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学生运动后，梁漱溟因演讲并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暴得大名”，引起广泛关注，包括不少批评。而他自己在书中也常点名批评前辈和同辈学人，不仅不留情面，还往往直斥以糊涂、不通、不懂等语。“受伤”的包括章太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当世高贤，以及早几年“暴得大名”却已名满天下的胡适。
太炎一门似乎没人说什么。梁启超一边则由张君劢和张东荪联手出击，虽也点出梁书只能算“观察”而不能算“研究”，甚至偶尔不点名地说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的影射，大体语气尚温和，仍存君子相。后来陈序经则一面暗示梁漱溟抄袭谭嗣同，一面指出梁自己使用“贩运来的一些东鳞西爪的材料”，以为“样样都好”；同时“又不甘从人，人家的意见，样样都是不好”。
陈序经看到了梁漱溟论学的一个特点，即自我感觉不错，对别人却不那么宽容。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本人对此几乎没什么感觉，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觉。他说自己“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信然。
梁漱溟论学非常诚挚恳切，不喜欢论而不断的含糊态度。如他曾对孔子研究提出正面三问题，便要求大家“一问一答，闪避不得”。他指责或驳斥别人不留余地，也正因自己以一种诚挚的态度治学。
李石岑就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部书许多地方是从“自己的特别遭遇或环境或研究弄成功的一种见解，自然不容易放下去依从他人”。于是“说某人‘持客套的态度’，说‘其实某公所说没有一句是对的’；说‘他们把孔子、墨子、释迦、耶稣、西洋道理，乱讲一气；结果始终没有认清哪个是哪个’”一类表述，“在书内不知道有多少”。李石岑是梁漱溟的朋友，他肯定了“梁君不肯轻易依傍人家”，是“一种可宝贵的态度”，但别人是否能接受这样的诚恳，却要打个问号。
梁漱溟在书中指责胡适，就是一例。先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引蔡元培所说“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并云“仁就是理想的人道，尽人道即是仁”。梁漱溟以为两皆无可非议，“但是这样笼统空荡荡的说法，虽然表面上无可非议，然他的价值也只可到无可非议而止，并不能让我们心里明白，我们听了仍旧莫名其妙”。然后放下狠话：这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孔子的道理，所以他就不能说出使我们明白”。
他又引胡适说孔子“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而主张好德之心“可以培养得成，培养得纯熟了自然流露”一段，指责“他这话危险的很”。人类社会正靠“这种善的本能”取得成功，胡适“不但不解孔子的道理而臆说，并且也不留意近来关于这个的意见之变迁，才说这样话”。梁漱溟甚至说，胡适书中所讲的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的哲学，无多见地，只能“供现代的大哲把玩解闷”。
写中国哲学史的胡适竟然既不理解孔子的道理，又不知道相关意见的后来变迁，还随口臆说，这哲学史的确没多少存在的意义，真是只能“供现代的大哲把玩解闷”了。梁漱溟的打击，不可谓不彻底。
对梁漱溟的挑战，胡适到一九二三年才回应，自称“沉默了两年，至今日开口”，可知早已注意到了。他的不满，显著表现在一小段话中就连用了五个“笼统”，说：
梁先生的出发点就犯了笼统的毛病，笼统地断定一种文化若不能成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笼统地断定一种文化若能存在，必须翻身成为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认是“牢牢地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觉地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条线去走”的了。从那个笼统的出发点，自然生出一种很笼统的“文化哲学”。
这连续的五个“笼统”似乎还未让胡适满足，他继续指出：“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极复杂，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个简单的公式里，这便是笼统之至。公式越整齐，越简单，他的笼统性也越大。”而梁的“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一个简单公式，而不知简单公式绝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结果只有分析辨别的形式，而实在都是一堆笼统话”。
一连串的“笼统”明显表达出胡适的情绪，为梁漱溟所看出，遂致函胡适问道：“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原无嫌怨，曷为如此？”胡适很有礼貌地覆函致歉，但也指出，人若“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此种因自信太过或武断太过，而不觉流为刻薄的论调，亦复不少”。并举出了自己“个人身受”的两个例子。
梁漱溟这才明白是自己先得罪人，更写一函，说“早在涵容，犹未自知”，“承教甚愧！”经此提醒，后来梁漱溟的朋友张申府半开玩笑地说梁和胡适“向来常常对垒互骂”，梁漱溟正式予以否定，再次说明“我于民国十年出版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批评到适之先生处不少，然适之先生之转回批评我”，已在一年多之后，其间并无什么“彼此互不相让而急相对付的神情”，故张申府对双方均属“失言”。梁漱溟还特别提出：
今日之中国问题实在复杂难解决，非平心静气以求之，必不能曲尽其理。若挟意气说话，伤个人感情事小，诚恐天下事理转以意气之蔽而迷晦。
然而几年后梁漱溟旧态复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打击了张君劢、丁文江、胡适和吴鼎昌等多位著名学者，说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
