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作者艾恺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晚年过着半隐居生活的梁漱溟，是在1980年。

有一天晚上，梁漱溟和家人陪艾恺到一家饭店用晚餐。艾恺看到，上楼梯时，87岁的梁漱溟脚步轻快，根本不须他人搀扶。

当时，整个中国正在朝改革开放的道路转型，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模式化。接待一个外国人来访，会引起各方注意，所以言论须慎之又慎。然而，有一天，在单独交谈时，梁漱溟告诉艾恺，“我是一个佛教徒。”

艾恺很诧异。

他问梁漱溟，“您在1921年不是曾公开宣布弃佛从儒吗?”

梁漱溟和蔼地回答：“这没关系，我抛弃了佛家的生活方式，但又没抛弃佛教。从十六七岁起，我就向往着做一个出家人，但在29岁时我结了婚，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艾恺相信，梁漱溟在某一层意识上一直维持着他的佛教信仰，甚至在向世间宣布他转向儒家时，他也从未改变过。在他，只是把儒学与佛学分了等级。面对世俗生活时，他扮演着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儒家的角色。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佛学——根本智，占有主要地位。

因此，艾恺忽然理解了梁漱溟无意间说的一句话：“我多年的愿望，就是隐居山寺过一个僧人的生活。”

这一点，也让艾恺疑惑。一直以来，梁漱溟以其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而闻名于世。他一生中也曾有过许多机会，但他却从未去山上当和尚。

艾恺知道，要想得到答案，必须深入探究。

1984年，艾恺再次来到北京，他探访91岁高龄的梁漱溟。交流地点，在梁漱溟书房。借由艾恺的观察，我们得以领略梁漱溟晚年的真实生活。

“他清晨5点就起床了，然后照例做一些锻炼。他整天都在工作，或出席会议，或在书房中认真读书、写作。中午睡一小觉。”

“……书房里疏落地放着几个书架，上面放着梁漱溟残存的藏书；一张写字台，一把简朴的直背木椅；两个衬垫椅子，中间放着一个茶几(这是为与来客谈话用的)。里面是梁漱溟的卧室．，里面存放着更多的书籍和文稿，一张简易的木板床。……还有一个小饭厅，里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梁漱溟偶尔也看电视。”

“……当然，他依然吃素，喝白开水。”

艾恺：“您为什么长寿?”

这个问题有些冒昧，梁漱溟毫不介意，“我长寿，并有一个较为康健的体魄，在于面对那些往往使世人心烦意乱的飞石冷箭时，能够泰然处之。”

艾恺眼里的梁漱溟，“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深邃宁静的眼睛，倔强不屈的嘴唇，低沉但是坚定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塑造出了一个安静的、沉着有力的形象。……他那由于沉静而发出圣洁光辉的风采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一尊菩萨像’前”。(以上引文，参考《最后的儒家》)

“一尊菩萨像”，艾恺记录下的这五个字，让我想起梁漱溟写下的两句诗：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初读之时，那句诗给我带来莫大的震撼。这两句诗，成为我尝试契入梁漱溟心境之钥。

大愿者，佛教有地藏菩萨。他曾在佛前发弘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大愿，与填海移山一样，属于难为之事，但也只有菩萨才能为之的事。在佛教中，菩萨度众生，是不拘形式的。菩萨是不著相的，而在家出家皆是形式。

让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是菩萨行愿的落脚点。梁漱溟以佛治心，以儒应世，当然知道如何才是众生能够接受的方式。儒也好，佛也好，这些纷纭的名相，岂知非菩萨以智慧力、行方便法的手段?

