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祖籍桂林，以桂林为故乡。其曾祖父以广西籍举人考中进士后留在北方做官，遂寄籍北地。

　　梁漱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北京，原名焕鼎，字寿铭，二十岁后改名“漱溟”，取自“寿铭”之谐音。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非进士即举人，真正书香门第。梁漱溟十二岁时，科举制度被废除，他自然无法在科举路上继承父祖衣钵了。其父梁济(曾任内阁中书，后来沉湖自杀，留有《桂林梁先生遗书》)，在当时要算思想较为开明者，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将梁漱溟送人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等新式学校，学习理化英文之类。

　　梁漱溟十七八岁时，即渐具独立思想人格。在中学读书时，即热心于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思索研究。正处青年时代，思想观念自然不甚稳定。他少年时崇拜梁启超，倾向于变法维新；稍后又转向种族革命，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从事推翻满清的秘密活动。辛亥革命起，不到二十岁的梁漱溟担任同盟会会刊《民国报》记者，得以目睹耳闻官场社会种种黑幕，于是又受传人中国未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自著《社会主义粹言》，宣传废除财产私有制。然而此种观念亦未能久驻梁氏之大脑，民国二年，梁漱溟因对现实失望而辞去记者职务，蛰居家中，又开始醉心于佛教教义的研究。可见其时梁氏思想之活跃状态。梁漱溟天资甚高，且从不盲从，于治学自有其独到心得。经过几年研究，他撰成佛学论文《究元决疑论》连载于1916年的《东方杂志》，其大要为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涉及世界本源与人生苦乐诸问题，一时颇有影响。此文于梁氏关系甚巨，一方面使他骤然成名，另一方面也成为他得以踏人中国上层学术圈之媒介。1916年冬，思想开明用人不拘一格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见到梁漱溟并读了《究元决疑论》之后，邀请梁氏到北大担任印度哲学教席，次年冬正式到任。以中学学历而在中国最高学府任教，这大抵可视为凤毛麟角之事。他在北大，先是主讲印度哲学，编著出版《印度哲学讲义》。后来又探讨从哲学角度解释东西方文化异同，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这当然离不开对儒学的探究。

　　从三十岁前后开始，梁漱溟的思想及人生信条又发生变化，由醉心研究学问变为关注现实，开始走出书斋，试图以实际行动变革社会。他先是学孔孟周游各地讲学，宣传其改良社会之主张；继而又前往山东，筹办新式大学，然而此事谈何容易，最后无果而终，但也建起了一所曹州中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国政治形势出现新变化。梁漱溟此时已初步形成了他的一种新主张：通过乡村建设之路促进国家富强。他于1927年南下广东，担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在广东试办了一期讲习所，讲演乡村治理与建设问题。两年后他离开广东北上，先在江苏、河南各地考察乡村治理建设情况，宣传他的主张。1930年初，梁漱溟与彭禹庭等人在河南当局支持下创办了河南村治学院，培养乡村建设干部，他担任教务总长，学院的一切章程、方针和办学方向都由他制定，同时兼任“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的讲授，并任《村治月刊》的主编。此校于当年迁往山东，改名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该院以山东邹平县为实验基地，做了许多实验性的前所未有的乡村建设工作，如建立乡学村学，推行短期义务教育；进行乡村自卫训练，维持地方治安；成立棉花运输、蚕业产销、林业生产等各类性质的农村合作社；研究牛羊饲养法，培育优良粮食棉花品种加以推广；建立农村卫生院，等等。应当说，这一实验是成功的，给中国农村建设创出了一条可行之路。梁漱溟还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两书以宣扬其主张。

　　抗日战争爆发，中断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他也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洪流中。1937年8月，国民政府邀请各党派在野知名人士组成国防参议会，梁漱溟应邀参加，从此与蒋介石、周恩来等领袖人物有了交往。次年他以国防参议员的身份前往延安考察，与毛泽东主席多次长谈，就中国前途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合作抗日基础遭到破坏，梁漱溟与沈钧儒、邹韬奋等民主人士两边奔走，力图弥合裂缝。

抗战终于胜利，然而内战烽烟又起。梁漱溟以国共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派”重要成员身份，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同盟，担任秘书长，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筹办等工作，再次想要以自己区区之力干预变幻莫测的局势，虽然无济于事，且两头不讨好，但其心可嘉。

　　新中国成立，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开头几年仍然保持了与这两位伟人的个人友谊。然而，梁漱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属于孔子所说的坚持自己的观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用俗话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认死理“一根筋不转弯”的人，这种性格其实不适于从政。他的执拗很快便使他跌入深渊。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资格列席了会议。在会上，梁漱溟发言，认为当前政策忽略了农民利益，工人农民地位有“九天九地”之分。此语引起毛、周不快，毛主席予以驳斥，并邀梁面谈。然而梁漱溟坚持己意，不肯服软，且在会上当面顶撞毛主席，遂使事态急转直下。毛怒斥梁漱溟为“用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伪君子”。

　　梁漱溟从此成为批判斗争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当然更是在劫难逃，受尽折磨。

　　等到风雨终于过去，梁漱溟已年过八十。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垂暮之年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光。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正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名誉院长，搬入条件比较优越的新居。他的思想、价值被重新认识，著作《中国文化要义》、《忆往谈旧录》、《勉仁斋读书录》、《梁漱溟教育文集》等等陆续出版再版。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去世。

　　梁漱溟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真儒”、“最后的儒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在其《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中译本序言中说：“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事，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但仅此恐怕还不够，还得加以补充。仅仅有骨气，勇于坚持信念，还不能说是儒家之根本。本来，所谓儒家思想是不易说清也是多有争议的，不过，儒家主张积极用世，主张“爱人”，积极践行理想，这应是毋庸置疑的。积极用世，就要多做实事，多做有益于世人的探索，不能仅仅坐而论道。而坐而论道光说不做，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梁氏则不同，他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致力于探索改良社会、改善民生之道，无论参政、组党、发起乡村建设、调解内战，乃至向当局献言陈词，都是出自这样的目的而踏踏实实做去，而且真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勇气。这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若仅看学问，梁漱溟不能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哲学家；但从积极用世、“爱人”和气节这些角度说，在现当代中国哲学家中，梁漱溟可能是唯一当得起“真儒”称谓的学者和实干家。

　　艾恺说：“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这一点是否属实，只能留待我们的子孙去检验了。

　　(作者：杨东甫，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广西师范学院研究员、教授)

　　原文载于《广西文史》2013年第4期