这次李安宅对他提出了质疑，以为批评者的“责任是指明怎样不对，错误在哪里”，而不是简单予以否定。但对梁漱溟而言，他或不过在就事论事，并未“挟意气说话”。至于听者是否感觉“伤个人感情”，他可能真“没往心里去”，故此浑然不觉。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反响热烈。在众多批评中，胡适的意见虽晚出，却是梁漱溟唯一做出回应的。对其余的批评，梁漱溟均未正式回应。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丁伟志先生已注意到，各方评论意见中，“纠正其知识错误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一观察是准确的。当时就有人对梁漱溟予以全面否定，说他“对于东西文化的观察有四点错：一，对于中国文化说错；二，对于佛法说错；三，对于世界未来之文化说错；四，对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说错”。
李石岑也说：“看完这部书之后，知道梁君是我们中国一个纯粹的学者，我对于他这个人的佩服，比对于他这部书的佩服，更加十分。”这其实是一种和缓的批评，后来黄杲读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即“李石岑说这书的作者比这书更可贵”。黄杲也觉得书中最精彩的是梁先生“贯彻全书”的一段“真情实感”，故李石岑“真不曾说错”。换言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本身，反不那么“可贵”。
一本广受欢迎的书得到这样的评价，作者的心情想必很复杂。除胡适外，梁漱溟未曾回应他人的批评，是因为他觉得别人的评论没什么启发，同时他也对一些批评的随意性不满。
在其书《第三版自序》中，梁漱溟感谢了“许多位师友和未及识面的朋友给我以批评诲示”。但补充说，之所以“对大家的批评诲示自始至终一概没有作答”，有“一半是为大家的批评诲示好像没有能引起我作答的兴味”。而且他“很少——自然不是绝没有——能从这许多批评诲示里领取什么益处或什么启发”。稍后他在给章士钊的信中再说，出书“两年以来，批评之文，良亦不可计数，乃俱无所开益，只增否闷”。
十多年后，批评梁漱溟的陈序经也说，“十余年来之解释及批评梁先生者颇不乏人，然平情来说，他们好像看不出梁先生的病症所在”，所作多是“枝叶的批评”。陈序经的意思是只有他真正看出了梁漱溟的病症所在，但他的观察也大体应和了梁氏自己的观感，应可算其“知音”。且此评论已在十余年之后，若所说大致不差，则类似的状况至少十多年未见改变。
不过，对于梁漱溟的沉默，也有见仁见智的不同看法。如王德周就说：“梁先生去年曾被人骂的缄口不言。”在唯一答复胡适批评的那次演讲里，梁漱溟解释了自己沉默的原因，即“大家读我的书，大概都像看北京《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了。作者确曾下过一番心的地方，他并没有在心里过一道，就在这五分钟后便提笔下批评。这种批评叫我如何答？实在不高兴作答！”
那种匆匆一看“便提笔下批评”的现象的确存在，如署名“恶石”的评论者，一面赞扬这书“确是新文化里面第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却坦承“昨天用一天的工夫看完了，今天便要来评”。他知道“梁先生费多少年心血所得的结果，梁先生全副思想底结晶，我随随便便看一遍，就轻易拿起笔来评”，显得过于“大胆”，可能引起旁人“笑话”。
另一对梁漱溟比较同情的年轻人袁家骅也承认，他到写书评的“前几天”才把梁书“略读一遍”，对于这书“非常敬爱，但不妨把一时直感而得的”几点意见“叙说出来”。一个“但”字，表明作者也知道对“非常敬爱”的书本应采取更加慎重严谨的态度才对。
梁漱溟常以己律人，他觉得自己的演讲和著述是非常认真且有体会的，别人似乎很少注意及此。他反对大家像看报纸一样读他的书，简单看看就要评论，实际等于要求别人也认真详细地与他进行长篇讨论。真正做到梁漱溟所要求的只有杨明斋，他是唯一以专书形式来回应梁漱溟的。
据其朋友说，杨明斋之所以写出长篇的批评，就是因为梁漱溟在那次回应胡适的演说中，“说了一大堆”话，以“人家看不懂他的书”作为他不回应的理由。杨明斋听时便“生了气，回到家里就作他的《评中西文化观》的稿子”，很快就写成出版了。
这一批评的长度应当符合梁漱溟的要求，但他仍无回应。有可能是同样不满意，因为在梁漱溟“下过一番心的地方”，杨明斋是否也曾“在心里过一道”，看不太出来。另一种可能是杨书出版于一九二四年，那时梁漱溟正处于烦闷思索之中，关注的“问题”已有所不同，兴趣也开始转向了。不过从前引陈序经的事后总结看，或许杨明斋也仍然没有看出梁漱溟的“病症所在”。
可知梁漱溟对他人批评基本不曾回应，可能真是感觉连反驳的必要都没有。不过，梁漱溟在《第三版自序》中也说，他“虽没能从诸师友处得着启发”，自己却“有许多悔悟”，于是对其中“两个重要地方”做出了新的解释。从新版的“新解释”看，梁漱溟观念上的修正，恰是被人指出过的问题，想来他是仔细看过那些批评的。
这或许是为人实诚的梁漱溟唯一显得有些不诚恳的地方，或许如他自己所说，自从进入北大，“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梁漱溟自信太强，别人的“启发”经其消化，无意中当成了自己的“悔悟”。我自己倾向于后一种可能。前引他明知中国问题当“平心静气以求之”，而仍说出很“伤个人感情”的话，又浑然不觉是在“挟意气说话”，便最能体现梁漱溟的学问真性情，因为他一向就有“始终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主体意识，而较少为他人设身处地。
立言是一种行为，表述的方式直接影响到表述的意旨。梁漱溟的学问本以体悟见长，不以精细著称。他提出中西文化这一代表时代声音的问题，意在让中国文化“翻身”。梁漱溟提问时对别人的批评，也表现出他认识和表述文化的特色。由于他提出的问题太具冲击力，直接触及众多读书人的心扉，所以引来各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本身，过去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实则不仅梁漱溟提出的问题，就是他提问和对待他人批评的方式，也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和反思。
来源：《读书》2017年第7期 作者：罗志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