世人的殷殷期待。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了第一步上，这一步当然没有大的错误，而且具有很大的成就和价值。但是没有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进一步向自然发挥国人全体的改造力和创造力则是巨大的问题和失误，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日益丧失活力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近代落后于世界而陷入深重灾难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要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那就需要继承和弘扬这些宝贵的仁义理念、情理观念和和谐思想。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在邹平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漱溟先生和其他乡建工作人员，我们邹平人应该是心怀感激和感恩的。如果单从情理上说，尽管梁漱溟在建国后受到了批判，但是我们邹平百姓还是不应该忘记这位先生，如果能够抽出时间去看看他老人家是否更好一些？当然我在这里发表这个观点也实属站着说话不腰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定有人想念梁漱溟，也一定有人想到北京看望梁漱溟，但恐怕是太多的顾虑阻止了他们的脚步。这种顾虑不仅仅是因为这样行为会担心影响到自己，或许还担心这举动会影响到梁漱溟先生。再加上信息不畅，交通状况也不好，知道梁漱溟先生的住址就很困难，这就从客观上阻止了邹平人民和梁漱溟先生在那段时间的联系与交往，这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
话说回来，纵观梁漱溟一生，对不住他的人也太多了，对于这些不如意他也从没有介怀，所以以他的胸襟和见识，是不会把我们的这点小小失礼放在心上的。在文革结束，各方面条件宽松了一些之后，当重情厚道的邹平人民再次向梁漱溟先生表达了的尊重和敬意并积极交流和采访的时候，九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仍然特别热情的予以欢迎和接待。
这就是一代宗师的胸怀和修养！
本文参考书目：
《梁漱溟在山东》
《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
《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旗手》
《梁漱溟全集》
《民盟历史人物梁漱溟》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