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众声喧沸中，梁漱溟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这种与时世格格不入的现象，贯穿了梁漱溟一生。并非他另类独行，也不是故作姿态反其道而行之。对他来说，这是菩萨般“不舍众生”的担当、“自觉觉他”的悲愿、“自利利他”的行动。

他少有大志，对人生问题(人应该怎样活)和社会问题(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追寻不已，进而加入同盟会反抗晚清政府，也曾热心于社会主义。然此间，他忽然“厌恶并轻视人生”，陷入苦闷，几度欲自杀。

也许，“快乐的增长只能伴随着痛苦的增长才能得到”。1916年，苦闷中的他，偶然遇到佛经，顿感倾心。他发现，“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淑?”他借鉴西洋学说，阐述佛家理论，作《究元决疑论》，见赏于时人。

1917年，蔡元培聘他人北京大学主印度哲学教席。他偶然旁及儒家经典，发现佛家讲苦，儒家重乐。他知道，众生是喜欢乐的。于是，主讲印度哲学期间，他对蔡元培说：“除替释迦、孔子发挥而外，不再做旁的事。”又开设儒家哲学课。

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茶地开始了。孔孟儒学“累累如丧家之犬”，成为众矢之的。1920年，他讲演并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提倡儒学复兴，开启新儒家研究的先河。并非要开历史倒车，他知道，佛家救心，儒家应世。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远离官场，走出书斋，致力实践。1931年，他携妇牵雏，前往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力行观音无边的悲心，欲救民众于水火。日本侵华，此实践因战乱终告失败。

抗战伊始，1938年，他组织爱国人土，突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统治地区奔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共同探究中国未来的出路。国共两党冲突加剧，他与众知识分子形成“第三者力量”，居间调停，奔走于国内和平大计。1946年，特务暗杀活动频仍，闻一多、李公朴遇害。在公祭大会上，他以菩萨舍身的大勇气，呼唤第三颗子弹射向他。国共两党，终兄弟阋于墙。他们所做的努力，劳而无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新政协委员。1950年，他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他，并共进晚餐。晚餐时，因他素食，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也统统素食，统一战线嘛!”其后，毛泽东多次找他共商国事。然而，他“不识大体”，在抗美援朝等问题上，直抒己见，终致不快。

1953年，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学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他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列席参加。他为农民鸣冤叫屈，要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问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以今日看，梁漱溟堪称中国“三农”问题的先行者。)他和毛泽东在会议上发生激烈冲突，想看看毛泽东有无“容人的雅量”，毛泽东宣布对他这样的反动分子“不施仁政”，结果他被会议轰下台来。

按照毛泽东指示，他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处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闭门思过的他，为众生慧命再次挺身而出，公开与当局唱反调——“主张批林，反对批孔”。理应识趣的他，进而在政协小组会议上“为孔子辩诬”。随后，招致近一年、100余场批判。他的态度，“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批判会中间休息时，他能够旁若无人，在政协礼堂前厅练拳。批判会告尾声时，主持人间他有何感想，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语一出，与会者皆震惊。

几天后，上面传下话来说，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转移了大方向”。从此，就没有人再与他对阵了。

……

艾恺了解这一切，他想知道的是，“面对命运带给您的诸多打击，像和毛泽东的冲突，像对您的批判，像红卫兵……，您有什么感想?’

梁漱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白开水，淡淡地说：“这对我没有什么。”

有人认为，在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梁漱溟是失败的一方。艾恺不这样看，他的目光穿越历史的迷雾，更深入地发现，对于眼前这位思路清晰、乐观豁达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

在20世纪，无论上半叶的风云突起水深火热，还是中期的群情澎湃如火如茶，他都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力图以一己之清凉，唤醒众生梦中的迷狂!

在他心底，依然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菩萨重返世间

佛经中说，菩萨有四弘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粱漱溟一生行持，都围绕这四句话展开。

1916年，通过佛教实践，他逐渐达到了对这个现实世界的静观。他超离一切相，体认到一切存在的绝对本质——“真如”。他消除了自我精神深处的紧张感，个人之苦就此明晰。同时，他体悟到，人们所看到的大干世界，不过只是些现象而已。

1917年，他辞去在北洋政府内阁司法部的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打算到衡山出家。一路上，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烈情景。他反问自己，个人之苦容易超越，众生之苦如何解脱?他打消出家念头，返回北京。他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

这种舍我其谁的菩萨行愿，与地藏菩萨担当起救拔众生的重任，发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有几分类似。

梁漱溟秉承大乘佛学思想，不求做个自了汉，他更想“不舍众生，不住涅槃”，积极人世。

许多人疑惑，此时的梁漱溟，算是舍佛入儒了?

