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人生剪影”之三十一　

立足邹平：直面艰苦，甘之如饴

梁钦元

        按照祖父的主张，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选址要离济南远近适中、交通便利，政治上又无太大干扰。当时山东百余个县被分为三等，邹平县算是个三等县；全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地理上，位于胶济铁路沿线，距济南、周村不远不近，交通还算便利。基于上述因素，邹平就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经过实地考察，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空置的旧盐店被定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院址。
　　初到邹平时，祖父年仅37岁，当地某些乡绅听说祖父来邹平搞乡村建设，颇有些不服，还说了些风言风语。一天，祖父来邹平乡下走访调查，请了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还没谈上几句，那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祖父从容地引经据典、对答如流。随后，祖父又主动与他们谈西学，谈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等，几位“足不出户”的老先生顿时傻了眼。走出门来，一位老先生摇了摇头说：“没想到这位先生年纪轻轻，就能学贯中西，佩服啊！”
　　当年投身乡建的那些人，大多是知识分子，有的来自北大，有的是来自燕京大学等其他名校的在读学生和毕业生，总之都来自大都市。他们原来的生活条件、物质生活都不差，来到偏远落后的乡村，是一个多么大的落差！为此他们每个人必须有足够的信念和意志。
　　到了1933年，时年8岁的家父梁培宽跟着我祖母及弟弟（我叔父梁培恕先生），一同从北京把家完全搬到了邹平，租住在当地老乡的房子中，全家人就在偏僻落后的邹平开始了新的生活。在家父年幼时的记忆中，邹平县城最繁华的那条街，就是从县城东门到西门的一条土路。一旦下雨，街上就满是水洼。那时整个邹平县城里没有一栋楼房，全县最高的建筑物是天主教堂。至于自来水、电，完全没有，所以晚上出门就得带上手电筒。而县城街上的店铺零散在住户之间，商业活动很少，人们十天左右来县城赶一个集，也就是老乡们把自己家里产的东西拿出来卖，再换些别的东西回家。
　　祖父并不是住在邹平县城里居高临下地指导乡村建设活动，而是时常深入到邹平下属的各个村镇去。祖父曾感慨地对我讲起他夜宿邹平乡间大车店的情景——深夜的寂静时分，他躺在大车店的土炕上，空气中弥漫着牲口粪便的气味，以及店内住宿的大车夫们的汗味、脚臭味，耳边则可以清晰地听到骡马咀嚼草料的声音，甚至在睡梦中，还会不时地被骡马便溺的声响吵醒。
　　那时的邹平由于发展落后，生活格外艰苦，我祖母就是因此死在了邹平。因为当时她难产，而邹平根本没有医院，也没有新法接生，我祖母在送往临近邹平的周村去救治的途中，人就不行了。可见祖父对乡村建设事业的投入，绝非仅仅是他一人而已，某种程度上，连我祖母的性命都投入其中了！
　　据家父回忆，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前后共计7年，所有办公用房以及教职员工宿舍，都是从老乡那里租来的，或者是用破败庙宇改建的。研究院从未搞任何的基本建设工程，而是把全部人力财力用于邹平农村的经济文化建设，乃至于农民团体组织建设、科技推广上了。
　　乡村建设研究部招收受过高等教育或具备同等学力的研究生，研究程序上先做乡村建设基础理论的研究，再根据个人所长做分科研究，比如农业技术改良研究、乡村教育研究、农村经济及合作社研究、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等等。第一届招生30名，以山东省籍为限，外省自费前来请求附学的，也酌量容纳，这样的人招进来10余个。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的学生是预备到乡村服务的，大概具备初中教育水平，年龄20—35岁之间。训练部的课程非常多，从军事自卫技能到农产制造、金融合作、公安卫生和社会调查统计。
　　实验县的基础行政机构改组则显得更为壮观——祖父干脆取消了原来通常的行政架构，把区、乡、镇各级行政机构都撤销了，而代之以村学、乡学体系与制度。村建村学，乡建乡学，“学众”是村民，“学长”是选举出来的德高望重者，再有精干有为者被选为“理事”，负责集体事务，以期用教育的设施来促成地方基层自治体，用教育的力量来代替行政力量，用教育性之社会组织代替下级行政组织。
　　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快就引发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与国民党邹平县党部的矛盾冲突。他们发现乡村建设研究院根本就不按国民党的一套进行，就开始公开跳出来反对。在县党部门口，他们搭起了两个台子，张贴标语，进行演说，称要“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研究部教师里也有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时年41岁的茹春圃。茹先生闻讯后，径直跑到邹平县国民党党部门口堵着门高声大骂，骂得邹平县国民党党部的那几个人全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可是，最后的结果更令人震惊：当时掌管山东省党政军大权的韩复榘竟然直接下令，将国民党邹平县党部给撤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