世人喜“乐”厌“苦”。对于苦乐的研究，成为梁漱溟打通佛两家之门的钥匙。

佛家提倡“苦、集、灭、道”，教人清醒地认识“人生唯是苦”的实相。然而，众生多在迷中，即便知道识苦是良药，众生也心存畏惧不敢走近。《论语》所说，多为乐与忧，而无苦意。既然众生嗜乐，那就用裹了糖衣的苦药丸来改变他们的思想吧。

1931年，他以佛教徒慈悲喜舍之心，创办山东邹平研究院。在一次朝会中，他以“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为核心作了一番演讲。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

菩萨救世之心，庶可见之。

抗战期间，梁漱溟等同仁在香港办《光明报》。后日军占领香港，梁漱溟等人历尽险阻，返回内地。在《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家书中，他写道：“……与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寥寥数语，菩萨应世之心顿见！

1953年之后，原来的“座上客”，突然变为“鸣鼓而攻之”的活靶子，中国科学院专为梁漱溟组织了几次批判会。第一次批判会上，院长郭沫若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责梁漱溟。接下来的批判会，更是一场接一场，其苦不堪言状。

人生逆境中，有些名士忍受不了这般的耻辱，不愿再辱，自折生命之树。梁漱溟深知，风行草偃寻常事。这些逆境，他坦然受之，借此修持“菩萨六度”中的“忍辱”法。

之后，梁漱溟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家“闭门思过”。

然而，这终不过是片刻的宁静。

1966年8月24日，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敲开了梁漱溟的家门。他们翻箱倒柜，遍搜角落，除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对梁家积藏的古籍、字画及东西文化论战时的手札及其他书籍等，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红卫兵”围着火堆喊口号，梁漱溟没有吭声，他知道，“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的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他出来阻止了。

梁漱溟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

“红卫兵”理都不理，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并且对他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

被抄家后，梁漱溟写下诗偈：“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面对众生的愚痴，梁漱溟虽然心痛，但无可奈何。

“红卫兵”占领了梁宅正房、厢房作为“司令部”，将梁漱溟一家集中到南房的一间小屋里。白天，他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批斗有二十余日，幸好身子骨未垮，熬过了炎炎盛夏。夜晚，在蚊虫的侵袭中，他在小屋里藉灯伏案凭着记忆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余字……

随顺因缘，而无执著。他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

1978年春，梁漱溟作《发愿文》：“我今在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无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惭愧……”

1988年6月，95岁的梁漱溟因身体不适入住医院。

据先生长子梁培宽介绍，入院后，梁漱溟不止一次对前来探望的领导说：“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来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生与死，在他眼里，犹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2008年，我见到梁漱溟晚年手抄的《心经》。笔划刚劲，书意挺拔，想像不出这竟然出自九旬高龄的老人之手。

1988年6月23日，你在做什么?

吟哦着“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我问妻子：1988年6月23日，你在做什么?

记不起来了。

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吗?

她想了一会儿，思无所得，反问：有什么大事吗?

我没回答，继而问：你知道梁漱溟吗?

知道。

了解多少?

他早年学过佛，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他研究孔子，搞乡村建设运动，他到过延安，与毛泽东深入交流，他不合时政，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学术界称他为“最后的儒家”……

好，好。1988年时，你知道梁漱溟吗?

不知道。

妻子满是疑惑地望着我——你问这些，有什么关系啊?

……

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在北京协和医院安详示寂。

上午，他心脏出现停跳现象，医生立即着手紧急抢救。他头脑清晰，十分清楚地对医生说：“我需要安静，我要休息。”

“平淡是除病的万应药。(仿佛松开绞索一样。)”—一《深叹心不胜习》中句。

现在，没有什么绞索能够困扰他了。

安淡平和的心境，伴随梁漱溟走完近一个世纪的人间苦旅。

梁漱溟先生具体的辞世时辰，我从先生长子培宽老人处询问得知，是“上午11点半左右”。

1988年6月23日上午12点以前。我在做什么?

那时，我只是一个无知懵懂的少年。

那时，我连梁漱溟先生的读者也不是，根本与他扯不上一点关系。

……烈日，无边无际。热浪，无边无际。

手表的秒针，咔嗒咔嗒，绕着表盘转着，无边无际。它总是这样，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于它来说，与时针、分针会合在12抑或其它数字，没什么区别。它是慢性子，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紧不慢，不激动，不兴奋。

校长讲话的声音忽然停了。我把目光从表盘上挪开，抬起头，看了看主席台。校长正端起水杯喝水，他放下杯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又扭过头跟旁边正襟危坐的县文教局官员低声交流了几句。官员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终于他冲校长点了点头。校长扭过身子，坐正。终于，他朝着眼前的扩音器庄重宣布：“……我们学校有幸成为高考考点，为做好考试准备工作，明天，一二年级的同学正式放暑假。同学们，在假期里，一要做到不读侵蚀思想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二要……：三要……。好!全校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大会，到此结束。”

话音刚落，列队于操场的学生们，兴奋地嗷嗷叫着，四散而去。不一会儿，人群消失了，如同一盆水泼在干旱的地面上。

空旷的操场，只剩下我孤零零的身影。

会开得太长了，一直站着，腿有些麻，有些软，不想走路。

此时，我却感受到几分清凉。

没有风。我抬起头，一片孤独的白云，缓缓漂移进视野。这碧空里的不速之客，刚好走到头顶上，在我周围的大地上，投出一小片浅浅的云影。云影之外，阳光威猛，热浪翻涌。太阳势力所及之处，万物临界熔点。

这偶然的庇荫、片刻的清凉，令我有些莫名的兴奋。白云流动，云影轻移。我迈开双脚，紧随云影而去。

……秒针漫不经心地转动着。许多年过去，我已年过而立，从“奔三”转向“奔四”。我已经不是那个无知懵懂的少年。

想起现在面对充满热恼的繁杂世事，我不再无知吗?不再懵懂吗?

难以给出肯定答案，似乎。

禅师眼中的金刚石

偶然的一次机会，在北京法华精舍，我向当代禅门宗匠净慧法师请益时，谈及梁漱溟先生晚年自言是和尚的事。

法师说：“我见过梁先生多次。他说那句话，应该是在1987年，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的会议上。好像当时，他是第一个发言的。”

当时，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对与会大众说：“我今天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这件事，在我主编的《法音》杂志上报道过。记得当时赵朴初会长曾讲‘梁先生是从不说假话的。他九十五岁讲这个话，九十六岁去世了，我们当时少做一件事——没有追踪，应当问一下，他前生是哪一个地方的禅宗和尚?哪个寺庙?叫什么名字?’”(详见1993年11月《法音》杂志)

“既然梁先生是佛教徒，他为什么不弘扬佛学，而去提倡儒学呢?”我问。

“这是菩萨的悲心与愿力。菩萨一方面难为能为、难行能行，另一方面，谛观众生因缘，行方便法。梁先生在他所处的时代，发现中国老百姓对孔圣人感情深，为让热恼中的众生获得清凉，他就行方便法嘛。”

思及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在水深火热的民国时期，梁漱溟冷静地以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倾，在如火如荼的新中国时期，烈日威猛、热浪掀天中，梁漱溟冷静地以个人之力抗拒着乌托邦式的梦呓与狂想。

“他的一生，就像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我感慨道。

“哪里像冰，他老人家是那个时代的金刚石!”

说此话时，净慧法师语气恭肃，神情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